成因方面

Barik（1971, 1975, 1994）與 Altman（1994）均承認自己對錯誤成因的認定 純粹仰賴個人主觀，故討論他們的成因其實並無多大意義。Falbo（2003）雖將 探究成因納入分析步驟，卻未說明應如何進行；文獻中唯一較有關係的部分，

應是分析過後的資料解讀階段，譬如分析者可探索第二層下的子類別是否由第 一層的任何子類別所造成，但這似乎意味著第二層的成因必然來自第一層。由 於本研究不確定這是否為 Falbo 的本意，故在此不多做臆測。總之，既有的口 譯錯誤分析法，對成因方面的論述可說幾乎為零。

Pym（1992）指出任一類錯誤都可能出自多個成因，相同成因也可能同時 造成多類錯誤，而此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成為口譯錯誤分析的最大癥結。Gile

（1997）曾從認知的角度建構出錯歷程（failure sequence）及走鋼索假設等兩個 理論，指出口譯時認知資源持續處於走鋼索般的緊繃狀態，稍有不慎就會啟動 犯錯的骨牌效應，若出錯的歷程如此千變萬化，其研究之難可想而知，也難怪 Barik（1971, 1975, 1994）與 Altman（1994）在討論成因顯得束手無策。

然值得一提的，是Barik（1971, 1975, 1994）提出的成因，引發了遺漏究竟 是策略還是錯誤的爭議。質疑 Barik 者認為因策略而造成的遺漏不是錯誤。

Pöchhacker（2004）就指出譯者會刻意落後，以免緊跟反使譯句不流暢，故遺 漏可能是策略而非偏移。Setton（1999）也強調遺漏是語速、語篇、語意及情境 交互作用的結果，一概歸為偏移過於武斷。Gile（1994）則猜測 Barik 未徵詢專 業意見，以致他所謂的遺漏不被接受。這些質疑都言之有理，但也使成因的判 定雪上加霜。就以遺漏為例，若其成因真的是落後，就還須深究此落後背後的 意圖，但其判斷就如成因一般，在口譯研究中目前並無有效的工具可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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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策略是否存在？

從語言習得及溝通理論觀之，策略大多具備兩個性質，其一是它以解決問 題為導向；其二是它屬於刻意行為（Dörnyei & Scott, 1997；Ellis, 1994；Faerch

& Kasper, 1984）。這兩個性質也似乎為研究口譯者所接納（如 Bartłomiejczyk, 2006；Kohn & Kalina, 1996；Riccardi, 2003, 2005）。

或許是因為專業口譯員對「錯誤」一詞難以接受（Falbo, 2003），抑或是 防衛心態使然，部分文獻積極試圖強調口譯歷程的策略性。他們的論點基本上 如下：口譯的歷程複雜，其中問題重重，而為解決問題就須採取策略，使口譯 處處以策略為主，甚至跳過問題不解決都是策略，因為如此才能面對即將發生 的問題，並避免譯句全盤崩潰（Kohn & Kalina, 1996；Riccardi, 2003, 2005）。

在這類論文中，有些提出大量策略因應幾乎所有錯誤類別，如 Salman 與 Al-Khanji（2004）的 15 個、Kohn 與 Kalina（1996）的約 19 個以及 Bartłomiejczyk

（2006）的 21 個，甚至策略數少者亦如此（如 Al-Khanji, El-Shiyab, & Hussein, 2002；Hu, 2006）；有些則專研究遺漏（如 Napier, 2003, 2004；Pym, 2008）。

此外，這些文獻主要採用了三種研究方法：舉例說明（Hu, 2006）、主觀分析

（Al-Khanji, El-Shiyab, & Hussein, 2002；Al-Salman & Al-Khanji, 2004；Pym, 2008）及回顧訪談（Bartłomiejczyk, 2006；Kohn & Kalina, 1996；Napier, 2003, 2004）。

因此，從Barik（1971, 1975, 1994）引發的眾怒及上段各文獻觀之，許多錯 誤其實是行使策略的結果。然若檢視上段各文獻使用的研究方法，會發現證據 似乎缺乏說服力，因為前兩種純粹仰賴主觀，而第三種廣列的策略中有些似乎 不是策略，譬如 Bartłomiejczyk（2006）將以下譯者回顧做為「遺漏型策略」存 在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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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mitted names such as Concord Bridge or Yorktown because they wouldn’t tell much to the majority of Poles, it is enough to say that six years had passed before they won thi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p.164）

但對照至 Bartłomiejczyk 也認同的問題與刻意等兩個條件，這段陳述雖然證明 譯者的確刻意遺漏講者提及的地名，卻不是為解決任何問題。除方法問題外，

不同文獻的結論也不一致；Bartłomiejczyk（2006）發現策略性遺漏相對上少於 非策略性遺漏，與Napier（2003, 2004）的結論有所抵觸，反而顯示口譯的策略 性不如預期。少數目的不在廣列策略的研究也有此結論，如 Gumul（2006）發 現常被視為策略的顯化（explicitation）現象，似乎只是不經意的行為；Korpal

（2012）則指出冗餘訊息是否會遭刻意遺漏似乎因人而異，從使用上也看不出 專家和新手間有何差異。總之，口譯是否為以策略為主的歷程，或者甚至策略 是否存在，目前似乎難以論定。

研究者認為系統性若如 Corder（1967, 1974a, 1974b）所述為錯誤的性質之 一，策略的存在與否似乎也可經由系統性證明。若無法證明某策略的運用有其 固定模式，並能成功解決問題，該策略先歸類為錯誤似乎應較合理。

乙、 接收與表達

本章第一節曾提到 Corder（1974a）認為語言的錯誤可出在表達和接收兩方 面。若依此方式區分 Barik（1971, 1975, 1994）與 Altman（1994）所提出的成 因，則可得下表：

T2-8 Barik 與 Altman 提出的錯誤成因 Barik（1971, 1975, 1994）

遺漏 解釋（成因） 成因類型

M1：跳躍型 X 不明

M2：理解型 譯者似乎聽不懂或譯不出原句。 接收型/表達型

M3：落後型 似乎是因落後原句太遠所造成。 接收型/表達型

M4：組合型 X 不明

41 Altman（1994）

遺漏 解釋（成因） 成因類型

42 X：Barik 並未提供解釋。

表 T2-8 顯示兩人也直覺的從表達與接收面解釋成因；接收面多集中在聽錯、聽

（processing） 溝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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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elli, 2009；Campbell & Hale, 2003），且如 Pym（2003）所述仍在繼續 擴張，已成為可任意增減的多面向概念（multicomponent idea），故現階段幾乎 不可能從中找出類似D2-1 所列的錯誤成因。換言之，本研究應也無法提出明確 的錯誤成因。

在能力構念尚不明確而難以確定成因的狀況下，似乎可考慮先將重點指向 Corder（1974a）提出的接收型錯誤。根據 Cutler 與 Clifton（1999）提出的理 論，口語感知必須經過以下五個階段：

1. 解碼：從背景噪音中分離出語音，並將其轉變成抽象表徵；

2. 區隔：確認語音的組成元素（如是音節或單字等）；

3. 選擇：啟動候選字（lexical candidate），並提取勝出單字的意義；

4. 詮釋：句法分析及論旨角色的判定；

5. 整合：將詮釋結果整合至講者的論述中。

其中第二及三階段合稱為辨識，即 Corder（1974a）所指的接收階段，第四及五 階段則合稱為理解。McQueen（2007）則簡單扼要說明了辨識、理解與溝通之 間的關連：字的辨識是理解歷程的關鍵核心，故能決定溝通的成功與否。這意 味從辨識到理解這段接收的過程，與表達時出現的錯誤之間或許有關，且此關 連不宜如 Barik（1971, 1975, 1994）與 Altman（1994）般以主觀推論；縱使有 理，也不宜照單全收，因為不論成因在於接收或表達，都無法從錯誤的外觀加 以區分。

辨識是口譯研究中較冷門的主題。Lambert（1983, 1988）似乎是繼 Carey

（1971）與 Gerver（1974）後曾在研究中探討辨識者，但其研究重點不在辨識 本身，而是透過字辨識、句辨識及理解度等三種測驗比較聆聽、跟述、長逐步 口譯及同步口譯的處理深度（depth of processing）。相對於辨識，理解方面的 研究較為熱門，且目的多在探索口譯的理解歷程是否有別於一般理解歷程（如 Dillinger, 1989, 1994；Bajo, Padilla, & Padilla, 2000；Bajo et al., 2001；Ibáñ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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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zo, & Bajo, 2010）。然而，以上文獻都以同步口譯為主，逐句口譯則尚無 類似研究。在無前例可循的情況下，欲探索逐句口譯時各類錯誤與口語感知間 的關係，似乎可參考 Lambert（1983, 1988）的研究將辨識及理解任務納入實驗 中，並透過相關分析檢驗兩者如何影響錯誤的發生。

丙、 長度與速度

在本研究中，長度和速度為視為譯句及原句的既有特徵，可經由句內分析 探索長速度與各正誤譯及譯出/未譯出類別間的關係，使錯誤的描述更為完善。

然而，長度與速度一般也被視為句子是否容易理解的指標（Perera, 1980），且 部分研究口譯者，也曾試圖檢驗原句的長速度能否影響口譯的難易。譬如，

Gerver（1969）發現速度快的文本，會使同步口譯的品質下降；Liu（2001）採 用以句長為變項之一的 Flesch-Kincaid 易讀性公式計算原文的難度，並分析難 度不同的文本對同步口譯能力不同者的影響，最後發現 Flesch-Kincaid 指標與 句速似乎都無法預測能力不同者的表現；丘羽先（民 95）以及 Liu 與 Chiu

（2009）則檢驗了 Flesch-Kincaid 易讀性分數、訊息密度（命題數除以字數）

與新訊息密度（新訊息除以命題數）對長逐步口譯的難度有何影響，而結論是 各指標都無法反映難度；賴則中（民 99）也根據包含 Flesch-Kincaid 易讀性得 分等多種指標分析原句難度對視譯的影響，但發現原句的長度似乎是可靠的難 度指標。從以上文獻觀之，原句的長速度能否預測口譯的難易尚無定論。

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研究都未深究原句佔用時間可能造成的影響。相較 於速度，不論 Flesch-Kincaid 指標、訊息密度、命題數或字數，似乎都難以呈 現口譯與時間的密切關係：同樣是十個字的句子，以五秒或十秒說完就有所不 同；同樣是十個字的句子，要記五秒還是十秒也有所不同。換言之，一般以字 數為單位的句長可以秒數代替，訊息密度則可以命題數除以秒數取代，而如此 將時間納入計算，或許能讓既有的可能指標較為敏感。由於長速度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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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譯原句的基本特徵，因此必然是句內與句間分析的項目之一，至於實際採用 的計量單位，請參閱第三章第十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