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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那我就算了，但我發現不是這樣，記者有把我前前後後說的轉個 話做成報導，會讓人家覺得他這篇報導很豐富，起碼他有去採訪的感覺；
就算我請記者去找發言人，發言人還是要來問我，我對自己的判決最清 楚，最能夠做即時的反應，人都是這樣，如果來問，就直接回答，會覺 得那是真的，如果回答說還要回去查清楚，那會讓人覺得就是修飾過的。
（四）法官自行受訪的負面效應
法官自行受訪，某程度上破壞了與發言人之間的互信關係，對於發言人而言，
並不樂見法官自行受訪的狀況，畢竟可能會產生無法控制的負面效應，也可能會 損及司法的客觀中立形象。如同受訪者01 所認為：
如果承辦法官講得好又很正面的話，那當然沒有問題，如果他講得 不好，你幫他擋也檔不住的話，也只好讓記者寫；如果法官受到負面報 導，應該不會願意再如此，我可能會試著跟承辦法官說，你親上火線，
可能沒有幫你緩頰的辦法，會太直接，是否我們來幫你講，你看講這些 是否可以、有沒有要補充的，可能也會把德國不讓承辦法官上第一線的 作法告訴他。
受訪者06 就認為，如果因為承辦法官親自受訪而發生負面新聞效應的狀況，
必須自行承擔後果：
合議庭跟我說他們自己有做Q&A 要發給記者，我就建議讓記者自 行找他們索取，雖然有發言人制度，基本上沒有禁止承辦法官對外說明，
合議庭想要發，我覺得那就由你來發，那是跟法院的新聞稿併行的，發 言人的角色是幫合議庭說明，但合議庭也有權自己站出來講，不透過發 言人，自己講就自己負責，如果造成外界對法官形象有負面的印象，可 能就是你要自己負責任。
雖然記者希望能採訪承辦法官，取得其他媒體所沒有的資訊，但在發現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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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要提供的新聞素材，與官方新聞稿內容有所衝突的狀況，基本上記者基於與 法院長期的關係，並不會去鼓勵承辦法官自行對媒體發言。受訪者 02 是這麼說 的：
承辦法官自行提供的內容與正式新聞稿是一致的，只是法官提供的 內容再多一點，那沒有什麼問題，可是有的是承辦法官版本裡的東西，
是官方版故意砍掉的，人家不讓你出的，我會站在朋友立場，問承辦法 官是否真的要這樣做，這可能會影響到你，你自己覺得可以，我就寫進 去，有時候法官只是一股氣，可能他覺得這個主張很重要，一定要讓記 者知道，但是被審判長或庭長擋下來，我就醜話先講明了」。
在法院判決新聞發布實務上，我們可以發現，判決新聞稿的資訊量，未必能 滿足媒體記者的採訪需求，記者還是會提問、也需要更多新聞素材來豐富報導：
受訪者02 就表示：記者最討厭新聞稿，只有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那樣，那中間 那一塊呢，我們就問這個。受訪者05 也提到：拿到官方新聞稿，私下再問的機 率很高耶，除非覺得這則新聞只要這樣子就可以交差了；新聞稿有、也有判決理 由，這樣就可以足夠上報紙，所以你說新聞稿夠不夠，其實它基本需求是夠，但 是如果有更多，當然是最好。
受訪者06 的工作經驗上，曾跳脫一般實務運作上，在判決宣示後才進行新 聞發布準備的思維，而在宣判前與承辦法官密切溝通聯繫新聞發布事宜，這樣的 方式，可說是將承辦法官與發言人視為一個團隊，而不再是一種單向、線性的聯 繫：
我先跟記者溝通先知道他們想問的點，然後再跟合議庭溝通，請合 議庭提供新聞稿的時候，針對記者的問題給我資料，甚至有些問題不一 定在判決書中有寫到，這樣就可以讓民眾、媒體得到滿意的答案。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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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宣判後要開記者會，時間很短，合議庭也知道他們的量刑會跟社會 的期待有落差，他們在這部分的說明準備得還蠻完整的。經由這樣的說 明，媒體也接受說這樣的判決有它的正當性。整個過程其實也是一個法 律教育，把法院的用心、法官如何辛苦的調查、根據每個犯罪行為去分 類量刑。原本記者第一時間拿到刑度傳回報社的時候，都會傾向批判的 角度，但承辦法官同時提供了非常完整的素材和圖表，記者就說，因為 有很多素材可以報導，他們不用花太多力氣批判，甚至最容易站在批判 面的蘋果日報，還把我們提供的圖表轉換成很生動的圖檔，變成細緻的 一篇報導，描述每個人參與的程度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刑度。一開始民 眾乍聽之下好像有些人判得非常輕，但經過新聞報導後，一些網路留言，
反而都還蠻正面的。承辦法官本來是用表格，後來覺得不夠清楚，就自 己畫樹枝圖，這個圖無法顯現在判決書，但他們很高興地提供給發言人，
告訴民眾他們量刑背後真正的依據，你說他們有沒有額外做，或許沒有，
他們之前可能就有做過，因為這個案子很大，必須要用分類的方式來審 理，這個表達方法是承辦法官自己想出來的。我的想法到合議庭，合議 庭變成一個樹枝圖，到了媒體，又變得更活靈活現，這個創意是共同創 作，每個人都想出一個點，最後呈現到閱聽大眾面前就是一個很清楚的 圖畫。
對於發言人而言，所需要居中聯繫的，只有將記者所關心的問題點帶給承辦 法官，由最瞭解判決內容的承辦法官來進行說明及釋疑，甚至因應被告人數眾多，
每個人的參與情節輕重不同，有輕重不同的量刑，而選擇以樹枝圖的方式來呈現 複雜的判決結果，真正達到讓判決資訊透過新聞媒體傳達給社會大眾的效果。這 個案例告訴我們，發言人在承辦法官與媒體間進行溝通管理，確實能夠讓生硬的 判決資訊用容易親近的方式呈現到社會大眾面前。
發言人將承辦法官納入個案判決發言準備的團隊，密切與法官保持討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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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由承辦法官在宣判時對記者進行較多的解說，對於判決新聞發布工作而言，
呈現的結果可能出乎意料得好。受訪者03 就提到：
一些不是非常大的矚目案件，遇到記者有報導需求到法庭旁聽的時 候，如果承辦合議庭審判長可以簡單說明幾個理由的要旨，記者就可以 回去寫稿，甚至也不需要提供正式新聞稿，合議庭幫忙跟記者講一下，
其實這樣就解決了；宣判時審判長先將判決資料交給發言人團隊，接著 在法庭上進行簡單說明，也可以對新聞發布流程有非常大的幫助，等於 是把記者們都綁在法庭上，他們一定不敢跑，加上當事人可能會來法庭 聽宣判，記者會採訪當事人對判決的意見，我們就可以先開始準備新聞 發布作業。
雖然本研究的前提，是先假設法官與發言人的關係，以一種線性的方式，將 判決資訊由承辦法官移動到發言人，由發言人進行消化、解說，但從上面的訪談 結果，卻發現到發言人與法官間，其實並不一定是以線性的方式進行單向的資訊 傳遞，在前述訪談中，受訪者06 的工作經驗，反而是將他所蒐集到的記者報導 需求先提供給法官，讓法官基於判決的內容，來回應媒體的提問，並與發言人討 論，由發言人提供媒體運作的知識、經驗來一起完成新聞發布工作。相較於單線 式的判決資訊傳遞，從判決資訊的擷取摘要過程，就透過過發言人的居中來回，
進行逐步的消化、轉換，而與媒體的報導需求相呼應，在此來回之中，發言人就 能夠充分理解判決內容，並在宣判當天很清楚地對媒體說明。以受訪者 06 的經 驗，這樣的新聞發布結果是正向的，判決後媒體報導也沒有因為法院判決的量刑 結果低於原本的預期，而有負面的批判。發言人與法官之間要能建立起良好的互 信關係，除了發言人自身豐厚的人際資源外，在法院內由於首長的支持，而舉辦 內部的公關活動，讓法官充分理解發言人的工作流程與目標，縮小了發言人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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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間的認知差距，減少法官因為對媒體的成見而不願意讓判決受媒體報導的疑 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