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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院單方將判決資訊好好對媒體解說清楚就能解決的。
英國社會學家Schlesinger(1989，轉引自孫秀蕙，1997：268-269)指出，消息 來源常基於以下原因而取得近用媒體資源的優勢與權力：組織制度化程度，包括：
組織管理是否完善、長期累積資源是否豐厚、所佔的社會地位等；財務基礎，即 消息來源是否有能力提供媒體資訊津貼(information subsidies)，以影響報導內容；
文化資本，即消息來源的專業性、權威感與可信度等。法院提供的消息本身，專 業性、權威性、可信度固然沒有問題，但法院累積的資源相對薄弱，隨時都可能 因為其他更具社會資本的利害關係人的話語權，使得媒體對個案判決的報導角度 轉而不同。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即使法院發言人將判決結果正確無誤地提供給 司法記者，在司法不信任的社會環境下，發言人也未必能使新聞媒體對於個案新 聞素材採取正向、不批判的報導角度。
從法院發言人的工作現場中，我們抽取出幾項情境因素，包括時間、判決本 身的文體與發布時間、法院體制對發言人的限制，以及發言人所難以處理的，既 有社會文化中對司法不信任的氛圍。受限於時間因素，使得發言人在宣判後到進 行判決新聞發布的準備時間極其壓縮，通常只有不到一個小時的準備時間，加上 要發布的是判決，如果判決內容複雜，承辦法官沒有以新聞稿形式提供精簡的判 決摘要資料，發言人往往難以準備相關新聞發布內容，發言人身為法官，重視新 聞發布內容是否忠實傳達判決意旨，會對記者解說判決內容，但在整體的輿論氛 圍下，有時仍然無法避免新聞媒體為了點閱率，而在個案判決新聞予以辛辣聳動 的標題。
發言人與法官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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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基本上是對於媒體記者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這項態度，使得法官 會認為，發言人的發布判決新聞，是在幫法官「代言」，讓法官不必直接接觸媒 體，而不是出於認同判決對外進行新聞發布的目的，而認為自己是法院判決新聞 發布工作的一員。這樣的想法，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對媒體記者的陌生，甚至恐懼。
法官認為跟記者交談本身，就是充滿陷阱而危險的，因此採取自我保護的態度，
發言人反而成為法官對外的「擋箭牌」。如同受訪者01 提到自己在擔任發言人以 前，對記者採取迴避的態度：有當發言人之前，會覺得法官對記者都能閃就閃，
都是儘量不講、儘量不接觸；受訪者04 也提到自己不會主動與記者打交道，也 不希望記者報導他所作成的判決：我不會主動去跟媒體打交道，也不喜歡跟記者 打交道，在走廊上遇到頂多點個頭；記者最好都不要注意到我，不要報導我的判 決。
法官對記者的負向態度，某程度是由來於一種內部師徒制的口耳相傳，受訪 者04 回想了他自己對記者態度的形成來源：
以前學到的就說記者是兩面刃，我怕講太多會被抓個話柄，就乾脆 不要講，記者不要來煩我，我也不會去跟記者打交道；可能是因為前輩 們有一些經驗，你講的他不寫，你不講的，可能是聊天中不經意的一句 話，就會讓媒體警覺，覺得這句話能夠抓住閱聽者的注意力(就會把拿 來報導)，所以老師就會說，如果對媒體不是那麼擅長，不容易建立媒 體對你的好感的話，與其去接觸讓自己遍體鱗傷，還不如做好自己份內 工作就好；前輩會建議不要刻意去跟媒體建立關係，某程度上是在保護 我們，可能自己受過很多傷。
法官對記者的負面態度，首先會影響到記者採訪判決新聞時的消息來源。如 同前面所分析的，在判決對外宣示前，內容與結論只有承辦法官知道，而由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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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對於記者的負面態度，使得記者幾乎很難直接找承辦法官進行採訪，而必須循 著發言人的管道才能取得判決訊息。受訪者 05 的工作經驗，就感受到法官不喜 歡和記者打交道、拒絕記者採訪的氛圍：法官辦公室的門是進不太去的，他們比 較不願意跟媒體接觸，最常聽到的就是『你去找我們發言人』，比起檢察官，樂 於接觸媒體的法官真的很少數，這應該跟機關的風氣有關，法官比檢察官難找很 多。而即使像受訪者02 般資深的記者，也必須透過經常到法庭旁聽、加上發言 人的引介，才建立起與法官之間的採訪管道：
我是後來透過公關庭長引介，或自己去法庭旁聽，聽了很多次，法 官才知道我的長相，知道我是誰，才沒有那麼排斥，要採訪法官一定要 有交情，至少我有聽過他的庭，有見過面知道是誰，我才會打電話去，
大部分就願意講，偶爾也會遇到不管你是誰，就要你去問發言人，沒有 交情打去的話一定碰壁。
法官對記者的負面態度，其次影響到的是發言人與法官之間有關判決新聞發 布上的互動，畢竟，發言人對於法官而言，是負責對應記者的窗口，把判決資料 交給發言人進行新聞發布，某程度上可說是請發言人「代言」、擋記者，避免因 為不熟悉媒體運作，而無法應對媒體發問，也希望發言人能夠對媒體的負面報導 有所釋疑。誠如受訪者04 所說：
既然是發言人團隊，責任就是要跟媒體之間保持良好的互動跟順暢 的溝通；對於不想跟媒體接觸的法官來說，不要讓法官形單影隻地面對 媒體的責難，起碼是用機關的名義，一方面保護法官，二方面也對媒體 有所回應，不是只聽媒體片面報導，我卻只能啞口無言。
從法官對於發言人角色的認知和定位來看，把判決資料交給發言人代言，並 不一定能與發言人建立信任關係，這裡的信任，指的是一種放心把判決交給發言 人解說、進行新聞發布的態度。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個案判決的說理與 結論，終究是承辦法官做出來的，而判決結果受到輿論責難的壓力，也是承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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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自己所必須承擔的責任，法官認為，發言人僅是代言，無法幫忙分擔這股壓力。
就像受訪者04 所分享的：
我不喜歡我的案子由你（發言人）代表發表自己的高見，除非是涉 及比較原則性的問題；你要讓我感覺你是我的化妝師，要讓我有信任，
我才會把我的事情交給你，不管（發言人）是化妝師還是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都很感謝，畢竟這不是發言人要面對的壓力，但是你願意跟我一起 承擔，至少跟我之間，要讓我覺得你夠專業，羽翼夠寬大可以保護得了 我，否則不管發言人怎麼幫忙化妝，最後要面對的其實是我，還有我們 司法的整體。
在前述公共關係理論所提到的溝通管理，核心是建立「關係」，而關係維護 的成果就是「信任」，嘗試思考發言人究竟應該如何與法官建立信任關係，必須 從發言人本身是否進行與法官間的溝通管理來加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