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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分擔工作、參與彼此人際關係等策略，就關係運作的成果而言，可以從彼此 的互信、滿意度，以及新聞發布工作的成果是否流於形式來測量。這一點，從記 者與消息來源關係的研究上，也可以獲得印證，記者與法院發言人之間的信任，
可以提高彼此資訊提供的互動品質。
而上述組織與利益關係人間的關係研究告訴我們，將法院判決新聞發布定位 在一項公共關係活動，而以「溝通管理」的視角來看發言人的工作內容時，發言 人預先與承辦法官溝通，逐漸凝聚對判決新聞發布的共識，較能避免組織內部的 矛盾或衝突影響新聞發布工作，而在審判活動進行過程中，預先收集輿情狀況，
了解社會大眾對於個案可能的認知與價值評判，以及媒體記者對於法院審判作為 的提問與可能的批評，察知到是否將因此危害法院形象，進行事先的應變、管理，
從管理的角度來看法院判決新聞發布工作，它的準備，就不會是在每個個案宣示 判決之後才開始，加上，判決是法院的日常核心業務，判決新聞發布的目標，是 為了滿足社會大眾對於判決內容知的權利，判決新聞發布工作，更應該本於上述 目標而擬定溝通策略，包括與媒體記者間的、以及與承辦法官間的「關係」，這 項關係建立、維護的成果，展現在發言人與媒體記者間的互信，以及發言人與承 辦法官間的相互信任。發言人居中進行溝通的結果，承辦法官對於判決新聞發布 的相關資訊提供程度，與媒體記者報導素材需求越接近時，就越不會發生因為二 者需求的相互衝突，而影響到判決新聞發布工作的成果。而前述社會資本的研究 也告訴我們，當發言人與承辦法官或媒體記者間建立起良好的關係而產生信任成 果時，發言人在此關係上，便能夠累積出社會資本，並基於這項資本提取資訊及 知識。
法院發言人是站在組織邊界的跨界人
法院發言人，對於法院判決進行對外新聞發布工作時，等於是站在承辦法官 與媒體記者間，對內向承辦法官取得判決相關資訊，轉化為新聞稿後，再對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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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發送。黃懿慧（2002）指出，從系統論的角度而言，公共關係可被視為 組織的一個次系統，而公關人員的角色則被視為「組織跨界人」，在組織與公眾 的關係上，公關人員擔任的是對外代表組織、對內代表外在環境的組織跨界人角 色；而公關或組織溝通人員擔負著組織的界限聯繫任務 （boundary-spanning function），作為組織內部創建意義的關鍵人物，需要配合外界變化與內部需求提 出溝通決策。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法院發言人的角色，並不僅是「新 聞聯繫窗口」，而是在法院組織的邊界上，負責內外的訊息傳遞，進而進行溝通 決策。張惠蓉（2004）將「組織跨界人」(organizational boundary spanners)定義為：
「活動於組織的周圍或邊界，從事與組織相關的工作，聯繫組織本身與外在環境」
的角色；依照Draft（1981，轉引自陳以慕，2011）的定義，組織跨界人為組織成 員，連結所屬組織與外部環境，從事訊息交換的任務，也代替組織決定蒐集的資 訊。
系統理論在探討組織的傳播活動時，進行位在組織邊界與外在環境進行交流 (Transaction)的角色研究。公關人員的工作特性，即為組織跨界人，具有鮮明的對 內擔任組織守門員、對外則代表組織的特色，一方面篩選進入組織內的訊息，另 一方面則負責對外傳送訊息；組織中從事公共關係管理運作的角色，負責與外界 溝通協調並交換資訊，幫助組織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這類屬性的組織角色，必 須「蒐集、處理、儲藏及散布那些促使組織持續運作的資訊」，組織跨界人在組 織的邊界篩選訊息、促進訊息的流通，並應付來自外在系統的各項挑戰，以維持 組織內部系統的穩定與自主。White & Dozier(1992)的研究指出，公關人員的跨界 功能不但有助於管理階層做決策，也是研發上的重要依據，跨界活動應當視為組 織內部資訊管理系統中的重要組件；其扮演兩種角色，一是組織守門員，負責篩 選進入組織內部的訊息，一是組織代表，負責對外傳送訊息（張惠蓉，2000）。
政府公共關係部門，常因各方對於其所扮演的關係角色期望不盡相同，甚至 相互矛盾，而產生角色衝突，例如媒體記者需要採訪報導，經常要求公關人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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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越多、越詳盡的資訊越好，最好還能給予較多採訪上的便利或資訊蒐集上的方 便，但政府公關人員發言卻相對謹慎保守（陳一香，2016）。Goolsby(1992)的研 究，已經指出了政府發言人扮演著中介於組織內外的角色（張惠蓉，2004）。王 韻菁（2011）認為，政府發言人的角色，包括以下面向：一、是政府對外（媒體、
公眾）服務（資訊公開）的專業管理者，也是政府危機處理機制的一部分，必須 正確、完整而有效率地收集、整合政府內部橫向、縱向資訊並加以分析；二、除 了是政府部門或首長授權的代理人外，同時也是媒體、公眾在政府內的代理人，
轉達記者的需求，回應媒體代表公眾的提問；三、在政府機關和媒體、公眾之間 扮演中介角色；四、也是訊息的守門人，是政府機關的形象管理者、形象修復者，
對於政府機關對外發布的訊息瞭若指掌，把關對外發布訊息的內容，拿捏發言分 寸，向媒體與公眾及時提供資訊，獲得公眾的理解與支持。我們可以發現，政府 發言人，具有幾項特色，首先是對外代表政府組織，其次是內部訊息的收集、分 析與整合，第三項則是負責內部、外部訊息的過濾、流動。
陳以慕(2011)提到，組織跨界者為組織成員，因組織交付的任務而與人接觸，
需要同時與組織內部及外部連結，要了解組織跨界人的行為，需考慮組織內、外 部關係形成的兩股力量，這兩股力量，常使組織跨界者處於複雜、動態、相依的 情境中。由於組織跨界者的位置位在組織內、外交接處，來自於內、外相互矛盾 的期望同時加諸組織跨界者身上，Draft(1981)認為，組織跨界者具有資訊中介的 結構優勢，具有詮釋甚至操弄資訊的機會，在管理跨界關係時，因為具有與外界 接觸得以代替組織優先取得並篩選資訊的優勢，會更容易從中協調、折衝、排序、
交涉相互矛盾的利益或意見，而達成跨界關係的目標；而組織跨界者值得信任的 特質，是在執行跨界任務時常用的工具與方法，人際信任可以有效促成跨界關係 的發展，甚至創造出完全不同的關係與型態，但受到這樣的關係牽引，組織跨界 者也可能喪失對環境變動的偵測能力，滿足外來強加在組織資源上的期望，卻犧 牲了組織的利益。組織跨界者在組織內的相對權力是很重要的情境因素，組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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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組織跨界者的職位，是管理跨界關係的基礎，稱為「合法權」；基於職務需 求所取得的資訊與資源，提供組織跨界者「參考權」、「專家權」；組織跨界者個 人值得信任的特質，可將合作規範深植在關係網絡，對所有成員都產生約束力，
促成跨界關係的發展。組織跨界者可以運用上述三種權力來整合、處理不同立場 者對跨界關係的歧見，說服反對者，爭取其他部門的資源及支持（陳以慕，2011）。
法院發言人所在位置，正好橫跨在法院組織與媒體記者間，一方面在法院內 部向法官取得有關個案判決的資訊，另一方面，發言人必須與記者聯繫，以便將 判決資訊向外傳遞，滿足記者的報導需求。跨越在這樣的邊界位置上，法院發言 人跨在組織邊界上，進行判決新聞發布時，同樣也具有對外代表法院，在內部收 集判決訊息，並且在判決新聞發布過程中，讓與個案相關的訊息在內部與外部交 流。發言人一方面基於記者報導的需求，而將來自於外部的訊息對內傳遞，以收 集來自於法院內部的判決相關資訊，但在另一方面，又擔任組織的守門員，處理、
轉化對外流出的訊息，發言人扮演組織內外的「交流」角色，因而必須從中折衷、
協調、交涉組織內外的需求，方能順利完成這項工作。
楊晟佑、王金壽（2017）的研究中提到，法院指派發言人時，並非優先考量
「個性」因素，而是偏向優先考量「資歷」，認為具備相當資歷的法官面對媒體 時才會具備較大的「膽識」。從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發言人在組織內的「職 位」，也就是擔任發言人的「正當性」，以及基於這項訊息交流工作的職務需求，
所受到法院組織賦予的資源或資訊，加上在發展跨界關係時，所經營維持的「信 任」成果，交織在發言人的跨界角色運作上。Organ(1971，轉引自張惠蓉，2000) 則指出，組織跨界人扮演連結角色，必須具有三項特質：首先，必須具有絕佳的 語言駕馭能力及記憶力，時時注意用詞，以免使得對方產生不愉快的聯想，而絕 佳記憶力，則給人亟欲交談的印象；其次，能屈能伸且外向，前者使得組織跨界 人較容易視情況隨時調整行為，後者則使得他們容易與人建立交情並透過交情取 得所需；再者，則是在思考模式上，能夠準確地預測自己的言行對圈外人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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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影響。而在有關組織跨界人如何化解其角色壓力的研究中發現，組織跨 界人在面對角色壓力時，受到二組變項的影響：內部支持與外部支持，前者包括 個人的因應策略與個人的資源，後者則包括社會支持與組織策略。其中，在個人
所造成的影響。而在有關組織跨界人如何化解其角色壓力的研究中發現，組織跨 界人在面對角色壓力時，受到二組變項的影響：內部支持與外部支持，前者包括 個人的因應策略與個人的資源，後者則包括社會支持與組織策略。其中，在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