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台灣脫離日本人的統治，回歸國民政府管轄，1947年發生所謂 的二二八事件，造成先後移民間的不信任。1949年國民政府戰敗遷至台灣後，馬 上面臨合法性危機，為了維護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一方面舉辦地方公職人員 的補選，讓地方派系能分享地方權力，將草根勢力納入政治權力結構中。另一方 面，則是努力發展經濟，藉以確立政權的正當性與厚植實力來對抗對岸共產黨的 威脅。就在上述背景之下，台灣的城鄉空間開始產生變化，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造 成大量城鄉移民，都市化速度加快，大量鄉村人口流向都市，都市面臨服務設施 不足的窘況，再加上地方派系的介入，都市計畫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在在都造 成都市空間的被扭曲利用，與都市違建聚落的產生。
國民政府1949年退守台灣後，面對困頓的環境，記取大陸失敗的教訓，開始 進行一連串改革，一為土地改革，另一為地方政治改革。土地改革在不流血的情 況下達到了土地重分配的效果，除了能掌握廣大的佃農，穩定「外來政權」的正 當性外，也使農民更有強烈的意願去從事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同時解決戰後「
軍需民糧」的情況。換言之，土地改革一方面爭取農民的支持，達到政治上統治 的目的，另一方面則是直接掌握農民的生產剩餘，進而累積國家資本，達到政治 與經濟的雙重目的。在政治調節部分，則是在1950及1951年舉辦台灣地區首次的 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台灣精英納入官僚體系，並分享部分的地方政治權力，藉 以降低可能的政治與社會不安。
1952年至1958年實施了土地改革中的「公地放領」，將接收自日產的土地放 領給農民，但為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實際上政府僅放租全體公有地的5.9％給 佃農。而把一半以上的公有可耕地撥給台糖，以保持台糖賺取外匯的能力（農復 會，1952：95；蕭全政，1995：207）。換言之，政府實則保留大量的公有土地
；而政府也透過農地政策的實施，循次漸進作資源的汲取、生產，而將其影響力 移至農業部門。
第三章 花園城市變成違建聚落的歷史脈絡
新草衙地區在戰後自高雄市政府所接收後，在此時仍維持著農業型態，並未 放領給農民，而是由高雄市政府出租給農民，種植甘蔗，提供小港糖廠之用，以 便賺取外匯，進行著1953年提出的「以農養工」的產業策略。將資金與農業剩餘 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往工業部門，利用農業基礎支持工業部門的發展，使台灣 的經濟與空間結構開始往工業化發展，臺灣的城鄉關係也逐漸依循著「以農養工
」的發展軸線逐步進入1950年代的空間分佈。
二次大戰後兩極化世界系統形成，從而轉變臺灣的國際地位，並在圍堵共產 主義擴張的系統中扮演著前緣的角色，大量來自美國金融、軍事與技術援助注入 台灣，而適時的美援挹注也化解戰後初期國民黨的政權危機，以及讓頹圮的國內 經濟起死回生。美援的挹注除增進國內的交通、電信、電力等基礎建設外，更讓 政府得以利用美援經費推展「進口替代」工業策略，進而形塑「以農養工」的城 鄉發展形貌。政府為充分運用美援，也從1953年起推行第一期四年經建計畫（
1953-1957），以「進口替代」作為發展策略。第一期經建計畫在經濟安全委員 會與工業委員會的主導下，興建農業基礎建設與塑膠工業發展。
1957年，政府推動第二期經建計畫，除延續農業計畫與工業計畫，還包括交 通計畫與四項專案計畫（石門水庫、西部海埔新生地、退除役官兵輔導與興建國 宅），藉由興建國內建設以申請美援的支助。不過到了1950年代末，逐漸產生生 產過剩的現象。因此到了1960年代的經濟策略，遂改為以貿易為主導的「出口擴 張」策略。基本上，美援的挹注帶給臺灣經濟適時援助，政府當局在國內外利益 衝突中，透過臺灣特定的經濟、政治結構性關係，從而利用美援機制，作資源的 汲取與利用，進而改變城鄉關係。但當時除了戰時「防空疏散」的目的外，並沒 有其他具體的都市政策。
在1960年代，美援逐漸減少。為了補充短缺的資金及引進新技術，開始大量 引進跨國企業來台投資，跨國企業不僅提供台灣工業化所必須的資金，其提供的 就業機會也吸引了大量由農村釋出的勞動力。國家在1962年開始實施第三期四年 經建計畫，持續以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擴展對外貿易並加速經濟發展，同時開 始將都市建設列為社會建設的一部分，公共投資著重在都市計畫道路、自來水及 下水道等三項工程計畫，尤其是前者，以促進城市有效率的運轉，加速資本的積 累，國家於高雄港區周圍設置工業區，使得高雄成為台灣重要的生產基地。因此 1960年代工業化的同時，也產生了急速都市化的現象，由於大量人口由鄉村遷往 都市，造成都市地區住宅供給的嚴重不足。
根據1969年到1988年間都市化的速度來推估住宅需要量中發現，台灣的都市 化地區在那二十年之間住宅的需求量為2,123,160戶，相當於每年需要興建都市 住宅約十萬戶才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在如此龐大的住宅需求壓力下，加上國家消
都市違建聚落的形成與轉化—高雄市新草衙的個案研究
極地不介入都市住宅的供給，促使都市的房地產市場成為另一種龐大且快速經濟 利益創造的來源與角逐的戰場，進而導致地方派系積極的參與及介入以賺取超額 的利潤（曾水亭，1988；陳東升，1995）。
到了1970年代台灣遭逢了退出聯合國、領導人改變及石油危機等的重大衝擊
，使得台灣發生劇烈的通貨膨脹與經濟嚴重衰退，政府透過擴大政府支出手段渡 過這段停滯膨脹期。在此期間，台灣的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產業轉向資本密集產 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並展開第二次「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策略。由於經濟的持 續成長，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在保值的預期心理下，不動產成為最熱門商品，
造成其價格大幅上漲。國家為了照顧經濟發展，並無多餘的能力來解決住宅問題
，因而採取放任的方式，由居民自行處理，這不僅造成民間建設的崛起，放任的 方式更影響了都市的日後發展條件。
當時都市問題的背後，是大量城鄉移民所急驟深化的都市化過程，然而國家 的都市平均地權未能及時產生效力，在「漲價歸公」意識形態下的土地稅制，無 法平抑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都市差額地租，以成為地方政府穩定的財源，土地投機 逐漸成為吸納社會投資的海綿，扭曲了土地使用秩序與住宅下濾機制，國際石油 危機所造成的物價波動，成為房地產炒作的導火線，房價自1972年開始節節上漲
，1973年達到高峰，中低收入家庭根本沒有能力購屋。
1980年代由於政治的民主化與自由化，使得台灣長期積累的社會力得以釋放
。產業重心則由勞動密集或資本密集產業轉向技術密集與服務業。在經濟與政治 的雙重重新結構下，使得台灣產生二次戰後的第二次出口擴張。巨額的貿易出超 帶來強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轉換為國內資金後，成為股票與不動產市場的資金動 能，致使股票與不動產價格的大幅攀升，造成受薪階級無力消費，終於在1989年 爆發著名的「無住屋者團結運動」。在龐大社會壓力下，政府以提高存款準備率 以及不動產融資的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來抑制不動產市場的過度發展。
1980年代末期，在全球化的外在發展激勵與內在政經結構變遷的催促下，台 灣的貿易與投資，業已進一步深入整合成為世界經濟中不可割離的一環。同時也 在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的影響下，一方面吸引技術與資本密集的跨國企 業性企業來台投資，另一方面勞力密集的產業則在生產環境的壓迫下不斷外移，
其結果就是台灣從經濟系統中的邊陲位置，轉型成為一個半邊陲經濟體(周志龍
，2003：96)。台灣轉變為以高科技為主的產業結構，新一批的「電子新貴」成 為199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不動產市場的主要買主。
第三章 花園城市變成違建聚落的歷史脈絡
(吳連賞，2004：92)。戰後高雄得以維持其全台第二 遺(曾梓峰，2004：3-21)。
隨著抗戰之後，國民政府遷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