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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中共參與國際安全建制的理論與實踐
前一章的文獻回顧中，本文已針對兩新學派的論爭探討國際建制的功能，在 以此國際關係理論為初步了解背景後，將進一步聚焦至以中共為主體的研究。由 於南海爭端涉及島嶼主權的歸屬，為國際安全議題的範疇，另外基於本文將採取 國際建制的途徑來分析中共南海爭端中的利益視角，故在第二章有必要更深入探 討國際安全建制的概念與發展，而後析證中共參與安全建制的理論及實踐。
第一節 國際安全建制的發展
一、國際建制的概念探討
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與國 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三者，為時常混淆的概念。新自由主義者指 出，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即使一些學者在使用這些概念時有所選擇，但多數情況 卻仍沒有明確的區分；部分學者則認為國際制度與國際建制是相同的意義。1然 而本文研究將採用國際建制的定義，故有必要釐清其間不同的差異：
從新自由主義者的角度來說，國際建制是「有關國際關係特定問題領域，受 到多個政府所認可的有明確規則的制度」；2一般來說，Stephen Krasner 的定義最 被廣泛引用：「國際建制是使特定國際關係領域中的行為者所能共同預期的一組 隱性或顯性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與決策程序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其中原則意指對事實、因果關係與正義的信仰，
規範是以權利和義務定義的行為標準，規則是對行動的準則與限制，決策程序則 指制定和執行集體決策所採行的主要方式。3
由於國際建制具有目的性，乃是就解決某一特定問題領域而設立，故針對不 同問題領域，又有國際安全建制、國際經濟建制、國際環境建制等分類。國際安 全建制可理解為針對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為國際成員具有共同利益下而追求，
能「約束國家間安全關係的某些方面的原則、準則、規範與程序的體系」，4或是
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 33-37.
2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4.
3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p. 2.
4 Harald Mulle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inciples, Norms, and Rules by Governments: The Case of Security Regimes,” in Volker Rittberger & Peter May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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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p. 173.
6 Clive Arc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2.
7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3-4.
8 儀名海，中國與國際組織（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年），頁 317。
9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62-163.
10 Robert O. Keohan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2-16.
11 Ann Kent,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Regimes: The ILO as a Case Study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4 (Winter 1997-1998), pp. 517-532.
12 徐能武，國際安全機制理論與分析，頁 9。
13 曾立仁，從國際建制的規範析論國際反恐合作：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台中：東海大學政治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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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的定義，可以了解國際制度涵括較廣泛的範圍，且較為明確、顯性。
由於現今在許多議題上的國際合作仍在發展中，甚至不以建立國際組織為目標，
例如在南海爭端的處理機制上，中共與有關國家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進行多層次的 協商、交流，並有可觀察到的原則、規則、規範，故後文以國際建制來描述南海 區域的合作較為適宜。
二、國際安全建制
國際安全建制的定義為，約束國家間安全關係的某些方面的原則、規則、規 範與決策程序的體系，14經過前文對於國際建制的理論探討後，可以將國際安全 建制理解為在安全問題領域的國際建制，其目的可以是針對建制外的共同敵人，
也可能是為了減緩衝突、提高信任等目的。而國際政治中，由於一方之所得即一 方之所失的「安全困境」，與一般國際建制相比，安全建制實際上十分脆弱又難 以達成，安全建制由於具有以下特徵，因而與非安全建制有所不同：
1. 安全議題比起如經濟議題，通常涉及更高的競爭性。
2. 無論是基於防禦性或進攻性安全的動機，通常帶來的是相同的行為。
3. 囚犯困境的動態在安全領域中的風險比非安全領域中較高。
4. 察覺他方的行動或衡量他方擁有的安全是困難的。
由於安全對一國的重要性、其本質的競爭性、在該競爭場域中的零和性，且 一國應需要多少安全的不明確性，都將導致囚犯困境的產生，並使安全領域的問 題比起其他領域更為尖銳。其次，決策者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通常傾向單邊行 動與競爭性的行為而非尋求合作的解決方案，此將引起安全建制這種相互克制與 限縮單邊行為的呼籲較不具吸引力。15
然而基於世人對於和平的嚮往，國際安全建制仍是主權國家可以接受的安排，
經過一個世紀多以來的發展，在現今非傳統安全議題逐漸增多的情況下，國際安 全機制仍在全球層次、區域層次中茁壯發展。下文將簡單介紹國際安全建制的發 展，後聚焦於亞太安全建制的形成，以利於了解中共參與安全機制的背景。
（一）國際安全機制的發展
國際安全機制是基於無政府狀態下隨時可能發生戰爭的無序情況，而由主權 國家所作出意圖防止衝突的有序化努力。最早的國際安全機制可回溯至近代歐洲，
14 Harald Muller, “The Internation of Principles, Norm, and Rules by Governments: The Case of Security Regimes,” Volker Rittberger & Peter Mayer ed., Regimes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361.
15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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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拿破崙戰爭席捲歐洲後，由當時幾個歐洲大國領導人 所建立，目的在進行戰後安排、確保歐洲和平的集會，而後演變成協商爭議、避 免衝突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機制。由於對於東南歐與土耳其等「東 方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標誌著歐洲協調的失敗與第一 個國際安全機制的終結。
進入到20世紀的國際環境，由於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拓展，使國際體系由 歐洲進而擴展到全世界。經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進行了兩 次世界性國際安全機制的努力，分別是國際聯盟與聯合國。前者是第一個世界性 的國際安全機制，與歐洲協調相較，在組織程度和正式程度上都有提高，具備自 己的法人資格、代表與超國家的機構，透過由大會通過的正式文件，對國際安全 問題規定了一系列原則、規則和決策程序。然而因為國際聯盟在權力分配上的不 均、主要大國意見與共同利益的分歧，另外也由於無法保障和平及安全的道義上 缺陷等問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證明其功能的失效。16
而聯合國的建立，是基於建立一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之設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所協商建立，於1945年召開制憲會議、通過《聯合國 憲章》而成立。在解決國際衝突的實踐中，聯合國有一項新的發展，即透過逐步 形成一套行動原則、規範與決策程序所形成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在解決 地區衝突中有效發揮了作用。不過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安全機制，是以大國間的 團結一致為前提，在冷戰的過程中，證明了集體安全的癱瘓，即便是在後冷戰時 期，也因為全球範圍內逐漸增多的地區熱點問題，以及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事 務出現，需要仰賴地區性組織與大國集團才能緩解問題，使聯合國在安全領域的 作用與地位有些動搖。17
冷戰的結束是國際安全機制發展的重大轉折，過去基於冷戰兩極對峙的安全 集團，在後冷戰的世界中則必須轉化其角色與功能，於是在此期間的國際安全機 制有了深化與擴展的成長。冷戰結束帶來的兩個後果，使安全建制獲得更大的發 展空間，首先是軍事技術發展導致國家在安全領域的權力分散與轉移，此又使得
「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模糊原先國際關係中的「敵我陣線」，進一步增強了 國際安全協調與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外，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國際體系內的 結構性緊繃有所減弱，使得國家之間往來合作得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18 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加強彼此的共同利益，加上冷戰後的國際安全領域並不 存在絕對的利益衝突、國家間的競爭也不再是完全的「零和博弈」，各國彼此間
16 唐永勝、徐棄鬱，尋求複雜的平衡：國際安全機制與主權國家的參與（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2004 年），頁 54-62。
17 同上註，頁 62-70。
18 徐能武、金賽美，「論軍事技術與冷戰后國際安全機制的成長」，東南亞縱橫，第 6 期（2009 年），頁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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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共同的安全利益，因而能透過國家間的合作實現共同安全利益，
構成了國際安全機制成長的一個重要前提。此外，國家之間共同的安全利益，不 再是團結對抗另一陣營的概念，而是維持全球穩定與和平、避免相互之間的衝突 和戰爭。可以說正是這種「共同不預見」構成了大國安全合作的基礎，形成了國 際安全機制成長的根本動力。19 在認識到各國於安全領域的共同利益，必須透 過國際安全機制來建立、體現和維護後，國家為加強安全與維護國際情勢穩定，
必然將增進國際合作。冷戰後各國為穩定世界和平，在國際安全機制構建方面做 出許多努力正反映了此種共識。
（二）國際安全建制的類型
如前所述，國際建制的設立具有目的性，而建制乃是針對解決某一特定問題 領域而建立，故針對不同問題領域，國際安全建制可分為軍事安全機制、政治安 全機制、社會安全機制等；而再近一步就不同問題領域細分，又可將軍事安全機 制分為集體安全機制、軍控裁軍機制、核不擴散機制、衝突管理機制等。20
從不同的內涵與功能而言，國際安全機制可以分為內向型國際安全機制或外
從不同的內涵與功能而言，國際安全機制可以分為內向型國際安全機制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