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作家

在「身分論」中，學者們認為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創作的作品才能視為原住民 文學。「身分論」的主要論述者為孫大川，會以「身分論」作為原住民文學的界 定主要是希望以原住民身分為出發點，呈現題材與風格上不受原住民文學樣貌的 限制，拒絕讓主流想像介入原住民文學的定義問題，因為那等於是讓原住民文學 概念成為主流想像的書寫對象再度被書寫，而非自己書寫。因此孫大川強調的是

「第一人稱書寫」，亦即主體建構是原住民族文學的首要使命。（奉君山，2010，

頁 55）

以下將以「身分論」為主軸，分別探討圖畫書作者與圖畫書繪者的族群統計。

作者與繪者的族群別將以「台灣原住民兒童圖畫書精選計畫案」的資料為主，再 另外蒐集資料確認作、繪者的族群別。而因為每本圖畫書的作者或繪者不一定只 有一位，且有些作、繪者創作兩本以上的圖畫書，故統計單位以「人次」計算。

再者，作者的統計將包含口述者、故事提供者、原著，繪者的統計將含括攝影者。

此外，在 2000 年以後使出現學校出版或學校與其他單位合作出版，當中的小學 師生合作創作的圖畫書，因無法確認參與師生的族群別，故將其另外列欄「學校 出版品」。

一、圖畫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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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社會政治氛圍。直到 1980 年代，二次戰後接受完整漢文教育的台灣原住民 青壯年一代，對於漢語的使用能力已臻成熟，可以漢文進行主體的書寫。然而在 1980 年代，原住民的書寫行動不是以文學為主，多是評論當時的原住民政策或 當局對原住民文化的扭曲等議題，並發表在《高山青》、《山外山》、《原住民》

等刊物。直到 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令與「報禁」後，使原住民知青有機會在傳 媒發表言論，出版社也開始陸續大量有計畫地出版原住民圖書，內容除了議題論 述，也擴及到傳統文化的記錄、描述與原住民文學創作。¹

陳雨嵐（2008）表示 1990 年代本土化的熱潮也反映到出版界，從出版品內 容到出版形式，從出版者自身結構到市場都發生巨大變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出 版空間全面擴展。對照到表 4-1 台灣原住民族圖畫書出版單位統計，可以發現 1990 年代，出版單位不再只限於政府、出版社或單一單位出版，非營利單位亦開 始出版原住民族圖畫書，這或許是因為 199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實施「文 化藝術獎助條例」²、1993 年調整了過去以中央集權式的操作，改以文化地方自 治化的構想，1994 年的「十二項建設計畫」特別加強社區文化發展，其中「社區 總體營造」（community building 或 community development）統合此一新觀念。

3然而也因為本土化「台灣學」的熱潮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政策讓原住民 知青紛紛投入本土／在地文化的研究書寫行列，甚至成立地方文史工作室或社團。

而比起原住民族文學於 1980 年代便開始有原住民作者的投入，原住民族圖 畫書遲至 1990 年代以後才開始有原住民身分的作者冒出，因在 1980 年代主要是 以議題的擴散、文化抵擋作為書寫的主要目的，發聲對象非為兒童；且於 1990 年代初，主流文學界對於原住民族文學討論的發酵，才逐漸意識到「原住民族『文 學』」的討論議題。⁴再加上，1990 年代原運世代返鄉，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的「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與「社區總體營造」； 1993 年 9 月修正發布、85 學年 度第一學期起實施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其中將「鄉土教學活動」科課程標

1 陳雨嵐，《台灣原住民圖書出版歷程之研究（1980 至 2007）》，頁 67~69。

2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提供經費補助從事文化藝術之創作、出版、調查記錄、展演、營隊活動、

推廣教育的個人、社團或公司組織。（陳雨嵐，2008，頁 70）

3 該政策致使各地的地方文史積極運作，啟動地方自主意識，試圖改善台灣在經濟快速起飛後，

地方與文化失衡的狀態。（陳玉金，2014，頁 103）

4 在 1980-1990 年，原住民作家創作之意圖並非以成為文學作家為目的；而是此創作的行為其實 只是自覺意識下的一種表現。但是，當這些創作數量無形中，累積成為足以討論原住民族文學 的概念基礎時，他們才逐漸意識到「文學」的討論議題。（童信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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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以落實鄉土教育為主軸，「國語」則增列有「課外閱讀」，使得原住民作者注 意到另一個需要開墾的園地。

陳玉金（2014）表示「新課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的實施，對兒童文學而 言，自然有助於本土化，以及注重兒童讀物的傾向。」此外，教育部也在 1994 年 實施「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第一期）」，計畫是「以『適應現代化 生活，並維護傳統文化』為政策目標。」故計畫內容除了延續以往加強教育機會 均等的措施，也提出「保存並發揚原住民各族之語言、文化與藝術，以培養其自 尊心與自信心。」⁵可以說，原住民族運動醞釀原住民族文學自覺，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的政策讓原住民作者有機會投入在地文化書寫，而教育部的「國民小學 課程標準」與「發展與改進原住民教育五年計畫（第一期）」，是讓原住民作家 從原住民族文學範疇，傾向關注到原住民族兒童讀物的契機。

台灣圖畫書於 1970 年代出版事業開始蓬勃發展，然則直至 1980 年代出版社 才跨足原住民族圖畫書，實乃因當時的社會氛圍、本土意識興起、原住民族運動 與報禁的解除，才推展原住民族圖畫書的出版。而原住民作者的創作，1980 年代 雖因原住民族運動而再建構族群認同的原住民族文學，然原住民身分的圖畫書作 者晚至 1995 年才萌芽。而從戰後（1945 年）以迄 1970 年代並非沒有原住民身 分的作者創作原住民族文學，魏貽君（2007）將這段期間的原住民族文學作者分 為「敘事性族語歌詩及族裔意識認同線索」、「游移於山林部落、都市工地的『作 者』」、「中華國族意識凝視下的原住民漢語文學」三類，分述如下：

一、敘事性族語歌詩及族裔意識認同線索：戰後以迄 1960 年代之前敘事性 族語歌詩及族裔意識認同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者」，主要代表者有 巴恩．斗魯（陳實）、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巴力．哇歌斯

（陸森寶）和綠斧固．悟登（黃貴潮）等人。他們並未以作家的身分聯 繫於文壇位置的爭取，反而以日語、羅馬字拼寫的族語（偶雜漢語）進 行敘事性口傳文學的表述及創作，直接對應的受眾是部落族人，其創作 無疑在台灣的原住民族文學發展脈絡以具有先贏者、開創者的精神位格。

5 黃雅平，《以多元文化理論探討我國原住民教育政策之論述與實踐》，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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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移於山林部落、都市工地的「作者」：1950、60 年代的原住民族林班 歌謠「作者」們，即使是以國家行政部門的約聘勞工身分而暫時離開部 落、進入深山工作，惟其勞動的地理空間、歌謠的創作形式依然籠罩在 廣義的原住民族傳統生活領域及部落意識網絡之中；1970 年代前後遷 移都市的原住民工地歌謠「作者」們，那被社會分類系統視之為「差異」

的他者一旦必須或被迫得在公眾場合出現之時，總是不免承受著來自於 外在的社會監視，以及內在的精神否認，致使這個他者難以擺脫「污名 認同」的框架。也因上述社會背景，形成了 1950 年代以迄 1970 年代原 住民族文學「作者」為了家戶生計勞動身體散居於山林工寮、文化身分 認同線索渙裂於都市工地的「離散模式」（disapora model）歌詩創作及 傳唱。

三、中華國族意識凝視下的原住民漢語文學：1950 年代初期以迄 1970 年代 的原住民族文學「作者」類型不必然能以是否居於部落、勞動位置而界 定其作品的「正面族群意識」有無；這段期間原住民族文學的第三種類 型，即是不自覺馴化於「污名認同」的文化分類、社會規約機制底下，

進行所謂「異國情調」況味的漢語文學書寫、發表及出版的「作者」，

箇中的主要代表為其書寫位置游移於部落、都市之間的排灣族陳英雄

（族名：谷灣．打鹿勒，1941 年出生）、阿美族曾月娥（族名：蘇密，

1941 年出生）。

由上可知戰後至 1970 年代的原住民作者多以詩歌創作及傳唱文學，如孫大 川所言：「對我們上一代部落族老而言，唱歌不純然是音樂的，它更是文學的；

他們用歌寫詩，用旋律作文。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就這樣不用文字而用聲音進 行文學的書寫。」⁶此時期的文學非以主流社會的方式，以書寫文學出版的作者身 分，在文壇佔有一席之地。直至 1962 年 4 月 15 日，陳英雄的散文處女作〈山 村〉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後，原住民作者始開始出版書寫的原住民族文學創作。

然因此期的漢語文學創作多為「族群文化位格自我卑微化」、「漢人優越意識」

6 孫大川，〈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台灣文學研究學 報》第 1 期，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5 年 10 月，頁 198。引自魏貽君，《戰後台 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形成研究》，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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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漢語文學敘事⁷，故常被文學批評家、研究者及「原運世代」出身的原住民作者 忽略、冷淡或視之為「尷尬烙印」⁸。

台灣戰後的原住民族文學，由認同至渙裂，由渙裂至污名認同，再到 1980 年 代的文化書寫行動與文化復振運動，多非以兒童為對象來書寫，也沒有原住民作 者創作圖畫書，除了可歸因於社會政治環境外，也因早期圖畫書概念未具體被認 知與印刷和市場環境尚未成熟。

後因教育部的政策，使原住民作者觀注到原住民族圖畫書，並多以神話故事 作為創作的主體，可視為以「原生連帶」指稱的獨特文化、風俗習慣和語言作為

後因教育部的政策，使原住民作者觀注到原住民族圖畫書，並多以神話故事 作為創作的主體，可視為以「原生連帶」指稱的獨特文化、風俗習慣和語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