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的釐清：「認同」和「族群」

一、 認同

認同是個體或群體在感情上、心理上趨於同一的過程；而後心理學家 Erikson 以「自我同一性」的概念，對認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解釋，他指稱認同是自我 或人格的核心，且個體的自尊、依戀感及歸屬感都會深受認同發展過程的影響(轉 引自萬明鋼、王舟 2007：1)。

依據 Erikson 自我認同形成理論，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孩子會經歷「認同 vs.

認同混淆」階段(identity-versus-role-confusion stage)，這是個體自我發展過程中非 常重要的里程碑。由於受到本身歸屬家庭、學校、同儕團體的影響，以及接收到 大眾傳播、社會文化等物的刺激，青少年在其成長過程中，會不斷地改變對自己 的認同；也就是說，這樣的認同是具有連續性的特質，除了在重要他者的脈絡下 完成，更深受其所處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轉引自 Shu 2005：37)。

而後，Marcia 依循 Erikson 的認同概念，再利用探索(exploration)和承諾 (commitment)兩個面向，將認同區分為四種狀態，用以理解認同形成的動態發展 過程。所謂探索，指的是一段掙扎和質疑的時期，個體在這段期間會對其個人認 同的不同層面(如職業、宗教信仰等)開始企圖尋找最後的答案；至於承諾，則是

指個體對上述這些層面的選擇，已經產生一個明確的答案，並開始用具體的行動 去實踐這些選擇。經由這兩個面向，認同狀態於是分為分散型(diffusion，既沒有 探 索 也 沒 有 承 諾 ) 、 早 閉 型 (foreclosure ， 沒 有 經 歷 探 索 便 已 承 諾 ) 、 延 宕 型 (moratorium，已經歷經探索但尚未承諾)與完成型(achievement，經過探索也完成 承諾)(轉引自 Shu 2005：39)。

圖 2-1 Marcia 的認同狀態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青少年階段，個體最重要的發展任務就是達成「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

而此認同還應該具備內在的連續性(continuousness)與同一性(sameness)的特質，

亦即，無論在時間上或空間上，個體均要能體驗到其自身是一個連續的實體，如 此一來，才有助於他對自我概念的統合。藉由針對國中、高中和大學三種不同階 段樣本的調查，陳坤虎等人(2005)發現，隨著年齡上升，青少年的個人認同概念 便越形重要，反之，社會認同概念的重要性則會在大學階段開始退減；此外，在 青少年時期，對各種自我認同內容的探索與危機感之累進頻率，亦會隨著年齡的 發展而上升，由此可見，認同危機確實是受青少年注重的關鍵發展要務。

Ponterotto and Park-Taylor(2007)也認為，影響青少年認同過程有兩個關鍵性 因素，一是危機(crisis)，一是承諾(commitment)；危機指的是青少年必須面對多 種價值的選擇，承諾則是指個人針對抉擇所投入的時間、精力和毅力程度。

Ponterotto and Park-Taylor 還指出，對青少年而言，認同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 和危機，而其生命經驗就是決定認同的關鍵，因此，選擇社會阻力最小的對象，

即是他們的最佳實踐(the best practice)。

許木柱(1990)曾經對認同作用下過一個定義，他認為所謂的認同是一個人將 另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為特徵、人生觀、價值觀等予以內化的一種過程，由於學 習環境的差異，因此人的一生中會發展出多種不同形式的認同，例如自我認同、

性別角色認同、階級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或者是族群認同。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覺「認同」即是指一個個體或群體，對於某一對象或 事件感到贊同的過程，且認同感受會隨著個人生命經驗變換，並受到整體大環境 的影響，對於處在生理及心理快速發展變化的青少年而言，自我認同的完成與否 尤其重要。

二、 族群

「族群」這個語彙在今日的台灣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無論在傳播媒體、學術 研究或政黨政治上，相關的議題總是不絕於耳；然而，族群是什麼？它和種族或 國族有什麼不同？我們應該先有一個基本認識。

一般而言，「種族」具有血源(來源)的概念，它將人類當成一種物種，依其 體質、文化、血源來進行分類工作；而「國族」的核心則是關於主權之政治主張，

它與國家、人民主權、領土統治範圍有關；至於「族群」，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一 種文化上的概念，通常指共同組成一個大社會中的群體，他們主張或相信彼此間 有某種血源、體質、文化或意識上的共同性，足以用來和其他人進行有意義的區 分(張茂桂 2003：216)。

王甫昌(2006：10)對族群做過一個簡單的敘述，他認為族群是指「一群因為 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是被 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不過，由於在現實社會中，若想 以客觀的標準來區分族群類別實屬不易，因此，主觀上的「自我認定」，經常就 成為個體給自己族群標籤的一種依據。

王明珂(2005：12)也曾對族群的本質提出一套看法，他主張族群是由「族群

邊界」來維持，而非單純只是共同擁有客觀體質或文化特徵的一群人，至於造成 族 群 邊 界 的 原 因 ， 則 是 來 自 這 群 人 在 主 觀 上 對 外 的 異 己 感 (the sense of otherness)，以及對內的基本情感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換句話說，體質與 文化特徵並不是定義人群的客觀條件，而是人群用來表現主觀族群認同的工具。

王明珂還強調，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是人們在特定的資源競爭關係中，為了 維護共同資源而產生的，一旦客觀的資源環境改變，經常就會連帶造成族群邊界 的變遷。

事實上，在現今國家政治的發展過程中，族群的邊界還會與國族的力量交互 作用著。林吉洋(2007：130)就在《敘事與行動：台灣客家認同的形成》研究中 指出，「單一族群想像的民族主義雖然導致少數族群『離心而尋求差異性』的力 量，但也會出現另一種尋求『國族與族群協調』的可能，兩者並存互補。」即使 身為支持多元文化主義論者，仍會在民族國家中爭取國家對族群的承認，以及公 共資源的分配權力；於是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與族群政治情境下，他認為相當 程度上，國族認同確實影響了客家族群認同的建構。

無獨有偶，賴盈秀(2003)也在長期對賽夏族的研究中指出，「南庄化番」³原 本只是清朝政府對於人群的一種政治分類，但後來卻成為識別賽夏族族群邊界的 重要基礎；同時，賽夏族各氏族間緊密的親屬網絡、祭典中所共付的職責，甚至 是國家力量的介入，都深深影響著該族群意識的形塑與運作。因此，若只想利用 客觀標準去進行族群識別工作，是無法清楚地將人群分門別類的；身為研究者，

我們必須站在族群邊界形成的歷史和發展之下，才能解釋當代賽夏族人所具有的 多層次族群認同特質。

是故，「族群」可謂在有形和無形的因素下發展著，而當中族群內成員對於 所屬團體的情感依附，以及對團體外成員的異己區隔，均是促成其發展的要件，

3 1826 年(道光 6 年)閩粵分類械鬥被平定後，總督孫爾準上奏將竹塹大屯移於三灣地區，於是三 灣就在官府設屯、設隘，兼顧屯墾與防番效益的新措施下，開始有了大批墾民移入。而原居當地 的部份生番，因配合官府的屯兵制度，擔任隘丁而受清廷賜予漢姓，成為僅納餉而不賦徭役的化 番，在官府文獻中即被稱作「南庄化番」(台灣原住民數位博物館網站資料 2013)。

不論是血源、文化、語言、政治或歷史，往往都只是讓一個族群便於存在的工具，

而非絕對性的判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