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蘇軾寓言寫作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外在因素
外在因素乃是指大環境的風氣對個人創作的影響，其主要作用在於醞釀，為 寓言寫作提供一有利的生發環境。蘇軾於封建社會中乃屬士大夫階層，因此論述 時，亦以大環境對此階層的影響為主，其影響較為顯著者有三，一在政壇，二在 宗教，三在文壇，故以下將依序分述之。
一、好議論、重思辨的風氣
「重文輕武」是宋朝的基本國策，然此乃基於維持政權穩定之權衡措施。宋 太祖鑑於五代方鎮割據為禍，又其取得江山，乃是諸將們黃袍加身的結果，因此，
文武利弊權衡下，宋太祖選擇倚重文官而輕落武將，他曾說：「五代方鎮殘虐，民 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2這是從治與亂的「亂」這一面作為考量點。由於對武將始終有防備之心理，是以 歷代宋帝皆遵循此一國策，從而造成對文官的完全倚重，文人的地位也因此達到
1 轉引自木齋《蘇東坡研究》，1998.10，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248 引。
2 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二〈收兵權〉，三民書局，1973.4，頁 8。
了顛峰的勢態。宋代重文輕武的情形可由兩方面看出來，其一是對於武將權力的 分化與地位的貶抑，其二是廣開科舉干祿之門。
對將權的分化，可從樞密使的設置看出，樞密使的設置可以和統兵的高級將 領互相牽制，高級將領雖統軍，然無發號施令之權，此權在樞密院，而樞密院雖 有制令之權，但並不統軍，由此分權之舉便可達到防止將領叛變的效果；至於武 人地位的貶抑則更是常見，如寇準、呂夷簡等官至相位的儒臣都常常公開羞辱武 將出身的大臣，甚至像狄青這位終北宋一朝難得的傑出將領，雖為朝廷重視，但 終因出身行伍而備受歧視。韓琦曾長期與狄青共事，但常常輕視羞辱他，也因此 狄青耿耿難平，他「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
3除此之外，當時對武人臉上刺字亦是一種不平等的待遇，《宋史》曾載：
青備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
「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
不敢奉詔。4
宋仁宗欲除狄青面涅，反過來說也就表示宋仁宗心裡亦以為刺字並非什麼光 榮之事。由此可見，宋帝對武臣的輕落之甚，同時這也透露出對文臣的倚恃之重，
再從文臣嘲誚武將一事，則更可看出當時文人意氣之盛。
廣開科舉取士是防止武人作亂與倚重文臣的必然結果。個人科舉的成功遠勝 任何軍功，《宋史》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為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5而 宋太祖亦言：「作宰相須用儒者。」6朝廷對進士的高度重視，于是有了「狀元登第，
雖將兵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虜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7的 說法。而進士及第的陳堯咨拒絕「以文換武」一事，則更可見「重文輕武」的嚴
3 王銍《默記》卷上，中華書局，1997.12，頁 16。
4 脫脫等《宋史》第七冊，百衲本二十四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37.1，頁 3654。
5 同註 4，第四冊，頁 1705。
6 王曾《王文正公筆錄》，收於《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3.10，頁 267。
7 田况《儒林公議》卷上，一。
重傾向，故文人地位之高，可想見一般；而其甚者如包拯，在反對仁宗對外戚張 堯佐任命宣徽使一事上，「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終迫使仁宗收回成命，而仁 宗除了抱怨皇后給他添麻煩外，亦無可奈何。
文人地位受到尊崇外，對於言事權利亦給予高度的保障。據聞宋太祖受命三 年，鐫一誓碑於太廟，其誓詞有「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 者，天必殛之。」8文人以是有極其自由的發言權，而面對北宋外有遼夏，內有三 冗——冗官、冗兵、冗費的危機，大臣們紛紛對當時「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 平之實」9的表象紛紛提出不同的改革主張。由於言路廣開，而文人們亦皆欲思治 補天，於是呈現了一片好議論、重思辨的風氣。正如同郭預衡先生所言：
上面大開言路，下面也就大放厥詞，在文人學者中間，好發議論，也就蔚 為風氣。論政、論兵，講學、鳴道，成了一代文章的重要內容。而且，不 僅為文議論，詩也議論，詞也議論，賦也議論。作品中議論之多，超過了 戰國以來的任何朝代。10
正因文人地位提高，言路廣開，是以士大夫們皆銳於思索、勇於質疑，其中 最明顯的便是論「朋黨」。自漢以來，對朋黨一詞甚是忌諱，而宋人則敢於以此為 題而大發議論，如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都對此有過討論。思辨的精神，
使其勇於揭示此忌諱底下的真正癥結：朋黨之患不在結而為黨，而在於人君是否 能辨賢與不肖。宋人對這種敏感議題做出論述，正是好議論、重思辨的風氣下的 結果。
重思辨的精神亦表現在對古人之說的去取，王安石曾言：「善學者讀其書，惟 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11蘇軾 亦說：「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
8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輯自陸游《避暑漫抄》，中華書局，2003.12，頁 8。
9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99.7，頁 226。
10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頁 381。
11 惠洪《冷齋夜話》，收於《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九冊，大象出版社，2006.1，頁 57。
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12對古人之說，並不盲目地全然接受，批判地接 納，正表現出宋人勇於質疑的精神。
由於宋人好議論，是以在政論文章中偶有曉喻事理的寓言出現，如王安石〈與 馬運判書〉中，就有一段「闔門與子市」的寓言：
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13
這是在諷刺當時財政，朝廷搜刮老百姓的錢財就如同「闔門與子市」一般，
王安石尖銳地指出當時談論理財者，不過是「相市於門內而已」的作法，只在分 配領域中打轉，終不能使國家富強。
而蘇軾善喻，故寓言更多地出現在他的政論文章中。如〈策別厚貨財一〉以
「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寂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 臞。」14說明既設轉運使，又有發運，其祿賜之厚，徒兵之眾，則所費必不能不多，
是以冗官造成冗費之弊將不能免。此外尚有「一牛易五羊」15刺上見其利而不視其 弊；「富人營宮室」16言圖治必先立其規摹；「千金之家」17示以「用吾之所長」
之理等等。
再者，重思辨使宋人對周遭事物的觀察，往往能因理性的態度而悟得道理，
而這種記敘往往出現在一些雜記或是傳記中，看來就如同一篇篇獨立的寓言。如 歐陽修《歸田錄》中的「賣油翁」18說明了熟能生巧的道理；王安石的小品文〈傷 仲永〉19則說明若不經過後天的努力學習，即使有再好的天賦也終將淪為平凡。
上述政論文章中雖有寓言出現，然而好議論非必能有寓言，因為政論文章中
12 同註 9，頁 1379。
13 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中冊，2005.5，巴蜀書社，頁 1317。
14 同註 9，頁 269。
15 同註 9，頁 736。
16 同註 9，頁 116。
17 同註 9，頁 285。
18 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2001.3，中華書局，頁 1917。
19 同註 13，頁 1176。
的寓言畢竟不多見於其他文人作品之中，而且奏議制策也未必要以寓言形式進行 論辯與說明。因此，好議論的主要意義乃在於提供了一個重於思辨的環境。寓言 是哲理與故事的結合，重思辨與尚理趣的風氣，正適合於寓言的生長，如同先秦 之時，諸侯力征而各欲圖強，於是為諸子們塑造了一個有利於思想鳴放的環境，
諸子們亦因此而深於思索而善於論辯，從而創造了中國寓言文學史上的第一個高 峰，而有宋一朝的好議論、重思辨正為寓言的生發做了最好的準備。
二、佛教對文人士大夫的影響
「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20。正因為自漢以來的天人之說與陰陽五 行、讖緯迷信之淺陋，無法與具有較高思辨水平的佛學相抗衡，因而對於僧人們 的問難往往無招架之力，如唐代僧人宗密在《原人論》21中，就曾批評儒道二教只 顧今世，在窮理盡性方面遠遠不及佛教。雖說批評儒道二家，然道家學說在本體 論與宇宙論上，自有一套精闢的理論，足與佛學相抗衡，其論「無」與佛家言「空」
同調，心齋坐忘與靜坐觀空之功夫無別，是以士人們往往能藉此以融通佛道二家。
唯儒門淡薄，故宋儒須吸收佛、道的觀點以強化建構儒學，於是宋代乃有理學與 心學之出。由此可窺知，當時佛、道二家之理論與思辨確實深於儒家。
對於儒釋道三家，宋代朝廷基本上是採取並舉的態度。儒家自不待言；至於 道教，宋代諸帝皆有尊崇，而真徽二朝，尤為極盛。真宗屢興土木修建道觀，並 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虛構出道教天尊趙玄朗作為趙氏始祖，尊為「聖祖上靈高道 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徽宗也屢屢編造「天神下降」的神話，崇信道士，屢加 封賞，不惜財力，廣建道觀，甚而於政和七年四月上章冊己為道君皇帝，對道教 的推崇可謂極致。至於宋帝奉佛的原因，則不僅在於宗教能滿足統治者個人的精 神需要，更重要的是能夠對王朝統治起到積極的維護作用。宋太宗曾公開對宰臣
20 志磐《佛祖統紀》，收於《頻伽大藏經》第 88 冊，九洲圖書，1998.10，頁 560。
21 《諸子集成續編》第十九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頁 261-267。
宣稱：「佛圖之教有俾政治。」22真宗〈崇釋論〉也說：「奉乃十力，輔之五常，上 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23此外尚有經濟財政上 的考量，透過鬻碟、賜紫衣師號、徵收「免丁錢」等方式，將民間的財富，經由
宣稱：「佛圖之教有俾政治。」22真宗〈崇釋論〉也說：「奉乃十力，輔之五常，上 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23此外尚有經濟財政上 的考量，透過鬻碟、賜紫衣師號、徵收「免丁錢」等方式，將民間的財富，經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