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文體的邊緣性與滲透性

蘇軾之後亦有效《艾子雜說》之體而作的寓言集，如明‧陸灼撰《艾子後語》，

明‧屠本畯撰《艾子外語》，皆用其人而兼其體，又如明‧劉基作《郁離子》，則 用其體而主角代之以郁離子，都是以一機智人物為主軸；此外亦有以愚人為主角 者，如明‧張令夷所輯之《迂仙別記》，書中以迂公此一愚人典型為主角，這應較 多繼承自先秦鄭、宋人之典型愚人形象，以及《百喻經》以愚人愚事示理的風格。

雖然蘇軾之後亦有繼其作者，然則或入於雜記，或歸於子書，依舊未能取得「寓 言」之名。

逮明末《伊索寓言》傳入中國後，先後以《況義》、《意拾蒙引》、《海國妙喻》

對譯書名。1902 年林琴南與嚴璩合譯此書，便向《莊子》書中借「寓言」此一古 老名詞來對譯西文fable 一語，定名為《伊索寓言》，至此寓言故事方取得「寓言」

之名，此後，「寓言」便成了譯界、學界認定的獨立文體，而「寓言」一詞也漸漸 不限於fable 的意義。如今「寓言」一詞尚包括 parable、allegory 兩種體裁。

由於寓言的名實錯位，是以學者們下定義時，自然先導向《莊子》中去尋，

然而就如陳蒲清先生所說，因為《莊子》對寓言的界說並不強調故事性，故取義 則傾向於譬喻或修辭之說，因此許多定義往往失之過寬；又《莊子》之後因不強 調故事性，反而多僅就寄託性而用之，因此，以古代有「寓言」之名的作品來比 對今日的寓言，自然多有齟齬難合之處。

第二節 「寓言」文體的邊緣性與滲透性

陳蒲清先生在《寓言文學理論‧歷史與應用》（此後皆以《寓言文學理論》簡 稱之）中論及寓言文學的特色時，提出了寓言有兩個總特色——邊緣性與滲透性。

對於邊緣性，他說：

寓言既以形象感人，又以理服人，它是一種邊緣文體。從其寓體看，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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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從其教訓部分看，它是非文學的。古希臘人主要把寓言看做是一種 演說術，是一種修辭手段。亞里斯多德便是在《修辭學》中而不是在《詩 學》中討論寓言的。古代印度人，把寓言看成宣揚宗教（婆羅門教、佛教、

耆那教）的手段，把它編織在宗教經典之中；或者把它看成傳授治國之術 的工具，印度《五卷書》的緣起說：『從此以後，這一部名叫《五卷書》的 統治論就在地球上用來教育青年。』阿拉伯人編譯的《卡里來與笛木乃》

進一步發展了這種觀點。古代中國，寓言主要保存在各個哲學政治學派的 著作中，或者成為遊說人主的工具。¹²

寓言是寓體與寓意的結合，觀其寓體自然是文學的，然其哲理部分卻又具有 非文學的性質，其面目常常因此顯得不夠清晰。由於目的在傳達哲理、教訓，因 此或只視其為教育手段，或作為遊說人主、宣揚學說的工具，導致其文學性的一 面多不為人所注意，甚至褫奪其為文體一員的資格，把它僅視為演說時的一種修 辭手段，是以寓言在古代往往游走於文學與非文學的邊緣。

以上是就其寓言本身雙重性質來說邊緣性的，另外，邊緣性尚表現於寓言與 其他文體之間的雙重身份。

歷史故事總結教訓而突顯哲理，若作者點明旨意，或觀上下文而明作者之旨 趣，則自屬寓言；若無言明，則視為歷史故事亦十分合理，然若讀者客觀解讀出 屬於自己的寓意，則欲視為寓言自無不可，因為畢竟有些故事其表現出的客觀寓 意是十分明顯的。

童話故事若其哲理性十分明顯，則與寓言無別，言其童話可，寓言亦可。如

《伊索寓言》中的「龜兔賽跑」、「北風和太陽」，以擬人的手法，有趣的想像，合 於兒童們喜愛幻想浪漫的心理，而其寓意也是甚為明顯，前者說明「驕傲的結果，

就是失敗」，後者的寓意則是「說服強於逼迫」，在故事與寓意之間，也聯繫得恰

12 同註 3，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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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好處，使兒童於故事中不難理解其中寓意，因此，這兩則故事往往被收入兒童 文學之中，但它們卻是出自於《伊索寓言》，因此它們既是童話又是寓言。但是有 些寓言的寓意就較為深刻而難於理解，必須要有一定的生活經歷，或是有一定的 理性思維方能體悟，像是克雷洛夫寓言的「四重奏」講猴子、驢子、山羊與熊，

沒有演奏的技巧，而只講究誰該坐那個位置；這則寓言便是針對當時俄國政府改 組而發的，諷刺沙皇與大臣皆志大才疏，無論如何改組都是治理不好國家的。像 這般沈重的譏刺，若沒有真切的痛苦感受，是無法體會其用意的，因此，這等寓 言便不適合作童話看待，至於那些寓意玄遠深杳的《莊子》寓言，則自然更不在 話下。

笑話與寓言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心雕龍》便將此二類同歸於〈諧讔〉。

古代有些笑話確實兼具寓言的身份，像是《韓非子》嘲笑鄭人與宋人的寓言，如

「守株待兔」、「鄭人買履」等，其人物愚昧的行為，往往能引人發笑。此外，有 些笑話往往需要短暫思索後，方悟其可笑之處，這種言外有旨的模式，往往合於 寓言另有所寄的性質，因此兩者之間實有相通之處。雖說兩者關係密切，然亦有 別，寓言與笑話的區別，正如同寓言與童話一般，亦是依所寄哲理高下而判之。

有些笑話僅為博君一笑，或只為挖苦揶揄他人，並無深刻的寓意在其中，那些便 只能看做是單純的笑話了。如《啟顏錄‧論難》：

高祖又嘗集儒生會講，酬難非一。動筩後來，問博士曰：「先生，天有何姓？」

博士曰：「天姓高。」動筩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學他蜀臣秦宓，

本非新義。正經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須假托舊事。」博士 云：「不知經之上，得有天姓？」動筩云：「先生全不讀書，孝經亦似不見。

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見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此豈不是天性？」

高祖大笑。¹³

13 楊家駱主編《中國笑話書》，2002.11，世界書局，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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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笑話只是巧用文字的技巧，利用同音異詞的特質來構成截然不同的概 念，最多只是表現石動筩的機智，讓人在概念陡轉，以及在曲解概念的荒謬與引 經據典的正經之間，得到意外的驚喜和快樂，可以說，這僅只是博君一笑或廣為 談助的作用而已，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寓意在其中。

然而，若於幽默中可見哲理、教訓或諷刺，其深刻性自然有別於單純的笑話，

如此，則應以笑話型寓言視之。如《啟顏錄‧辯捷》：

陳朝又嘗令人聘隋，隋不知其人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改變形貌，著故 弊衣裳，詐為賤人供承。客使謂是貧賤，心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語。

白心中甚不平，未有方便。使人臥問侯白曰：「汝國馬價貴賤？」侯白即報云：

「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是伎倆有筋脈，好形容，直三十貫已上；若形容 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貫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馱物，直四 五貫已上；若彆尾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值。」于是使者大驚，

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慚謝。¹⁴

這段故事中，侯白借馬喻人，諷刺了那勢利而無禮的客使，其層層鋪敘，看 似認真回答馬的等級與價格，然最後一語卻直指客使的形容，痛斥類此者一錢不 值，其諷刺既有技巧，又口吻鋒利，能使人於笑中有所領悟。像這一類的故事便 可視作笑話型寓言。

小說與寓言亦有著緊密的關聯，這主要是因為每論小說之源頭，必言及寓言 與神話，因此，有些寓言其實也具備著小說的特質，如孟子「齊人一妻一妾」一 篇，若就寄寓作用方面觀之，則自然是寓言，然而若就表現手法來看，則亦符合 短篇小說之要求。因此，由不同的角度觀看，則寓言亦小說，小說亦寓言，有時 竟難以分辨清楚。雖說兩者頗為難辨，然而，並非全然無別，筆者在此試圖提供 幾個切入點來觀察兩者之間的區別，其一在於寄託性，寓言乃是另有寄託，而小

14 同註 13，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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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則未必要有，如志人小說《世說新語》，內容大多以「史」的角度來收錄名士之 軼事趣聞，其目的主要在於廣談助、悅性情，並無深刻之寄寓，此與寓言之重寄 託有別；有些小說則主題即在故事情節本身之中，而非在言外，此亦與寓言之「藉 外論之」之特色有別，至於寄有身世之悲慨、帶有強烈之諷刺或富有深刻之哲理 者，其亦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則可說與寓言無別，如此類者，便可稱之為寓言小 說，如海明威之《老人與海》，既是小說，亦可說是寓言，對此，則不妨承認其雙 重之身分。其二則在於故事本身，小說的創作必須有一種內在情節的企圖，對於 情節的鋪陳與故事整體的架構必須十分用心與講究，而人物的刻畫也必須是細膩 典型的；至於寓言，則毋須如此大費周章，只要能達到傳達寓意的目的即可，因 此用字較為簡略概括，故事也多以簡潔為要，人物刻畫亦較為粗略而顯得類型，

簡單地說，小說重在故事本身，主要目的便是「說故事」；而寓言則重在「寄託」，

主要目的在於「傳寓旨」。

寓言的邊緣性，因早期重於哲理的教育與遊說的作用，因而使其文學的身份 變得模糊不清，縱使知其為文學之屬，亦容易因身份重合而難以凸顯其特質，因 此造成了對寓言的忽略與其定義上的困難。至於滲透性，亦同樣影響著人們對寓 言的認知。關於滲透性，陳蒲清先生指出有穿插式的滲透與融會式的滲透：

所謂穿插式滲透，便是寓言作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故事插入其他各類著作 之中。在論述性的著作中，它們往往作為一種論據出現。

所謂融會性的滲透，便是寓言的精神和手法融會到了敘事作品之中。¹⁵ 穿插式的滲透，主要出現在說理性或政論性的文章中，寓言則因此常常淪為

所謂融會性的滲透，便是寓言的精神和手法融會到了敘事作品之中。¹⁵ 穿插式的滲透，主要出現在說理性或政論性的文章中，寓言則因此常常淪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