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寓言與儒家

蘇軾於烏臺詩案前，乃為朝廷所重用，因此其儒家積極用世之一面甚為顯著，

論事直切而無畏，立身中正而不隨，如其早年為應舉所作的文章，便具有濃厚的 儒家正統思想，而奏議一類尤是；幾於同時期所作的史論，亦多以孔孟之仁義禮 智作為評斷標準。當時為了樹立儒術之正統，故而抨擊佛老云：「聖人之所為惡夫 異端盡力而排之，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後世之學者，知 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韓非論〉）³，直將申、韓之禍歸咎於老、

莊，又「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難度。王縉好佛，捨人事 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為笑」、「今士大夫以佛老為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老 莊之書不售也」、「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

1 曾棗莊、曾濤《蘇軾彙評》，文史哲出版社，1998.5，冊（四）輯王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 詩序〉，頁 2078。

2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96.11，頁 2813。

3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99.7，頁 102。

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⁴（〈議學校貢舉狀〉） 當時蘇軾認為佛老盛行，非但於治無補，反有流弊，儼然以儒者自任，為政治作 了廓清的工作。

元祐時期，他再度被朝廷起用，雖然經歷了烏臺詩案，然此時儒家用世的心 態復萌，同樣是放言無畏，獨立不隨，縱使於黃州時期大量接受了佛老思想所給 予的慰藉，但論政仍然對佛老有所微詞，故云「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⁵（〈六一 居士集敘〉）。由此可見，蘇軾終其一生，在政治上乃以儒家思想為主，其中又特 別強調民心的重要，其曰：「民者，天下之本」⁶（〈策別訓兵旅二〉），又云：「天下 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⁷（〈上神 宗皇帝書〉），明顯承繼自孟子的民本思想，也因為重民，故蘇軾對「仁」特別重 視，而「仁政」更是他對朝廷的期許。

〈刑賞忠厚之至論〉⁸可說是蘇軾儒學思想的代表作品，也是他早年應舉之作，

說明遇疑當以寬仁為上。該文的思絡是將刑賞之道導源之於愛民，再以對功、罪 之疑所採取的刑賞輕重，來體現君子長者忠厚之心，從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 子長者之道」，天下皆歸於忠厚，故曰「忠厚之至」。

文章一開始就以縱橫家的氣勢指出古代聖王賢君的刑賞之道是「待天下之以 君子長者之道」，刑賞之道的出發點是「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因此，賞善罰惡 僅僅是一種手段，而非是目的，所以，「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

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

由此可知，雖同言刑賞之用，然其目的卻不同於韓非，韓非說「聖人之治國，不 恃人之為吾善，而用其不得為非也。」⁹（《韓非子‧顯學》）以為人性之善是不保

4 同註 3，頁 725。

5 同註 3，頁 316。

6 同註 3，頁 277。

7 同註 3，頁 730。

8 同註 3，頁 33-34。

9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2，頁 1097。

障的，而法的明確性與強制性才是最為可靠的，因此根本上否定了人性之善對政 治的影響力，又何況韓非以為人性本惡，好逸而惡勞，本不須言教化感悟，因此，

據刑德二柄以役使臣民，必使「明君無為其上，羣臣竦懼乎下」¹⁰（《韓非子‧主 道》），才是韓非心中最便捷無虞的方法。

蘇軾的析理論辯文章，常常會有本末思維在其中，用以調和兩者看似矛盾之 處。既曰愛民，何故又用刑，蘇軾以本末釋之，認為刑賞對聖王賢君而言，只是

「末」，使人民感化而復其本性才是「本」；既已用刑賞來公平裁決功過，又何須 賞疑從與、罰疑從去，以本末觀之，刑賞決功過只是「末」，使天下相率歸於忠厚 才是最終目的，這才是「本」。這種崇本而不廢末的方式，往往能起到調和矛盾的 作用，也因此常常成為不同思想流派之間彼此援引的手段。

以上是該文的結構脈絡，也是以邏輯推理的文字部分。而文中值得注意的，

便是在議論中突出的這一段寓言：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

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 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

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其後則點出寓意：

《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 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 也。

本寓言借儒者心中的聖君賢相，來演出蘇軾所欲寄託的忠厚之旨。古代聖君

10 同註 9，頁 67。

賢相的言行，對於儒者而言，其說服力相較於邏輯推論的文字來說，無疑是更為 有力。在漢代常有據《春秋》以決刑獄之事，《春秋》尚且如此，況乎聖人之言行；

在重文輕武，崇尚儒術治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君王莫不以堯舜為期許，

而大臣莫不以伊尹、皋陶等賢相為理想，是以聖人言行若本是如此，則不待文字 論述便已心暗許之，故寓言與議論兩者相形之下，前者似乎更為直接有力。而在 闡明寓意時，蘇軾對仁與義亦有一番新的見解，將「功疑惟重」比於「過乎仁」、

「罪疑惟重」歸於「過乎義」，功疑惟重猶不失為君子，但罪疑從重則流於忍人，

有失君子長者之道，於是乃呼應《尚書》所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不誤。

以仁義來詮釋功罪之決疑，正是蘇軾自出的新解。

此外，本則寓言的使用，還可見到縱橫家與道家莊子的影子。

縱橫家為干時主，常誇大虛設故事並設以懸念，使時主為之吸引而聽之，或 以嚴重之勢態、亡國之徵兆來震撼人主心神，使其聳懼而願聽之，因此，「危言聳 聽」乃是戰國策士言辭的一大特色。蘇軾於此文中，亦假借古代聖君賢臣之形象 虛構一事，雖非危言，然而其事不見古籍經傳，對遍覽群書的考官而言，必然足 以「聳聽」，故考官初見果為之驚喜，加以其後論述精當，層層推進，又為此虛構 之事設下合理的依據。此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虛實相用，是以歐陽修讀之大 為讚嘆而欲擢為第一，故本文之成功，實有得力於縱橫策士強於說人之風。

《莊子》有所謂重言式寓言，即虛構聖賢名人之言行所寫成的寓言，蘇軾借 重堯與皋陶之事以述其「賞疑從與，罪疑從去」的「忠厚」之旨，正合於《莊子》

者。故此寓言乃以縱橫之風，挾《莊子》重言、寓言之體，言儒家仁德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蘇軾之前亦有針對「賞疑從與，罪疑從去」而發的寓言，

此見於劉向《新序》「梁嘗有疑獄章」¹¹：

（梁王）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卒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

11 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1，頁 553-558。

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

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 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

故獄疑則從去，嘗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朱公藉由璧之厚薄，曉諭梁王當以厚德待臣民，其旨同樣亦是「獄疑則從去，嘗

（賞）疑則從與」，然而表現的方式卻不同。朱公說璧乃是靜態的比擬，以璧厚 則價倍，說明君德以厚為貴，蘇軾則是動態的呈現，藉由堯與皋陶的言行來凸顯 忠厚之旨，其一靜一動，顯然蘇軾所虛構者較為生動而有情節張力，同時皋陶的 反對，也才能同時彰顯對刑罰之不苟，而忠厚亦非無原則的寬宥，起到崇本而不 廢末的效果。

再看蘇軾的〈記先夫人不殘鳥雀〉，其所言者在鳥，而所悟者在人；所見為 周遭之瑣事，而所明乃「苛政猛於虎」之治方：

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眾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 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又有桐 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

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 巢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 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苛 政猛於虎，信哉！¹²

人不欲殘鳥雀，則鳥雀自近於人，蘇軾則由此反悟向之「鳥雀巢去人太遠」，當是 人害甚於蛇鼠，在人與蛇鼠的利害對比下，從而體會出「苛政猛於虎」的道理，

由此可見，蘇軾仁民愛物的情懷終究使其未能忘情於社會，而尊主澤民的懷抱則

12 同註 3，頁 2374。

使其終始以朝廷興仁為念，雖與政無涉之事亦能連類思及。

大自然包羅萬象，其所蘊藏的經驗與智慧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蘇軾之 所以能成為北宋大家，除了善讀書、善用書之外，更得力於對周遭事物之留心，

與隨事悟理之聰慧，惟其能留心於自然，故自然乃不吝惜於給予，世界含藏無盡，

其所予者自當遠超書中百倍。

以上兩則寓言都旨在說「仁」，然就寓言創作來說卻有明顯不同，前一則寓 言乃穿插於議論之中，是蘇軾自己虛構創作；這一則則是獨立成篇的寓言，取材 則來自現實生活。夾敘夾議，虛構為之，此當得於先秦縱橫與莊子，氣勢雄健，

虛實相間，觀之心神為攝，可謂子書之流裔；由現實發端，繼而領會道理而獨立 誌之，則應承自柳宗元〈辨伏神文〉、劉禹錫〈儆舟〉、〈昏鏡詞並引〉之屬，

讀來親切自然，寓意雋永，頗有哲理小品之意味。

讀來親切自然，寓意雋永，頗有哲理小品之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