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蘇軾寓言與各家學術
第四節 蘇軾寓言與儒釋道三教合流
儒釋道乃蘇軾思想的三大支柱,三家雖有入世、超世與出世之別,然蘇軾往 往能取其共通處以融會之,故多有打通三家之語,如:
道家者流,本出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 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42(〈上清儲祥 宮碑〉)
指衣冠以命儒,蓋儒之衰;認禪律以為佛,皆佛之粗。本來清淨,何教為律;
一切解脫,寧復有禪。而世之惑者,禪律相殊,儒佛相笑。不有正覺,誰開眾迷。
43(〈蘇州請通長老疏〉)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 殊,其至則同。44(〈祭龍井辯才文〉)
蘇軾除了在思想上援引會通外,寓言也同樣有其色彩,如〈日喻〉45便是以釋 道二家之寓言來解釋儒家之道。首先以眇者問日之寓言來說明「道不可透過輾轉 相傳之聽聞而得」之理,此寓言後來被概括為成語「扣槃捫燭」: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 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
42 同註 3,頁 503。
43 同註 3,頁 1907。
44 同註 3,頁 1961。
45 同註 3,頁 1980-1981。
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 見而求之人也。(〈日喻〉)
蘇軾藉由眇人問日,「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輾轉相之」,其去日也愈 遠,此以責「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道既不可聽聞而得,則何由得之?蘇軾繼以「南方多沒人」揭示求道之之方: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 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 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
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日喻〉)
南人之所以能沒,主要在於日與水居,故而能得水之道,蘇軾藉此以強調學 道當由親身實踐而體之,若不親身體驗而求諸他人言語,則終如北人學沒一般,
未有不溺者也。蘇軾以此二寓言喻求道之理,主要在於責斥「今者以經術取士,
士求道而不務學」的不良風氣,由「經術取士」可知,其所言之道乃是儒家性命 之道,惟時人多空談而少躬學,故作此以砭之。
「扣槃捫燭」乃是從佛典中的「盲人摸象」改寫而來,佛典之本意在於宣傳 佛法廣大,並諷刺那些不信佛法而信外教小道者,就如同那群盲人一般不識全象。
而「南方多沒人」則當啟自《莊子》之「呂梁丈夫」、「輪扁斲輪」,呂梁丈夫 論水之道言:「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達生〉)輪扁述斲輪之技則言:「得之於手而應 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天道〉)由此可知蘇軾寓言受佛道二家影響甚大。
除了以釋道二家寓言以宣說儒家之理,蘇軾亦有自作寓言以會通儒道,此見
於〈思堂記〉46:
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
「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 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
寓言中,隱者之言直是道家語,之後又藉蟻漏喻示「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 間」,看似僅宣說道家之旨,然若就前後議論文字觀之,則可知合道家無思與儒 家之思無邪之說:
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
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沖餘口,吐之則 逆人,茹之則逆餘。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
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 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
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
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蘇軾此寓言在思想上雖合儒道二家,然其用則仍以儒家為主,「君子之於善 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正是無思、思無邪的直接反應,故其用 也,則直言無諱、見義忘利、臨戰不計死生。由於此文作於元豐元年,蘇軾尚未 遭逢詩禍,其後〈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作於紹聖二年,此時蘇軾南貶惠州,
則於儒道思想之基礎上,再融入佛家「無所得故而得」之說:
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便有思 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托於佛僧之宇,
46 同註 3,頁 363。
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47(〈虔州崇慶 禪院新經藏記〉)
〈思堂記〉中的寓言以蟻漏揭示思慮之害人,其意當近於道家「少思寡欲」
之理,而蘇軾卻另作新詮,將道家的「無思」合於儒家的「思無邪」,使「無思」
不再是消極的「空無一思」,而是富有積極意義的「有思無邪」,此後更合以佛家
「無所得而得」之說,則同樣在佛教的教義中注入了儒家積極的色彩,而這也說 明了蘇軾始終是不肯放棄儒家的,因此,即使他在政治上遭受到打擊而變得心灰 意懶,也不至流於佛老的「萬事不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