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媒體自我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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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媒體自我審查
在媒體專業主義（media professionalism）下，新聞工作者是獨立的專業人士，
基於「公眾利益」、民眾「知的權利」等前提，在工作中遵循一些彼此認同的價 值、規範和道德原則，包括準確、客觀、中立、公正等。雖然客觀、中立等概念 的神秘面紗已被揭開，也有人懷疑新聞業的專業性，但大多新聞工作者都信奉這 些專業理念（蘇鑰機，2007，頁 58）。此外，媒體也被賦予「看門狗」（watchdog）
的角色，以代表人民監督當權者的行為。這些信念構成新聞媒體的合法信條，並 受到一般民眾的認可（Lee & Chan, 2008, p. 211）。
然而，在世界各國的新聞實踐中，可發現「自我審查」現象普遍存在（張志 安，2013，頁 24）。所謂自我審查，即媒體為了規避懲罰或獲得獎勵，所進行的 一種「非外部強迫」行為（non-externally compelled acts; Lee, 1998, p. 57; Lee &
Chan, 2008, p. 207）。也就是說，在沒有明確外部審查機制、壓力和要求下，媒 體對新聞生產進行自我施壓、自我監管或自我控制（張志安、陶建傑，2011，頁 153）。按照 Gans（1979, pp. 249-279）的說法，自我審查就是媒體選擇「自願地」
靜默，規管自己所發佈的新聞資訊，這是因為他們在有意無意地回應某種壓 力——政府、媒體資方、廣告主等權力機構意圖影響媒體內容而形成的有形或無 形壓力。這些壓力讓他們知道，某些資訊是不能發佈的，否則將對其新聞事業造 成不良影響。因此，在權力機構並未明確且直接地指示媒體要審查自身工作的情 況下，他們基於自己對「權力機構將如何應對不同新聞內容」的直覺（Lee & Chan, 2008, p. 207），事先過濾新聞。這意味著自我審查是一種對官方或社會制裁的「預 先迴避機制」（anticipatory avoidance mechanism; Gans, 1979, p. 270）。當中，「自 我」（self），無論主體是新聞工作者、媒體組織或整個媒體界，基本上扮演某種
「主動」的角色（Cheung, 2001, pp. 29-30）。而這即是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
與審查（censorship）之最大區隔1。
在執行上，自我審查可被定義為「一套編輯加工活動，包括省略、淡化、變 形、輕重倒置等修辭手法」，當中最常用的具體手法是迴避被權力機構視為「敏
1 「審查」是權力機構施壓以迫使媒體改變新聞內容，有正式的規定、明確的處罰，內容可能需 進行出版前審查；「自我審查」則是權力機構製造寒蟬效應，讓媒體在未必引致處罰的狀況下就
「自動」調整新聞內容，因主要涉及媒體的主觀憂慮，權力機構僅需對其施加一定的壓力、發送 一定的預警訊號或挑起某種程度的焦慮，即可達到事前震懾的效果（Cheung, 2001, p. 41; Gans, 1979 , pp. 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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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議題，如不加報導、淡化處理或把報導放置在不起眼的版位等（Lee, 1998, p. 57）。因會對媒體內容產生無孔不入及隱性的影響，自我審查也被視為一種資 訊控制（Lo, Chan & Pan, 2005, pp. 159-160）。
自我審查不會憑空而來，往往有其政治及文化根源，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歷史
上很長一段時間的治理，故要了解該國媒體自我審查的形成，得通過國家的歷史 進行追溯（Simons & Strovsky, 2006, p. 190）。雖然有者認為自我審查源自於審 查，因後者讓媒體產生「什麼是被允許的」、「什麼是不被允許的」之警覺（Kilman，
引自 Simons & Strovsky, 2006, p. 191），惟這不意味著自我審查只發生在具有正式 媒體審查制度的國家。即使一個國家沒有官方審查制度，各式外部壓力如政府的 非正式控制、媒體所有權結構、新聞工作者安全保障的缺乏等，也將間接迫使媒 體對其報導進行自我審查（Nadadur, 2007, pp. 47-48）。因此，自我審查不僅是新 聞自由的指標，亦反映了媒體及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各種政治及經濟限制（蘇鑰 機，2007，頁 62）。
一、自我審查的壓力來源
一般認為，自我審查的主要壓力來源來自於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以及媒體 資方、廣告主的商業控制（張志安、陶建傑，2011，頁 153）。
（一）法政干預
媒體常自許為獨立於政府之外的第四權，針砭時政以確保政府服務人民是其 天職。惟對政府而言，控制新聞論述在權力鬥爭及權力維持上極其重要，於是每 每透過法律、規章、宣傳紀律的「正式制度」以及其他「非正式制度」，意圖掌 控媒體話語權（張志安，2013，頁 27；Fairclough, 1989）。對政府的顧忌，是媒 體自我審查的最主要壓力來源（Lo, Chan & Pan, 2005, p. 160）。
以中國而言，Tong（2009, pp. 594-595）指出，媒體論述早期是通過審查的 方式全然掌控於政治精英，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雖打破執政黨對媒體的壟斷控 制，但媒體仍被強制要求依循黨路線（party line）。公開宣傳禁令（當然還加上 非正式指令）形成報導的地雷區，禁止媒體批評黨領袖與報導「敏感議題」，如 民族和宗教問題、重大公共突發事件、重大歷史事件、軍隊內部情況、打壓人權 及其他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負面消息，且範圍逐年擴展。除了事前限制，政府也 通過事後審查的方式，對不遵守限制的媒體展開政治鎮壓，新聞工作者被逮捕、
被提控、被判囚甚或被辭職的事件層出不窮。這些法律行動及媒體人事干預，不 僅迫使媒體花費更大力氣於自我保護上，也促使其怯於報導違反政府利益之事，
對監督政府的言論空間造成「冷縮」效應（李少南，2003，頁 7；Gans, 1979,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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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63）。Bishop（1989；轉引自 Lo, Chan & Pan, 2005, p. 160）認為，自我審查 已成為中國政府進行媒體控制的最重要手段。
香港方面，雖然 1997 年回歸後中國政府並未實行正式的出版前審查制度，
特區政府亦無辭退媒體高層及關閉媒體的直接權力，但當局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帶 出的禁忌令媒體「寧緊毋縱」，自我約制以免觸雷（陳景祥，2003，頁 22；Lee, 2007a, p. 136）。基本上，中國政府採用「含糊策略」（strategic ambiguity），即不 對關鍵字眼下清晰定義，來導引香港媒體進行自我審查（Cheung, 2003, p. 211）。
李立峯（2007，頁 36）認為，拒絕劃清界限是引發自我審查的有效方法，若有 清楚界限，所有人會儘量站近界限邊緣，但當界限模糊時，最安全的策略就是站 得離界限遠一些。而自我審查就源自媒體對某些行為可能招致懲罰結果的「想 像」，含糊策略所做的則是擴大這種想像空間（Lee, 1998, p. 59）。
在法律上，《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明文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 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但何謂「煽動叛亂」、「竊 取國家機密」等並無明確定義，由誰劃定界限、怎樣去劃，也是個疑問（陳景祥，
2003，頁 22）。從 2006 年新加坡《海峽時報》記者程翔間諜案及更早前（1994 年）的香港《明報》記者席揚竊取國家機密案——判處重刑、拒絕明確界定「國 家機密」及「間諜行為」（Cheung, 2003, p. 211; Lee, 2007a, p. 137），可看出中共 政府對涉及言論規範的法律一貫維持此「含糊」特色，以利「操作」及震懾。而 回歸前的「三不」政策雖明令香港媒體不准鼓吹台灣或西藏獨立、不准從事顛覆 國家的活動、不准對國家領導人作人身攻擊，惟中國官員從未澄清「鼓吹」及「客 觀報導」的分別（李立峯，2007，頁 36）。這些被中國政府視為不容挑戰的官方 立場因定義模糊，媒體不知報導尺度何在，在新聞判斷時往往退縮不前。調查顯 示，高達二成的香港新聞工作者承認在報導中國相關議題時自我審查（Cheung, 2001, p. 3），主跑「中國線」的記者為了不觸犯中國法律，會「非常小心處理」
可能被定為「國家機密」的文件和新聞（譚衛兒，2003，頁 54）。各報有儘量避 免尖銳批評中國政府、以悲觀論調報導中國議題的趨勢，高度敏感議題如法輪 功、六四事件紀念等的報導逐年減少，且在用字遣詞上極為小心，如不再稱六四 天安門事件為「屠殺」，改稱「鎮壓」或中性的「事件」（Cheung, 2001, pp. 3, 199-200;
Lee, 2000, p. 305; Lee & Chan, 2008, p. 231）。
其實，《基本法》第 27 條也明確保障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但香港司法機 關往往無法保護新聞自由，常做出違反新聞自由的保守判決（Cheung, 2001）。
此種法律上的雙重性讓媒體無法確認他們所享有的自由的「範圍」，遂產生自我 審查的內在壓力（Ma, 2007, p. 956）。這也意味著，有新聞自由不等於媒體會任 意報導各種題材，正如「會游泳的人能自由暢泳，但可能因為害怕鯊魚或暗流漩 渦，有些地方是不敢游過去的」（陳景祥，2003，頁 20）。究其實，媒體不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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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淡化資訊，很多時候並非是確認不能發佈的，而是媒體走了極端，「在沒有 外界介入下，就審查了自己」（張超亮，2011，頁 170）。模糊界限的厲害之處，
就在於讓媒體揣測政府的尺度，甚至成為政府審查尺度的先行者。
對媒體的報導提出批評與警告，是政府表達不悅的慣常手段（Gans, 1979, pp.
260-265），也是促使媒體自我審查的有效方法。含糊策略之外，中國官員對香港 媒體偶爾的批評實則建立了「政治正確」的基準，讓他們明白在什麼議題上、什 麼樣的報導會觸怒中國（李立峯，2007，頁 36）。譬如，2000 年時任國家主席 江澤民被詢及中央政府如何看待特首選舉的問題時，重批香港媒體及記者「幼 稚」、「思想單純」；2003 年 50 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區政府急就章為國家 安全立法，中國官員點名批評一些香港媒體煽動民眾上街（李立峯，2007，頁 36）。其中批評最劇烈的，當屬台獨等涉及中國統一的議題。港澳辦主任魯平曾 在香港電台表示，「可以報導，但不能鼓吹港、台獨立的言論」；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錢其琛 1999 年也警告，不能宣傳李登輝（台灣總統）的「兩國論」；中央駐港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 2000 年則針對香港有線電視播出的台灣副總統呂秀蓮 專訪內容，「提醒」香港媒體不應把台獨言論當作一般新聞來處理，報導時「應 做出有利國家統一的選擇和處理」。這無疑為香港新聞自由劃下一條底線，即國 家統一是最高原則（陳景祥，2003，頁 23-24）。「三不」政策及香港回歸原已令 香港媒體在台獨及藏獨報導上有自我審查傾向2，這些干預某程度上釐清了當中 的含糊性，令香港媒體處理台灣新聞時更有所顧忌，許多記者表示會「儘量平衡
260-265），也是促使媒體自我審查的有效方法。含糊策略之外，中國官員對香港 媒體偶爾的批評實則建立了「政治正確」的基準，讓他們明白在什麼議題上、什 麼樣的報導會觸怒中國（李立峯，2007，頁 36）。譬如，2000 年時任國家主席 江澤民被詢及中央政府如何看待特首選舉的問題時，重批香港媒體及記者「幼 稚」、「思想單純」；2003 年 50 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區政府急就章為國家 安全立法，中國官員點名批評一些香港媒體煽動民眾上街（李立峯，2007，頁 36）。其中批評最劇烈的，當屬台獨等涉及中國統一的議題。港澳辦主任魯平曾 在香港電台表示，「可以報導，但不能鼓吹港、台獨立的言論」；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錢其琛 1999 年也警告，不能宣傳李登輝（台灣總統）的「兩國論」；中央駐港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王鳳超 2000 年則針對香港有線電視播出的台灣副總統呂秀蓮 專訪內容，「提醒」香港媒體不應把台獨言論當作一般新聞來處理，報導時「應 做出有利國家統一的選擇和處理」。這無疑為香港新聞自由劃下一條底線，即國 家統一是最高原則（陳景祥，2003，頁 23-24）。「三不」政策及香港回歸原已令 香港媒體在台獨及藏獨報導上有自我審查傾向2，這些干預某程度上釐清了當中 的含糊性，令香港媒體處理台灣新聞時更有所顧忌，許多記者表示會「儘量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