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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中的自我認同

楊定國呵呵傻笑,陳勻嫻現在可以確定:他在玩手遊。

她把沙發上的枕頭往丈夫扔去,「你吵到兒子寫作業了。」29 有趣的是,在國際疾病分類(ICD-11)中,「超愛打電動」、「遊戲成癮」跟 賭博、吸食毒品一樣,也被放進這個分類裡面。看來,不論是過勞的媽媽,或 沉浸在以手遊紓壓的爸爸,都是一種家庭關係亮警報的病徵。女性主義學者南 希.裘德洛(Nancy Chodorow)在《母職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書指出,母職的工作是構成社會不可缺少的部份。小孩藉由母親

開始社會化的歷程,學習社會價值、道德準則、性別關係,以及家庭內外的性 別分工,因此,女人的母職不僅對家庭而言極為重要,也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 實踐。30

第二節 家庭關係中的自我認同

筆者觀察到,《上流兒童》中的女主角陳勻嫻,從小就為了滿足父母而封閉 自己情緒,即使想像其他同學那樣出去玩,也明白父親沒有帶孩子出門的意 願。面對姊姊突如其來地跟網友私奔、結婚,起先是有意識地贊同父母,希望 姊姊能克紹箕裘繼承父母小吃店的家業,繼而無意識地嫉妒起姊姊,認為自己 那麼認真地拚命念書,竟比不上姊姊嫁給一個有錢人,一下子就到她夢寐以求 的地方,所以她想了很多方法要去除羞愧感,證明自己也可以想辦法讓生活過 得更好,藉著固執及瑣碎的教養控制與追求完美主義獲得權力感,最後把這種 依賴心態寄託在兒子楊培宸身上,希望能憑藉兒子躋身上流中產階級,卻絲毫 未察自己成為易受影響而沒有自我的人。

有時候,親子關係之所以會造成我們的壓力,不一定是對方具體提出什麼 要求。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認同、期待,或對事物的信念,限制住關係的可能。

過去很有用的價值觀或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不合時宜,不管脈絡的變 化,繼續堅持信守這些念頭,不與時俱進、重新調整,慢慢演變成新的負擔,

關係就會出現問題。

以往的人們因為物資缺乏,總是捨不得丟棄物品;而現代的人類因為追求 新鮮,不停拋棄更換購買。兩種做法都有些極端,但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

29 吳曉樂,《上流兒童》,台北市:鏡文學,2018,頁 136。

30 裘德洛,南希(Nancy Chodorow),《母職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Update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Berkeley:

Une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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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留了應該丟的,丟了應該保存的。取捨的標準如何判斷?關鍵不在物品,

而是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和對生活的了解。可相較於家庭關係,我們似乎還停留 在儲存的階段,很少有研究會大張旗鼓的鼓勵人們切斷關係,因為這違反人的 天性,大多數的人還是喜歡被接納、有歸屬。割捨意味著孤單與疏離,所以我 們被教導當關係出現裂痕,一定要努力挽回,才是一個有良知、積極的人。就 像上一個世代對勤儉的推崇。

家庭關係中,最難以割捨的莫過於與父母的互動。子女天生就會有想和父 母連結的欲望,渴望擁有父母的認同,在得到關愛的同時,也會想要保護父 母,不忍心看他們難過、受苦,特別是如果那個原因是自己造成或可控的話,

就更困難不出手營救。

「說到底,孩子都太愛父母親了,以至於不忍讓父母感到失望。為了符合 父母期待,錯過了成為自己的機會」。31張曼娟亦曾在一段訪談中談及她所觀察 到的親子問題──因為太在乎,情願選擇放棄。然而這樣的糾纏往往讓雙方生命 停滯不前。以吳曉樂聽從母親建議選讀法律系為例:

在母親自由、強調尊重的方針之下,我的求學之路非常順遂,在 沒有補習的狀況下,考了很好的高中,三年之後又考出了很漂亮的成 績。可惜的是,我考大學的成績太理想了,母親第一次放棄了她的原 則,干預我的選擇。她不要我填外文系,要我填法律系。我們家因為 不諳法律吃過虧,我的母親第一次,把她對於未知事物的恐懼以及對 於某些職業的幻想,投射在我身上,這成了我們親子關係最大的傷 口。

我認真讀書就是為了進外文系,沒想到卻進了法律系。第一年進 去,我就後悔了。我讀得很痛苦,眾多專有名詞,眾多來自不同國度 的衡量基準,完全被擋在個案之外,不得其門而入。

每一次上完課,回到宿舍,我坐在椅子上,眼前一片灰暗。我的 法科成績不惡,但叫我念法律書籍很痛苦;與此對比的是,我的選修 科目,諸如歷史、女性主義、西洋文學與藝術……等等,我讀起來很 愉快,成績的回饋亦然可觀。

我跟母親說過:「這場比賽,在我奮力跑到終點時,才發現盡頭一 片荒蕪。」

母親很懊悔,不停地表示,倘若時光倒流,她絕不干涉我的決 定。

我跟母親之間有個裂縫,法律系這三個字成了咒語,不能在我面 前提起。

大學畢業後,我做出一個決定:「我不要參與律師考試」,我對這 項職業沒有歸屬感,黑白袍子裡頭沒有我的尺寸。在做出這個決定之

31 楊嘉玲,《我決定生活裡只留下對的人》,台北市:采實文化,2018,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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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當下最直觀的念頭是:我的人生毀了,一百多個學分泡湯了。我 註定要被人瞧不起了。

念法律系又不參加國考,在這圈子內,不是太光彩。32

一個人成熟與否的指標,就在於他有多麼習慣為自己做決定,而不是待在 原地抱怨,等待別人解決問題。如果吳曉樂理解母親的價值觀,其實源自於傳 統父權社會,當時女性沒有就學的機會、就業也常遇到性別歧視,生存不易,

只能依附在男性底下,所以才會要求吳曉樂念法律系,背後的用意是希望孩子 能藉著律師一職來賺錢,不再貧窮。但隨著時空的改變,現代女性都擁有就學 機會和經歷能力,這個時候若只為免於恐懼的目的填志願,忽略自我的需要及 精神上的契合,即使進入眾人稱羨的科系,仍會覺得空虛、孤單。吳曉樂曾為 此事向一位年紀略長的朋友訴苦,沒想到未獲得朋友安慰,反而被一針見血的 指出問題:

選讀法律系,與妳母親有關,但最大的關鍵還是妳自己,當年可 沒人拿刀架在妳的脖子上。妳有選擇餘地的,選擇餘地雖然不大,妳 還是有選擇餘地的。可是妳沒有掙扎,妳放棄了,為什麼?答案很簡 單,我們都怕人生會出差錯,但我們更怕人生出差錯時,沒人給我們 擔責任。大學要念四年,這麼關鍵的決定,妳讓出來,讓母親來為妳 做決定,妳讓自己成為可憐的受害者,妳之後的不順遂,妳的不滿,

可以全往妳母親身上扔。妳也怕選了外文系後,凡此種種都要自己扛 了。33

吳曉樂留在原有關係、不行動,其實她內心很清楚,這樣可以獲得更多好 處,只是表面上的自己不肯承認,所以持續抱怨,畢竟有人怪罪總是比較輕 鬆。其實,吳曉樂應該也要意識到,父母的期待與子女性別的關係並非絕對,

男性同樣面對來自父母的期待,而且可能更加強烈,長子背負所有家族的期 待,這難道不是性別帶來的壓力嗎?如果是長女,雖然沒有如長子般的壓力,

卻也有另一種壓力,那便是需要做所有的事、當個貼心小棉襖照顧所有人。所 以不是端看性別如何,就判定這個性別擁有或缺乏什麼機會,背後可能跟更龐 大的期待有關。

念法律系四年,我與母親變得很疏離。太多惡意纏繞在我的心 頭:「妳到最後還是想控制我的人生啊」、「所有的開明、民主都是假 的,妳有想過我辛苦讀書考取的分數,是為了讓自己進入一個毫無興 趣的系嗎?」

32 吳曉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頁 313-314。

33 吳曉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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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道歉過好幾次,我卻置若未聞。

在我梳理故事中的角色,思考每一位母親背後的為難時,我也看 見了母親的縮影。母親是愛我的,她要我念法律系,不是為了名聲,

我考上中女中、考台大,她沒有一次主動跟他人提起我的學校,代表 她生我養我,名聲二字沒有放上心頭。母親只是、只是把她童年對於 貧窮的畏懼,投射在我身上。世人告訴她,律師是賺錢的職業,她就 要我往這方向走,無非是怕我窮。可是,見到我念書時的掙扎,她也 流著淚,誠摯地向我道歉。

我突然很想跟她懺悔。

母親一職,她做得很好了,我對她拋諸的怨言,有很大一部份是 言重了。34

不設界限,少了自我控制權,可是多了一份保障或庇護;勇於割捨,沒了 他人依賴,卻得到更多的可能與空間。沒有比較好的選擇,只要願意為自己的 選擇負責,每一個選擇都是好選擇。但在這裡,父母不免有某種觀念、想法,

或擔憂──孩子是不是準備好負責了?我們現在談到父母的過度保護,不管是

「媽寶」或「虎媽」似乎都淪於負面的形容詞,問題是在當代社會之下的孩 子,面對未來瞬息萬變的前途,他們真有能力為自己負責嗎?另一方面是,假 使他們選擇了,也真負起責任,但後悔了怎麼辦?甚至父母都會擔心孩子不 懂,所以用「我是為你好的姿態」替小孩做決定,孩子面對父母代為做決定 時,只覺得自己的權利被剝奪、自己受到父母的壓迫,然而吳曉樂筆下的作品 其實都只是在這個當下,她面對的都是十五、十六、十七的孩子,沒有辦法看 到人物們未來的發展,缺乏成年之後的對比;而吳曉樂對於自身的書寫,也陷 入同樣的弔詭,這是值得讀者留意的。

吳曉樂起初忌憚家長詢問:「小孩子不按照我的心意填志願,該怎麼說服 他?」35,怕答的不好得罪家長。罪惡感是一種很獨特的反應,雖然結合悲傷

吳曉樂起初忌憚家長詢問:「小孩子不按照我的心意填志願,該怎麼說服 他?」35,怕答的不好得罪家長。罪惡感是一種很獨特的反應,雖然結合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