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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這個中介畛域能夠被妥當運作，也因此，多元與共識間的中介畛域，不僅應 該被凸顯出來，更應被有組織地建構起來。
第五節、尋找多元與共識間的「中介畛域」
若嘗試在多元轉換到共識的過程中，找到一個中介畛域，以確保多元與共識 兩種畛域間，可以達到有效連結，那麼從既有的類似機制中找尋線索，應是一個 可行的作法。就審議民主的實踐理想來看，各種讓不同意見經由某種機制以凝聚 共識的作法中，最符合審議理想的莫過於司法制度。Sanders(1997)認為，司法制 度是現代民主社會中，真正符合民主理念的制度，因為「陪審團(juries)可以捕捉 到美國民主中最美好的事物」(ibid.: 363)。事實上，Sanders(1997)曾藉由陪審團 的運作來說明，若能夠注意審議程序中的機制運作，讓多元可以順利地過渡到共 識，那麼審議其實是有助於提升決策品質，可為民主帶來貢獻。
更關鍵的是，機制上的差異不僅意味著運作規則的改變，更意味著溝通文化 上的改變，不同的機制設置會塑造不同的溝通文化，而聯繫多元與共識兩種畛域 的機制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中介畛域中的運作機制，可以形塑某種溝通文 化，而這種溝通文化可確保不同立場的意見，能夠慢慢從多元意見中，形塑出「深 思熟慮」且「顧及他人」的討論結果，最後才作成結論。誠如前面章節所述，從 多元到共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每個環節都必須緊緊相扣，才有可能成功，跳躍 式的連結不僅無法獲致審議民主的理想，更會傷及原本已經千瘡百孔的決策機 制，而陪審團運作上的細微差異，其實就指出了審議民主之所以可能成功的關鍵 所在。
若要清楚說明，細微的設置差異如何影響整個審議的決策品質，則必須從陪 審團的運作方式說起。一般來說，陪審團運作方式可區分為兩種：一是證據導向 (evidence-driven)的審議風格；另一則是裁決導向(verdict-driven)的審議風格。上 述兩種不同風格，雖然都號稱是獨立自主的陪審團審判形式，但程序本身所採取 的實踐方式，卻會嚴重地影響審議結果。在裁決導向中，陪審員會先進行投票，
以確認每個人的立場，一旦多數人贊同的觀點出現後，結果經常會傾向一開始的 多數意見，並迅速地達成共識。相反的，在證據導向的審議風格中，陪審員並不 預先表決，而僅是討論不同觀點的優劣，各自表述看法。研究結果顯示，一旦陪 審員採取證據導向的作法時，不僅審議的內容深度提升，陪審員也較滿意自己的 參與過程(Hans and Vidmar, 1986; Brown, 1986)。
更關鍵的是，若一開始即逕行投票表決，審議過程中經常會出現多數壓制少 數意見的結果。有時候，少數意見甚至願意為了讓程序能夠繼續進行，而同意讓 多數意見等同於共識。這其實就是前述章節中所稱的，在多元意見無法被充分彰 顯的情況下，共識經常都是符合主流意識的「虛假的共識」，更是Sunstein(2003) 所謂的「足以讓人窒息的一致性」。相反的，一旦陪審團決定在討論相關證據之 前，絕不可逕行投票表決時，那麼多數意見強行主導議題的機制，就會被延宕下 來，此時其他少數意見就有機會可以自由表達，並會在最終的決策品質上顯現出 優勢。雖然在整個審議過程中，「裁決導向」的陪審團運作方式，也聲稱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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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意見，並試圖要找到合理共識。但事實上，這種運作方式未另外處理多元 如何接續到中介畛域的問題，而只是預先假定，互為主體性的理解會在理性審議 中自動出現，但事實不然。換言之，採取裁決導向的立場者認為，多元意見可以 直接躍過中介畛域，到達決策這個畛域，可是一旦略過中介畛域，那採取理性審 議進行決策的參與者，所表達的其實是「既有」的意見，並據此作出決定，不同 立場者並未進行「對話」，何以能有「互為主體性的理解」？
相反的，「證據導向」的審議風格雖然看來僅是將原本的程序拉長，但這個 運作規則卻明顯改變了陪審團的溝通文化，證據導向的運作規則要求參與者不可 急於進入決策程序，也就是要求參與者必須聽過其他參與者的意見後，才能夠啟 動決策機制，這種強迫參與者彼此之間先進行傾聽，再思索作何決定的作法，其 實就是互為主體性理解之所以可能的關鍵。因為在沒有瞭解其他人的想法之前，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觀點成為最後的決策結果，比方說深信某個人確實有罪或確 實無罪，就希望法院最後依自己的想法作宣判。然而，因為被迫聽到其他人的說 法，使得自己的認知必然受到其他人想法的干擾，除非掩耳不聽，否則必然得要 將他人的意見納入自己原有的框架之中，不管是增強還是挑戰原有觀點，參與者 在這種過程中，都得被迫重新思索自己原先所採取的立場。就算最後人們不會因 他人的意見而改變看法，但一旦他人的意見，特別是和自己觀點全然相左的意 見，出現在自己的面前，每個人就得面對意見上相左的衝擊。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每個人的想法才有機會，愈來愈往深思熟慮和顧及他人的方向前進，這才是更符 合審議民主精神和更民主化的機制設置方式。
這意味著，審議程序之所以更符合民主化的關鍵在於，審議民主程序不僅要 求參與者能夠進行「理性審議」以作出決策，更重要的是，審議程序還必須讓不 同立場的參與者，有足夠的空間可以進行「對話」，以便於阻止主導議題走向的 可能性發生，否則就算是經由理性審議形式的決策方式，也不必然能確保決策品 質的提升。若審議民主程序與陪審團的審議程序一樣，都嘗試要追求更合理的共 識，那麼從陪審團的運作上便可清楚看出，要求執行審議式討論以追求合理共識 之前，必須先讓多元意見有互相激盪的機會，也就是說，在多元意見直接跳到如 何決定資源分配之前，整個民主程序必須要先後退一步，讓各種不同的聲音能夠 有機會聽到彼此的存在。民主程序必須在各種急於透過決策機制，以達成共識的
「多元－審議機制－共識」過程中放慢腳步，以便在多元和決策之間加入「對話」
機制，而形成「多元－對話－審議機制－共識」的完整過程，此時，因為對話機 制的加入，讓決策所形成的共識，可以有效地擷取多元意見激盪出來的想法，最 終的共識才有可能藉此獲得實質上的品質提升。
很明顯的，當下採取論壇形式的審議民主實踐方案，都將理性審議形式的討 論當成是多元和共識之間的中介機制，所以這些實踐方案所採取的形式是「多元
－審議機制－共識」。但是，從陪審團的運作方式可知，「審議機制」並無法確保 多元的觀點可以進到決策機制之中，保障互為主體性理解可以發生作用的機制是
「對話」，而不是「審議機制」。正因為當下審議民主實踐仍未能清楚凸顯出，「對 話」在審議民主程序中的重要性，所以論壇形式的審議民主實踐方案才會宣稱，
「審議機制」本身便能達致「互為主體性的理解」，但從陪審團的運作方式，以 及陳東升(2006)對公民會議的反省都已證明，「審議機制」並無法有效提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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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有時候更可能會出現虛假的共識。
也因此，聯繫「多元」與「共識」兩種畛域的中介畛域中，若僅由「審議機 制」所組成，將會大有問題。因為，在決策機制被啟動之前，還需要有一個完整 的對話機制，才足以確保少數聲音能在主流意識主導議題之前，能夠被其他參與 者聽到。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在多元與共識兩種畛域之間不需要有審議 機制，或是此種機制全無作用。相反的，審議機制對達成共識來說是必要的，但 若整個審議民主程序僅以「審議機制」，來聯繫多元和共識兩種畛域，則明顯不 足。因為「審議機制」之所以可行或值得存在的理由，是來自於更前端的「對話」
機制，對話機制確保了後續的審議機制，只能在參與者已達致互為主體性理解的 情況下，才可被啟動。若「彰顯多元」到「凝聚共識」的過程中缺少對話機制，
那麼「彰顯多元」到「凝聚共識」，就無法形成一種環環相扣的緊密關係，而僅 是一個跳躍的過程，難以有效達致審議民主的理想。由此觀之，對話機制在審議 民主的實踐方案中所佔有的地位，遠不下於審議機制，對話機制是審議機制之所 以值得存在的前提，兩者的先後次序不可倒置。
誠如Sanders(1997: 369)在〈反對審議〉(Against deliberation)一文中所言：「民 主討論的目的並不是去教導所有人審議，而是要試著找到方法，以確保每個人都 能參與，且能在討論之中被有效再現與嚴肅對待」。民主的基本目標是讓那些經 常被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的人，可以學會發言，並讓經常主導公共討論的人，可 以學會傾聽其他人的觀點，這就是對話要做的事，更是審議民主程序之所以有別 於自由民主實踐方案的真正關鍵。事實上，Sanders 所謂有效再現與嚴肅對待，
就是互為主體性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一旦審議程序只是裝模作樣地納入不同 意見，卻沒有實質上的互相瞭解，此時最終的決策品質，並無法受到審議程序的 保障，就像上述所謂「裁決導向」的陪審團，或很多現行的審議形式決策機制一 樣，比方說立法院的討論，也都號稱是經由審議作成決策，但實際上卻仍是主流
就是互為主體性理解之所以可能的原因，一旦審議程序只是裝模作樣地納入不同 意見，卻沒有實質上的互相瞭解，此時最終的決策品質，並無法受到審議程序的 保障，就像上述所謂「裁決導向」的陪審團，或很多現行的審議形式決策機制一 樣，比方說立法院的討論，也都號稱是經由審議作成決策，但實際上卻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