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保障人身自由之救濟程序法制的影響

在第三章第一節曾提及，英國原有的人身自由保護法制，包括了人身保護令 以及民、刑事責任之追究。其中，人身保護令制度是發源於中世紀的英國，而到 如今，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的淵源都可溯及至此⁵²⁰。不過，歐洲人權法院 對人權保障之要求似乎比傳統之英國人身保護令更嚴格，致使英國這個人身保護 令的發源國屢遭人權法院判決宣告違反了公約第五條第四項⁵²¹。其中，很大一個 爭議是出在英國法院對行政機關各種行為的審查方式，英國法院在受理人身保護 令程序時，僅審查行政機關所為之行為在形式上是否合法，換言之，法院儘就法 制定法之法條是否賦與該機關為該行為之權限加以檢視，並不於具體個案中，對 系爭行為的決定過程、執行方式有無正當理由來做實質的審查，而不論行政機關 在法條授權下，其自由裁量之界限，這就是「越權原則」⁵²²，法院對行政行為的 審查範圍，基本上都是遵循該原則而為，人身保護令也是如此⁵²³，但這種審查範 圍的限縮，使法院救濟的功能受到限制，個人藉由司法救濟重獲自由的機會因而 減損，人權法院在X v United Kingdom⁵²⁴案中表明這不符合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 保障要求。

在 1998 年人權法開始生效實施之後，英國司法這種傳統開始發生轉變，逐 漸傾向「比例原則」靠近，比例原則在後人權法時代取得優勢⁵²⁵，法院的判決也 顯現出這種趨勢⁵²⁶，若這種趨勢最終成為法院審查行政行為時所採之標準的定 調，相較於傳統的越權原則，改依比例原則應該是對人身自由提供更有效的保

52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四項第一款。

521 請參照本章第二節第一項。

522 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中「司法審查與行政行為」部分。

523 R.J. Sharpe, The Law of Habeas Corpus, p. 21.

524 (1981) 4 EHRR 188

525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154.

526 請參照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第二款。

護，亦合於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下「有效救濟」之要求。 了「合理賠償」(just satisfaction)之必要時方得為之，法條這理所採用的文字 “just satisfaction”其實是和公約第四十一條⁵³⁰使用者相同，卻引發解釋上的爭議與困

529Section 8 (Judicial remedies): “(1) In relation to any act (or proposed act) of a public authority which the court finds is (or would be) unlawful, it may grant such relief or remedy, or make such order, within its powers as it considers just and appropriate. (2) But damages may be awarded only by a court which has power to award damages, or to order the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in civil proceedings. (3) No award of damages is to be made unless, taking accoun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cluding— (a)any other relief or remedy granted, or order made, in relation to the act in question (by that or any other court), and (b)the consequences of any decision (of that or any other court) in respect of that act,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award is necessary to afford just satisfaction to the person in whose favour it is made. (4) In determining— (a)whether to award damages, or (b)the amount of an award, the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inciples applied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award of compensation under Article 41 of the Convention.”

530 請參照第四章第三節第五項。

531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271.

532 Ian Leigh and Roger Masterman, Making Rights Real: The Human Rights Act in Its First Decade, p.

269.

條規定新創設之侵權行為態樣，或者是另一種國家機關在違反法條時所必須負擔 的法定責任，不管是哪一種分類，都是要使公約權利受侵害人有一損失得受填補 之機會，然而，從法院實務的經驗來看，權利受侵害人得依1998 年人權法規定 獲償之機會似乎是例外情形下才可能發生⁵³³。英國司法實務在R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fie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⁵³⁴中的見解 就顯示，確認被告有違反公約(本案所牽涉爭議者是公約第六條)這份確認判決本 身，就已經是對原告的合理賠償，本案中並沒有必須要特別給與原告金錢賠償之 事由。

如上所述，人權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是從公約第四十一條而來，第八條第四 項亦規定，法院在決定應否判給「合理賠償」、以及賠償金額時，必須參酌人權 法院所適用之決定原則，這是因為公約第四十一條並不在人權法第一條第一項所 納入之公約規定範圍內，否則就有人權法第二條之適用，故人權法第八條第四項 在此做出特別的解釋原則指導規定⁵³⁵。本來，「合理賠償」就不是英國法原有的 法律概念，該如何解釋勢必得參照史特拉斯堡的相關決定，只是，到底史特拉斯 堡在「合理賠償」這個概念的解釋上運用了什麼樣的法律原則，幾乎絕大多數的 英國法學者都認為，要從人權法院過去累積的判決中，找出適用公約第四十一條 的原則，是非常難行的，人權法院在這部分並未提出堅強的說理，也未提供一致 性的說明，況且，公約第四十一條其實不是賦與被侵害人一項得主張之主觀權 利，而是出於衡平(equitable basis)的考慮，人權法院的裁量，根據個別案件的個 別事實情況都會有所不同⁵³⁶。經過法律委員會(Law Commission)對史特拉斯堡的 判例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後，提出了一份報告，認為人權法院在適用公約第四十 一項時會考量到至少幾點原則：權利受侵害而導致的損失程度、違犯公約規定情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fie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2005] UKHL 14

533 同前注 532 書pp. 270-271.

534 R

535 同前注 532 書p. 271.

536 同前注 532 書pp. 272-273.

節之輕重、被告國的行為(包括之前的違犯公約紀錄等)以及申訴人的行為⁵³⁷。 1998 年人權法開始實行後，根據人權法規定確實獲得「合理賠償」的案件 少得可憐，總共只有三個案件⁵³⁸。其中與人權公約第五條之違反有關的是 R(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⁵³⁹一案，本案其實是八個原 告的合併訴訟案件，這些原告都是依1983 年精神衛生法規定被留置在醫院之 人，他們主要是主張精神衛生審查法院違反了公約第五條第四項之要求，在審查 拘留何法性時有不合理的遲延，導致原告經歷精神上的「挫折與沮喪」(frustration and distress)，最後高等法院在本案裡，判決原告應獲得「合理賠償」，損害填補 之部分包括程序遲延對原告身體造成之損害外，也包括了精神上損害的部分。不 過，原告律師曾經在本案⁵⁴⁰訴訟過程中主張，如果被告所侵害之公約權利是公約 第五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相關的權利，由於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提供權利受侵害人 一特別之受償權保障，這和公約第四十一條做一對照，可知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有 一特別保障之意義存在，不必是限於「必要時」，而是只要公約第五條確實被違 反，侵害者就必須負起損害賠償責任，如此方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五項要求之「得 強制執行之受償權利」，然而，英國高等法院並未接受原告律師的上述主張，相 對於此，法院仍就是回歸到國內制定法本身的條文規定，從1998 年人權法第八 條第三、四項之規定來看，即使確實有侵害公約權利的事實，被侵害人也不必然 會獲得「合理賠償」，蓋法條明文規定法院得裁量是否要給與「合理賠償」以及 決定合理賠償之數額，可見如果非出於「必要」，法院不見得一定會判給原告合 理賠償⁵⁴¹。

1998 年人權法中與公約第五條第五項規定特別有關的還有第九條第三項⁵⁴²

537 同前注 532 書p. 273.

538 分別是R (on the application of Bernard) v London Borough of Enfield [2002] EWHC 2282, Van Colle v Hertfordshire Police [2006] EWHC 360 (QB) and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39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40 R (on the application of KB) v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2003] EWHC 193.

541 不過本案原告是有獲得法院判給人權法第八條第三項之合理賠償。

542 Section 9 (Judicial acts): “... (3) In proceedings under this Act in respect of a judicial act done in good faith, damages may not be awarded otherwise than to compensate a person to the extent required

規定。本來在英國傳統的侵權行為民事責任上，像是非法拘留等，侵權行為的損 害賠償請求對任何行為人都得提出，然非法拘留如果是出於法院的司法行為而違 者，即使是缺乏管轄權這樣明顯的瑕疵，只要法院善意相信有管轄權，就得免除 民事賠償責任⁵⁴³。但在人權法第六條規定下，所有的國家機關在人權法規定下都 有義務保障公約權利，不違反人權公約的相關規定，法院也包括在內，只是第九 條第三項將法院所為之司法行為侵害公約權利時的損害責任，限制在非出於善意 的情形，除非是為要符合公約第五條第五項所要求之保障範圍。本條立法有打破 過去應判例法所建立之，法官善意所為之非法拘留不必負民事賠償責任的傳統，

不過仍必須有更多具體實踐的實務案件，才能確定本條立法之效果⁵⁴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