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禮貌理論的批判

Brown & Levinson(1978, 1987)的禮貌理論提出以後，學者們陸陸續續 以此為理論框架，討論不同文化中的禮貌現象，檢驗禮貌理論中所謂的「普 遍性」，其中，以漢語、日語為研究對象的學者有Gu(顧曰國, 1990)、

Matsumoto(1988)等。由於本論文涉及漢、日兩個文化，因此有必要針對 Brown & Levinson 的禮貌理論及其批判聲音進行討論。

Gu 和 Matsumoto 主要從漢日文化中「禮貌」和「面子」的概念，批 判Brown & Levinson 所主張的普遍性。Gu 認為，漢語中的「禮貌」是用 來約束個人言行舉止的標準，並非如Brown & Levinson 所謂的用來縮小面 子威脅行為，滿足個體的面子想望。Matsumoto 則指出，日語中的「禮貌」

是用來識別個人在團體中的位置，並非為了「面子」，因為在日本社會中，

「面子」是團體給的，而非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是個人價值。

對於與漢日兩個語言及文化相關的本論文而言，有必要先解決這個問 題，以利接下來的討論，而因為漢日學者的批判聲音相近，因此底下不特 別區分漢語和日語。

& Levinson 則是從面子保全觀點來看禮貌。因此，「為什麼要禮貌？」這 個問題，根據Gu 和 Matsumoto 的論點，禮貌是為了約束個人的言行舉止，

要求個人的表現需要符合個人在團體中的位置，而Brown & Levinson 則是 認為禮貌是一種策略，用來縮小面子威脅行為。由於出發觀點不同，因此 Gu 的「禮貌」包含了禮儀、行為、社會規範等，然而 Brown & Levinson 的「禮貌」則無。

那麼究竟是Brown & Levinson 的「禮貌」不具普遍性？還是 Gu 等人 的「禮貌」指的是另外一種概念？本論文認為是後者，而原因起於對「polite」

的理解不同。在漢語中一般將「polite」一詞翻譯成「禮貌」，而討論「polite」

的時候，便從漢語文化中孔子的「禮」談起，說明在漢語文化中這種「內 建式」、「不可選擇式」的「禮」的特殊性。然而在階級社會中產生的、「為 了重建社會秩序」的「禮」和在平等社會中產生的「polite」並不相同。在 Brown & Levinson 的觀念中，「polite」是一種「策略」(strategy)，是為了 讓交際更順利，同時維持人際間和諧關係的方法，例如更不傷害對方地拒 絕、更容易讓對方接受己方的要求等，其實行與否是「可選擇的」，亦即 Zamborlin(2007)所謂的「策略性」(strategic)和「自主性」(volitional nature)。

雖然Gu 認為新中國建立以後，階級不再如封建制度時代般嚴明，類 似「主子、拜讀」這類詞語也漸漸過時，然而在漢語文化、以及受漢語文 化影響的日語文化中，人們在進退應對之際，其言行舉止仍然受到禮教制 度的影響。同樣一個過於直接的表達「指責」的語句，權勢高的人對權勢 低的人說的時候，人們可能認為這樣的說法「太直接」、「不客氣」，但不 會有人說他「不禮貌」，相反的，若是權勢低的人對權勢高的人說，那麼 絕對會被認為是「不禮貌」，而非「不客氣」--因為前者並無違反「禮」的 制度而後者違反了。同樣在日語中，對地位高者使用敬語是「常規」，不 應用而用時則透過會話隱含會被認為帶有諷刺的言外之意，因此敬語的使 用與否在日語中也是「不可選擇的」。

因此，日語中特殊的「敬語系統」並非一種「策略」，敬語系統的使 用是義務性的，是不可選擇的，即使不實行面子威脅行為，仍需使用敬語，

日語中用敬語表現交際雙方的差異，同時維持區別，但與面子無關；然而 Brown & Levinson 利用策略來表示區別，是一種「給面子」的手段。雖然

根據Fukushima(2000)的看法，前者屬於社會語言學範疇，而後者屬於語用 學的研究內容，兩者範圍不同，但在漢日文化圈，是否具備此維持社會秩 序的「禮貌」也是影響交際成敗的關鍵之一，因此在本論文分析中亦須考 量此一東方文化特性。

本論文的討論焦點為Brown & Levinson 這種「工具型禮貌」的使用情 形。日語敬語系統儘管範疇不同，但由於其本身帶有說話者對交際雙方間 關係的判讀結果，當日籍學習者使用外語時，是否影響策略使用數量？本 論文將藉由實驗收集日籍漢語學習者的語料，以了解兩者間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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