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國家與集體勞動關係
第四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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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包含以行政、立法或司法之手段，均不應允許59。至於後者則強調實質上的 對等，亦即在勞資雙方力量失去平衡時，國家即有義務介入並加以調整雙方的爭 議武器，以回復到原先的平衡狀態，因此亦可稱之為「促進的中立」或「積極的 中立」60。因此，若自前述國家中立原則的具體內涵加以觀察，國家中立原則與 爭議對等原則之間的互動關係，本質上是具有流動性的，當勞資雙方在利益的衝 突上得以平等、均勢的相互抗衡時，其自由的爭議行為及協商過程及具有優先性，
國家應予尊重，但若勞資雙方力量失去均衡而無法形成合理的協商結果時，國家 即有介入之必要61。
至於在爭議對等原則中，對於「對等」的概念應如何理解，有幾種不同的思 考方式。第一種說法是以形式的角度，自雙方當事人於法律上所掌握的武器、手 段加以理解，因此勞方所擁有的罷工及資方所擁有的鎖場即屬對等的爭議手段。
在此一說法之下，雙方實際上的對抗能力及行使爭議手段後所帶來的實際影響，
均非考量重點。第二種思考方式則是自實質層面加以判斷，亦即勞資雙方當事人 是否實際上具有同等的對抗能力以及影響力，而有形成正確的團體協約的可能，
換言之，此時考量重點不再是形式上的爭議手段，而是實際上的爭議影響力62。
第四節、小結
憲法保障保障勞工組成同盟、進行同盟活動之權利，以創造一個得與資方進 行對等協商的環境，並在此一環境內，勞工同盟得以訂定最有利於自己的勞動條 件，並確保實質契約自由的實現，以維持合於最低人性尊嚴保障的生活，此即「同 盟自由」之概念。在此概念之下，勞工可行使其個別性之同盟自由、亦即積極的 加入特定勞工同盟，以及於加入該勞工同盟後，得以持續性的保有其同盟成員之 資格、並進一步參予同盟之內部活動及外部活動之權利。至於消極面向的個別性
59 若完全貫徹國家中立原則之消極面，則我國現今諸多勞資爭議規範都可能面臨質疑，例如現 今工會法並未對於工會有不當勞動行為的規定，顯然與國家中立原則之消極面理念有所扞格，有 學者即對此提出批評。相關論述可參考：楊通軒，集體勞工法，五南，2014 年 3 月三版，頁 164-165、
174-178。
60 楊通軒，集體勞工法，五南，2014 年 3 月三版，頁 162-172。此處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究竟 在何種狀況下國家始生介入義務？換言之，何種狀況方為「雙方力量失衡」？此涉及「對等」概 念的解釋，詳待後述。
61 蔡維音，罷工行為規範之憲法基礎探討，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年 6 月，頁 138。
62 楊通軒，集體勞工法，五南，2014 年 3 月三版，頁 248-252。對於實質上對等的判斷，有見 解主張應參考所有客觀上的現實因素，包含所有的經濟數據、勞動生產分配條件等，亦有見解認 為仍應以一抽象的類型化標準看待實質上對等之意義，相關論述可參考：楊通軒，集體勞工法，
五南，2014 年 3 月三版，頁 249-252。後說似乎是目前的德國通說，但對於這樣的說法也存在著 一些批評，相關的論述可參考：黃程貫，德國企業危險與勞動爭議危險理論，政大法學評論第 46 期，1992 年 12 月，1992 年 12 月，頁 379-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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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自由，則強調勞工在加入特定勞工同盟後，得自行選擇退出該同盟，以及於 一開始即拒不加入各勞工同盟。除此之外，同盟團體亦可行使「集體性質」之同 盟自由，包含同盟的「生存保障」及「行動保障」，此時勞工同盟的存續應受憲 法所保障，國家不應給予過度的限制，而對於工會的成立，國家亦不應過分干涉。
而同盟的「行動保障」，是指為了提升勞工勞動條件或經濟條件，所為之必要性 集體行動。在這之中，為了取得較佳的勞動條件，勞工同盟應有代表全體勞工與 資方進行集體協商的能力，並得以在協商未果的情形下，為了迫使資方就範，而 採取罷工等集體爭議行為。至於此一同盟自由之憲法依據為何，由於我國法並未 直接將之明定於憲法中，因此學理上素有爭議。有見解以憲法第 15 條生存權為 依據、亦有看法認為應以憲法第 22 條作為依據，而釋字第第 373 號解釋則是以 憲法第 14 條結社自由為依據。
在釋憲實務明確肯認「協商權」、以及「團體協約法」已經制定許久之情形 下，「團體協約自治」應可成為我國重要的勞動法基本原則。所謂「團體協約自 治」，是指工會與雇主間享有自由締結團體協約的權利，並以此一團體協約的內 容為依據，進一步針對雙方的勞動條件進行規範。團體協約的根本意義，乃在針 對契約自由原則以及由「要約」與「需求」所形成之「市場制度」進行修正，因 此至少具有「保護」、「秩序」、「和平」、「分配」的功能。
此外，為了確保勞資雙方都能立於對等的地位進行商談、並真正的落實保護 勞工的目的，爭議行為的保障即屬必要。在多數的「爭議行為」中，「罷工」及
「糾察線」是實務上較常出現的類型。所謂「罷工」，是指「多數勞工有計畫性 的不履行其勞務」；而所謂「糾察線」，是指工會在進行罷工時，為了鼓勵其他受 僱人支持該工會之行動，而由工會成員或參與「罷工」者，手持標語而在雇主之 工作場所入口處所進行的說服行為。在學理上，此種爭議行為本質上乃是附隨於
「罷工」而生，亦即其目的是在於強化並確保「罷工」的效果，因此屬於「附隨 爭議行為」，而應與具有「主要爭議行為」性質之「罷工」加以區分。關於「罷 工」的合法性及法律效果，若參考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5 條第 2、3 項，其已經明 確的賦予了爭議行為在刑事上及民事上的免責效力，並在理由中採取了日本的
「正當性」判斷標準。但本文認為德國法與日本法雖然在合法性判斷的用語上有 所不同，但實質意義相去不遠，且我國法長期以來大量繼受歐陸法系，因此在實 際的個案操作上，若選擇以德國的方式進行判斷，似乎亦無不可。因此若在面對 實際的爭議行為個案時，不妨參考德國法的判斷方式，亦即「須由工會發動」、「目 的是為了實現團體協約得以規範之目標」、「不得違反和平義務」、「須符合比例原 則」的諸多要求。此外，伴隨著「罷工」的附隨性爭議行為─「糾察線」，若逾 越法律上之限度而個別構成了學理上所稱的「罷工過度行為」時，依照德國實務 的一般看法，只要是以和平勸說的手段，在設置人牆時保留一個適當的通道，該
「糾察線」即為合法，而此一說法較與傳統日本傳統的「和平說服說」的立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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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基於團體協約自治的理念，必須由勞資當事人自行針對勞動條件及經濟條件 加以協商，以實現真正的契約自由。然而，就現實的角度而言，若要使雙方當事 人真心誠意地坐上談判桌，實質上的對等地位應為必要的條件，因此爭議對等原 則即為必要。基於爭議對等的理念，爭議行為機制的設計必須促使雙方盡可能地 有一平等的協商地位，因此，若在協商過程中出現破壞此一均衡狀態的情形，而 有進一步侵害協商制度運作合理性的可能時，國家此時即不應繼續沉默，而有主 動介入並調整此一狀態的義務，但此時仍需注意國家中立原則。所謂國家中立原 則，是指國家對於勞資爭議的當事人應採取中立的態度，不能以公權力針對其中 一方予以限制或特權，因為此舉有害於合理的團體協商運作。國家中立原則與爭 議對等原則之間的互動關係，本質上是具有流動性的，當勞資雙方在利益的衝突 上得以平等、均勢的相互抗衡時，其自由的爭議行為及協商過程及具有優先性，
國家應予尊重，但若勞資雙方力量失去均衡而無法形成合理的協商結果時，國家 即有介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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