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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論
「危害防止」為警察最傳統的任務，而此一任務強調警察應防止足以對特定 法益產生侵害的「危害」繼續存在，因此警察若要以此任務為由而發動職權，必 須以「危害」為其前提。而警察法上的「危害」，是指某一個事實狀態若持續發 展下去，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將對警察所要保護的特定法益造成損害的情形。在 這樣的概念之下，「危害」有兩個重點：首先是「損害」，其次則是「損害發生的 充分可能性」。所謂「損害」，是指外在的非法影響，而對於某一事實上正常存在 的法益狀況，所形成的客觀、直接，而具有一定強度的減損。「充分可能性」，是 指某種事實或行為狀況「很有可能」對特定法益造成侵害而言。而就此一「危害」
的判斷時點而言，此時應採取「事前觀察」的角度，以事發當下警察所能取得的 客觀資訊為其判斷基礎，來對於事態的發展進行評估及預測。
除了前述的「危害」以外，還必須存在「法益即將被侵害」的狀況，警察始 得以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8 條為依據發動警察權限。換言之，警察若欲發動警察 概括權限，除了須滿足前述的「危害」要件外，尚須符合「警察所保護的法益有 遭受侵害的危險」的要求。依據現行通說見解，警察所欲保護的法益包含「公共 安全」以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之概念可以再細分為二個部分，分別是「法 秩序不受侵犯」以及「國家、國家機構及其他公權力主體得以存續」。而所謂「法 秩序不受侵犯」，應是指「整體法秩序不受侵犯」而言，而此處的「法秩序」則 包含了現行所有法規，包含憲法、行政法、刑事法，甚至是私法。最後，「公共 安全」的最後一個內涵是「國家、國家機構及其他公權力主體得以存續」，其所 強調的核心應在於「國家機構的正常運作」。至於「公共秩序」的概念因為過於 模糊而廣泛，本文以為，是否要允許此一具有濃厚道德意味或強烈社會主流意識 的概念，作為警察所要保護的法益，仍有疑問，因此不予採納此一概念。至於「個 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此一內涵，因為「公共安全」的概念已經將 之納入警察的保護範圍內，因此本文亦不將此一內涵列入。
在肯定警察具有「私權保護」任務之前提下，有幾個重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首先，警察之「危害防止」任務為警察的核心任務，不容忽視；其次，人民間的 私權爭執本質上屬於法院的管轄範圍，因此亦須考量警察補充性原則；其三，警 察介入私權爭執本質上即為職務協助之一種。在此一概念下，警察若欲以私權保 護為由介入私權爭執，必須具備「危害防止有不可遲延性」、「輔助性」，以及「被 動性」三大要件。所謂的「危害防止有不可遲延性」，是指「具體危害」而言，
且此一「具體危害」必須具有不可回復的特性。而「輔助性」則強調，僅在法院 無法即時處理私權爭執時，警察始得介入，亦即警察在私權糾紛事件中僅居第二 線之位置。最後，「被動性」則是基於職務協助之精神，認為僅在當事人主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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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請求協助的情形下，警察始得介入。此外，警察以「私權保護」為由之介入 私權爭執時，必須符合一個前提，亦即此處的「私權爭執」，是指「未經刑罰或 公法化」的私權爭執而言，因為若屬於「公法化」之私權爭執，基於法治國原則 下依法行政之理念，行政機關本應依據刑事訴訟法或其他行政法規主動介入，不 生「私權保護」之問題。
在警察之「危害預防」任務之下，為了能確實於危害發生之前知悉並掌握危 害的來源，警察有必要透過各種資料蒐集措施事先取得大量資訊，才能確實於具 體危害產生前將之撲滅。然而，當警察發動此類資料蒐集措施時，事實上並不存 在所謂的「具體危害」，因此現代國家大多會選擇以「預測性立法」的方式，針 對特定具有經驗上高風險的事項，假定此類事項具有發生危害的高度可能性，而 允許行政機關得發動其權限。由於此類的警察權限發動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因 此為了能確保警察的行為不致於過度逸脫於法律控制之外，因此至少必須符合法 律保留原則的要求。本文認為，在授權依據的要求上，為能有效透過立法控制警 察之資料蒐集職權，解釋上應限於已經經立法者認定為具有高風險之特定事件，
始得進一步採取資料蒐集措施，換言之，資料蒐集之依據應僅限於類型化措施，
而不包含概括條款。
此外，警察基於「危害預防」任務所採取的資料蒐集措置，已涉及人民的隱 私權保障，若我們肯認在現代資訊社會中，個人隱私的保護與人性尊嚴的維持息 息相關，那麼在考量如何控制警察以「危害預防」為由的資料蒐集行為時，亦應 一併考慮個人資料保護的相關原理原則。因此，應依序考慮「公開原則」、「告知 原則」、「直接蒐集原則」，以及「目的拘束原則」。首先，「公開原則」、「告知原 則」以及「直接蒐集原則」屬於警察開始資料時應注意的原則；而「目的拘束原 則」則為警察取得資料後，對於資料進一步的利用與處理時應遵循的限制。
依據集會遊行法第 8 條之規定，欲進行集會遊行活動的人民須於事前向主管 機關申請。依據行政實務的看法，主管機關在對申請個案進行審酌時，除有集會 遊行法第 11 條所列之事項外，原則上均需許可，是為「準則性許可制」。於集會 遊行進行中，依據集會遊行法第 25 條之規定，若該集會遊行有違法之情事，警 察得對該集會遊行加以制止並令其解散。而就警察依據該條規定所發動的一連串 行政行為而言，可依序區分為「警告」、「制止」，以及「命令解散」。所謂「制止」， 是指要求該集會遊行活動應予停止之意。警察在作成「制止」決定之時，警察本 身所肩負的「危害防止」任務亦應一併考慮在內，亦即必須存在足以對於警察應 保護之法益形成侵害之「具體危害」，始能進一步合理化警察所發動的干預性措 施。至於「警告」則屬於「制止」行為之前置程序。而「命令解散」，則是接續 在「警告」、「制止」後所為的第三個警察行政行為。如同作出「制止」之處分一 般，警察在作出「命令解散」之行政處分時，亦應考量集會遊行的現場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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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危害」可供警察發動此一職權。必須注意的是，依據集會遊行法第 28 條，
若警察已經作出「命令解散」之處分，但現場群眾仍不願離去，則警察得對該集 會遊行之負責人、代理人或主持人科處行政罰鍰。此時若經警察再一次的「制止」
後，還是不願離去，此時依據集會遊行法第 29 條，甚至可針對「首謀者」科處 一定期間的徒刑，此即刑事罰，在學理上又稱為「行政刑罰」。
如前所述，在我們以警察法的角度思考警察是否有權介入勞資爭議事件時，
若考量到勞資爭議事件的特殊性，勞動法本身的特殊歷史意義、社會功能性以及 憲法地位，都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倘若我們機械式的以特定法領域內的法律 邏輯，對於具有特殊社會意義的勞資爭議事件進行一般性的思考、而完全不考慮 勞動法領域內對於國家行為的期待及要求，那勢必會導致同盟自由的憲法地位遭 到掏空。換言之，如果一個法律制度是被社會所期待、而憲法也予以肯定，那我 們在具體的法律適用上，應該避免「憲法上允許、但實際運用極為困難」的結果，
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以技術性的方式限制或禁止憲法上罷工權的行使。因此，
在具體的勞資爭議事件中，除了考量警察的核心任務要件外，勞動法領域內重要 的原理原則，例如「同盟自由保障」、「團體協約自治」、「國家中立原則」、「爭議 對等原則」等，也是重要的判斷因素。
關於「同盟自由」之基本意義，是指藉由保障勞工組成同盟、進行同盟活動 之權利，以創造一個得與資方進行對等協商的環境，並在此一環境內，勞工同盟 得以訂定最有利於自己的勞動條件，並確保實質契約自由的實現，以維持合於最 低人性尊嚴保障的生活。而在此一範圍內，勞工同盟得以排除國家力量的不當介 入，進而導致本屬不平衡的勞資雙方關係，變得更加往資方傾斜。
關於「同盟自由」之具體內涵，可區分為「個別性質」之同盟自由以及「集 體性質」之同盟自由。前者具有個人權之性質，其保障對象以個別人勞工為主；
而後者則具有團體權性質，是以勞工所組成的同盟為主要的保障對象。就「個別 性質」之同盟自由而言，可分別自其「積極面」與「消極面」進行不同角度的理 解。積極面向之個別性同盟自由，其保障的對象是個別勞工加入特定勞工同盟之 權利，以及於加入該勞工同盟後，得以持續性的保有其同盟成員之資格、並進一 步參予同盟之內部活動及外部活動之權利。至於消極面向的個別性同盟自由，則 強調勞工在加入特定勞工同盟後，得自行選擇退出該同盟，以及於一開始即拒不 加入各勞工同盟之權利。至於「集體性質」之同盟自由，則包含同盟的「生存保 障」及「行動保障」，前者可稱之為「同盟之生存權」，而後者則可稱之為「同盟 之行動權」。所謂「同盟的生存保障」，是指勞工同盟的存續應受憲法所保障，國 家不應給予過度的限制，而造成勞工同盟運作上的困難。而同盟的「行動保障」，
而後者則具有團體權性質，是以勞工所組成的同盟為主要的保障對象。就「個別 性質」之同盟自由而言，可分別自其「積極面」與「消極面」進行不同角度的理 解。積極面向之個別性同盟自由，其保障的對象是個別勞工加入特定勞工同盟之 權利，以及於加入該勞工同盟後，得以持續性的保有其同盟成員之資格、並進一 步參予同盟之內部活動及外部活動之權利。至於消極面向的個別性同盟自由，則 強調勞工在加入特定勞工同盟後，得自行選擇退出該同盟，以及於一開始即拒不 加入各勞工同盟之權利。至於「集體性質」之同盟自由，則包含同盟的「生存保 障」及「行動保障」，前者可稱之為「同盟之生存權」，而後者則可稱之為「同盟 之行動權」。所謂「同盟的生存保障」，是指勞工同盟的存續應受憲法所保障，國 家不應給予過度的限制，而造成勞工同盟運作上的困難。而同盟的「行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