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本章開頭即探討了少兒電影在少兒讀物中的位置關係，我們的用意除在將文

32 大的主體可能是上帝、君王、國家、統治階級等。

字性與音像性兩種不同傳播方式區隔出來之外，更欲藉這樣的位置關係突顯音像 性讀物的重要。隨環境變遷，少兒吸收知識的來源已不僅止於書本，由於達到文 字精熟的過程須要較長的時間，直覺式反應的音像性讀物往往是少兒們初次接受 知識的來源，因此當今的問題不是教導少兒們「不要看」而是「如何看」。我們從 少兒的言談中可知電視、電子遊戲、多媒體成了其主要話題，若有年輕人在公眾 場合大談書本中的知識與心得感想，其結果往往被同儕視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異 類，在這樣一個音像當道的時代，教導少兒如何透過音像讀物進行獨立思考成了 迫切的問題。此外，在少年與兒童的定義裡，我們發現中國政治上的左派共黨人 士特別關注此兩年齡層的分類；在觀察共黨的歷史軌跡後，可知左派共黨人士對 取得這群未成年人的支持與否相當在意，因此在少年與兒童的界線定義上也就格 外注重。

在中國電影史與少兒電影史的探討過程中，我們發現 1979 年是整個文藝界的 轉捩點，此時期的文藝視角觸及少年兒童的原因與社會改革開放正面相關，而除 了中國本身之外，我們也觀察到台灣與中國兩地不約而同地出現一批少兒文藝工 作者的現象；究其背景，發現兩者皆從政府嚴密監控下的社會背景解放出來，在 回首過去集權統治的錯誤路線後，重獲自由的人們開始抱持一種對國家未來重生 希望的熱情信念，紛紛將眼光投注在新生群代，因此在視少兒為國家未來主人翁 的求好心態下，少兒文藝工作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另外，隨著改革開放帶 來的自由氣氛，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也必須調整方向以合乎時代所趨，由國家把 關產製的影片不能再以刻板化的教條固執其事，於是藉由獎項的設立，一方面除 了鼓勵電影工作者外，另一方面也透過這樣的機制採取較溫和的手段達到意識形 態傳播的目的。

Turner 在《電影的社會實踐》中指出，意識形態的研究取向否定電影文本只 能有一種解讀方式，在這些多樣化的解讀裡，有的支持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也 有反抗或顛覆主流意識的論點；然而，在這些看似非主流意識的論點中，文化霸 權的功能始終發揮作用，它維持著現有的狀態（Turner 185）。Lebeu 也在《佛洛伊 德看電影》中說明將電影視為一種機制進行分析是想瞭解電影在心理與政治、美 學與文化等方面的力量，將電影視為現代文化的建制、一種意識形態系統，專門

提倡主流的社會生活組織（Lebeu 77）。但這並不意味著過去屬於非主流的意識形 態永遠無法翻身，文化霸權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變化，我們分析的目的正是找 出這樣的變化，從電影文本切回社會生產來源。我們知道電影中的意識形態並不 會以直接陳述或反省的方式呈現，對於這樣的探討，其困難便在於身處該意識形 態之內，卻以一個跳脫該意識形態之上的觀點來研究其表述，因為意識形態的無 意識早已使觀者產生對該意識的慣性，它會將社會與政治的缺陷轉化為私人的個 別問題，使得觀者將這樣的缺陷視為是個人的問題而淡化了問題背後意識形態的 潛藏運作；因此我們必須透過檢視影片中常被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來還原意識形 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