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九○年代大陸女性家族書寫的興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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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大陸九○年代文學延續新時期文學的「反叛」姿態4，進一步深化為「追求自 我」的多元面貌。資深女性作家在八、九○年代交接之際的「新寫實小說」和「新 歷史小說」兩股思潮帶動之下，同時接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婦權運動的精神洗 禮與視野拓展，開始運用「家族書寫」來追尋女性的歷史定位，挖掘女性在生理、
心理、社會各層面與男性的迥異樣貌，體現女性自我意識的高度覺醒。九○年代 大陸女作家的家族書寫往往帶有作家自身的成長經歷色彩，她們站在女兒的立 場，追溯與回顧家族中不同世代的女性們如何在生活的瑣碎糾葛中齟齬攻訐或是 惺惺相惜，如何狡黠或無奈地應對著時代風雲的席捲、社會價值的桎梏，以及迎 接傳統倫理規範和現代個人意識的衝突與挑戰等，從中，我們看到她們燭照出女 性在父權制度下的畸殘、屈服、逃離與反抗面貌。這些家族書寫的經典代表作通 常由五○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完成，不僅內容呈現豐富的歷史時空設置、生動的女 性人物群象，更能恰如其分地調動現代小說的敘事技巧，不刻意賣弄文字迷障，
因而能呈現精彩動人的藝術品。
第一節、九○年代大陸女性家族書寫的興起背景
九○年代大陸女性作家的家族書寫是在新寫實小說潮流主張的「還原生活本 相」、新歷史小說潮流展現的「與歷史重新對話」，以及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標榜的
「自我意識覺醒」三股思潮共同作用、推進之下而開出的絢爛花朵。在新時期文 學的「反叛」思維基礎上，女性作家對「革命現實主義」和「父權制」兩大威權 神話進行反叛，在「追求自我」、「認識自我」的覺醒意識中重新審視女性的歷史，
從而還原女性的多層次真實本相，建造母女相連的另類家族譜系來和父子相承的 傳統家族譜系進行抗衡。
一、新寫實小說思潮的影響
唐翼明將中共建政的 1949 年到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的 1989 年期間劃分為兩 個文學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毛澤東掌權時期（1949-1976），涵蓋了「十七年」文 學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學，這個時期的總體趨勢是「屈服」，即文學必須屈服
4「反叛」是唐翼明描述大陸新時期文學發展總體趨勢的核心概念，見《大陸「新寫實小說」》（臺 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9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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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學必須從屬於政治」和「文學必須為工農兵服務」兩大文藝政策，導致文 學日漸喪失了創造性和獨立性，淪為意識形態的傳聲筒和宣傳品，其特色是公式 化、教條化、樣板化。第二個時期是鄧小平掌權時期（1977-1989），在「改革」、
「開放」的新國策之下，迎接了西方的文藝思潮、理論和資本主義的洗禮，這就 是所謂的「新時期」，其總體趨勢是「反叛」，反叛中共強加給文學的文藝指導政 策，反叛前一時期的異化，逐步尋回文學的主體性，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和文藝 思潮彷彿雨後初春筍般，短時間內冒出三波重要的思潮，第一波是「政治反思思 潮」，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為代表，認為共產黨過去犯了 錯誤，造成很大的災難，並非那麼光榮、偉大和正確，第二波是「文化尋根思潮」， 產生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尋根小說」，刻意淡化故事的時空場景，宣揚傳統民族 文化的古老、悠遠、強大，例如儒家的仁義、道家的超脫、古老的巫術、民間的 迷信等，意在擺脫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信條，強調維繫中華民族的性格與命運的並 非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而是一種無所不在、根深柢固的文化血脈，第三波是「仿 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經歷文革浩劫，又接受了改革開放相伴而行的自由化之 後，大陸知識份子大體具備西方知識份子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衍生出疏離、
荒謬、怪誕、痛苦、絕望等情緒，因而仿效現代主義的手法，書寫一些富有實驗 氣息的「先鋒小說」，這些小說不管在思想內容或是表現手法上，都戲弄、解構 了「毛文體」。5
在新時期文學三波「反叛」思潮的推波助瀾之下，1987-1989 年之間形成了 一股「新寫實小說思潮」，這股思潮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自覺的文學運動或流派，
也沒有明確的綱領或宣言，但在這股思潮影響下誕生的小說卻呈現出共同的審美 意識和精神追求傾向，簡而言之，內容是「先鋒的精神」，形式是「寫實的軀殼」。 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家作品有方方《風景》、池莉《煩惱人生》、《不談愛情》、劉 恆《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劉震雲《單位》、《官場》、蘇童《妻妾成群》、
李曉《天橋》等，這些小說的題材、內容多半寫普通人的庸常生活，特別注重人 的生存困境，不去刻意塑造和誇飾英雄人物或典型人物，要求正視並還原生活的 本相、歷史的本相、人的生存本相，保持生活的「毛茸茸本色」，而在表現形式 上，雖然吸收、融合了現代派小說的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意識流、
5參考、整理自唐翼明：《大陸「新寫實小說」》，頁 6-14。本論文各章註腳凡有引用相同資料，
均於第一次出現時標示完整出版資料，第二次之後出現只標示作者、篇名（或書名）及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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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等手法，但為了適應普羅大眾的閱讀需求，語言和敘述都盡量符合日常 語言的公共規範，力求平實自然、明白曉暢，以便更為貼近生活，寓趣味於平凡 之中。6
新寫實小說潮流的「新」其實是相較於毛澤東時期所標榜的「革命現實主義」
原則，革命現實主義強調文學創作中所要反映的現實，除細節真實之外，還要真 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藝術上的真實不僅止於生活現象本身，更重要 的是要體現出生活現象背後的本質。7所謂「典型化」，就是藉助於藝術的概括描 寫手法，由現象體現本質，以個別反映一般，用個性負載共性，舉例來說，用一 個符合「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來拯救低層人民脫離痛苦的深淵，正表達了共產黨 的光明與進步，故事情節的編排按照線性的因果邏輯，必須遵循著「邪不勝正」
的階級勝利法則。新寫實小說標榜要揭示生活的真實、原始樣貌，池莉說要表現 現象的真實，而非本質的真實，正是要與革命現實主義所標舉的革命意識形態拉 開距離，拋棄掉任何「主題先行」的道德評判標準，讓生活的偶然性、非理性、
不確定性，甚至荒謬性都能在小說世界中盡情展演，因此新寫實小說不再設計驚 人的巧合或是戲劇化的情節，而要著力刻畫人物的複雜性格，保持情感的「零度 介入」8，這種零度介入具體來說就是敘述者功能弱化，盡量不要在人物的心理 狀態中介入洋洋灑灑的作者（或敘述者）主觀情感與評價，而是盡量用旁觀者的 視角，讓故事的情節與人物的活動自然呈現。9
王寧指出：「新寫實文學的濫觴和持續實際上既是對先鋒文學的激進實驗之 反撥，同時也更是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原則的揚棄和超越，此外也可被看作是對一 種世紀末的平民意識的弘揚和向讀者大眾的一種妥協，在另一個層面上來看，新 寫實小說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精英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鴻溝的縮小」。10新 寫實小說揚棄、反叛、超越革命現實小說所追求的宏大敘事，改造先鋒小說的實 驗手法，使知識菁英對世情人性的透徹觀察和適合大眾閱讀的通俗紀實敘事手法 相結合，這些和九○年代女性作家所開展的家族書寫內容、審美精神、敘述手法 有相似的特色與趨勢。女性所書寫的家族故事內容也通常是普通、尋常人家的平
6唐翼明：《大陸「新寫實小說」》，頁 18、46。
7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307。
8唐翼明：《大陸「新寫實小說」》，頁 38。
9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二版）》，頁 309。
10王寧：〈「後新時期」：一種理論描述〉，《花城》第 3 期（1995 年），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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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瑣碎家務，而不是帝王將相、達觀顯貴、書香門第或是江湖豪傑的傳奇、偉 岸事蹟，主要勾勒家族女性圍繞在柴、米、油、鹽的生活需求，對食、衣、住、
行等實際問題的安排和思索，對愛情的浪漫期盼、渴求，以及進入婚姻生活之後 必須迎接的夢想破滅，不再有所謂典型的英雄人物，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混合 著「美與醜」、「善與惡」、「理性與非理性」、「堅毅和脆弱」性格的圓形人物，在 人物的行動、選擇、命運的安排上不再依循「正義擊垮邪惡」的二元對立模式，
對於所謂的正義、道德也有所批判、質疑，甚至表現出灰色的模糊地帶，這就是
「表現出生活本相和生存現象的真實」，而敘述視角多採用客觀的回憶角度，或 是第三人稱的抽離視角，也是「情感零度介入」的適度擷取和靈活運用。
二、新歷史小說思潮的啟迪
1987-1989 年是「新寫實小說」潮流發展的高峰期，而和這股創作潮流大約 同時出現的還有「新歷史小說」思潮。最早於 1988 年提出「新歷史小說」一詞 的人是李星，藉由閱讀鄧友梅《據點》(1986 年)、顧演光《江陰八十日》(1987 年)、周梅森《國瘍》(1988 年)三部以對日抗戰為背景的小說，發現這些作品不 再一味張揚民族精神和傳統氣節，反而對敵對營壘表現出同情和理解，具有對民 族歷史的反省意識，跟以往革命歷史小說有所不同。11
1993 年，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由王彪評選的《新歷史小說選》，在此之前
（1992 年），王彪在《文藝評論》上發表〈與歷史對話——新歷史小說論〉（後 來成為《新歷史小說選》的導論），敏銳地注意到新歷史小說的現代意識和形式 創新層面：
1986 年後，中國文壇出現了一批寫往昔年代的、以家族頹敗故事為主要
1986 年後，中國文壇出現了一批寫往昔年代的、以家族頹敗故事為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