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二節、 情婦的定義與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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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就會作為關係平衡者被引進其中（Atwood & Seifer, 1997）。然而，與現代婚姻 並行的婚外情經常蘊含欺瞞與圓謊的成分，並非所謂知情同意下的非單偶婚，無 論受騙的當事人是妻子或情婦（Utley, 2016）。破壞信任的婚外情問題因此成為現 代夫妻求助於婚姻治療的常見理由（Whisman, Dixon & Johnson, 1997）。值得注 意的是，以外遇男性作為共通點，情婦面臨的三角議題經常就像妻子面臨的三角 議題一樣折磨心思，然而它多半無人知曉。
第二節、情婦的定義與污名
定義婚外情對於研究者而言向來是道難題，因為每段承諾關係各有不同的脈 絡，在某一段關係中被視為不忠的行為，在另一段關係中可能全然無關不忠，難 以相提並論（Blow & Hartnett, 2005）。倘若我們將每個人心目中認定的不忠行為 林林總總羅列出來，它的涵蓋範圍將會非常廣闊——婚外性關係、網路性愛、觀 看色情影片、與他人的非性器官接觸的肢體親密、與他人的情感親密……都可能 包括在內（Jeanfreau, Jurich & Mong, 2014）。既然肉體外遇與精神外遇的定義如 此眾說紛紜，則「怎樣才算情婦」這個問題的答案亦是五花八門的。
歷來情婦的定義總是因研究者的論述需求而異，然而各種定義均可供筆者作 為借鑑。Orth（1972）認為，情婦是與已婚男性維持長期關係的單身女性（包括 未婚、離婚或孀居），且這段關係必須滿足三大條件：交往時間持久、雙方無意 結婚、已婚男性或多或少對情婦提供資助；James 與 Kegdley（1973）則認為，情 婦是與已婚男性具有非法的性關係的單身或已婚女性，且這段關係至少必須維持 一年（轉引自Griffin, 1999／奚修君譯，2001）。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 蜂譯，2018）在討論情婦時，則專指與已婚男性發生婚外情的單身女性，無論這 位單身女性是否已有自己的子女。
Griffin（1999／奚修君譯，2001）與 Abott（2003／廖彥博譯，2015）分析情 婦的作品是啟發筆者的重要文獻，兩位作者亦對「情婦」這身分列出了自己的定 義，以便劃清作品中的討論範圍。Griffin（1999／奚修君譯，2001）認為情婦就 是與已婚男性發生感情的女性，Abbott（2003／廖彥博譯，2015）則認為情婦是 與已婚男性具有相對長期的性關係的女性，無論這段關係始於自願或受迫。值得 注意的是，兩位作者皆是採取較為寬鬆的定義，希望儘量囊括古今中外各種處境 的情婦。筆者綜合兩位作者的定義，並且考量台灣法律現況，在此將本文研究的 情婦定義為：在台灣現行一夫一妻制底下，已婚男性在法定配偶之外的女性交往 對象，雙方具有情感上或／與身體上的親密關係。
上述這些關於情婦的定義（包括筆者所訂的定義），對於情婦婚姻狀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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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已婚、離婚、孀居）與關係涉及要素（情感、性、金錢）的強調各有不同，
唯一不變的是，情婦的親密對象始終須是已婚男性。倘若男性未婚，則無所謂元 配或情婦可言。換言之，「情婦」這身分是現代一夫一妻制的產物，並且是依據 與之交往的男性身分定義出來的。
「處於婚外」既是情婦定義的基礎，更是情婦污名的由來。情婦處於合法婚 家之外，所以她在已婚情人身上獲取的任何資源，包括情感、性、金錢，均被視 為對於合法婚家的掠奪或競爭，危害了那個婚家內部的連結、生殖、收支分配。
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指出，儘管當代女性對於自己的人 生規畫與情感安排已掌握越來越多主導權，社會大眾及其刻板印象仍舊為選擇成 為情婦的女性貼上許多負面標籤，包括「經濟依賴的」、「心理生病的」、「偏離社 會正軌的」。大眾經常設想情婦是別具性魅力的、因為提供性服務而享盡榮華的 被包養女性（kept woman）；大眾也習於認定情婦是在童年遭遇下產生受虐傾向 或戀父傾向的神經病患者，因此總要反覆在糾結痛苦的親密關係中體驗愛情，甚 至逐步成為家庭破壞者（homewrecker），以便滿足孩提時代媲美母親、爭取父親 寵愛的慾望（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儘管這些將情婦情慾 化、病態化、妖魔化的刻板印象並非全部的事實，它們仍然主導大眾媒體對於情 婦的再現手法，日復一日令情婦群體成為相對於「乖女人」的「壞女人」，不為 主流社會所接納（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
對於主流社會中這種二元女性形象的劃分，Burns（1999）指出，當大眾紛紛 將情婦建構為「壞女人」之際，即等同為外遇男性提供開脫不忠的藉口，並且暗 示一夫一妻制有賴不會邀約或搶奪其他女性男伴的「乖女人」。換言之，整套論 述的重點全在於女性安分與否。無論是乖女人或是壞女人，均難以避免恪守社會 腳本的諭令：「乖」的美名是獎賞，「壞」的污名是懲戒。Burns（1999）強調，將 情婦他者化的實踐示範並複製了異性戀親密關係中的男性特權，而且所謂（對於 男性中心價值而言）的「乖女人」經常正是參與其中的共犯。同時，當一段婚外 情曝光，情婦每每被大眾媒體描繪成比通姦男性更可憎的人物（DePompo &
Butsuhara, 2016）。如此一來，情婦蒙受的污名不僅是與一般女性對照後呈現出來 的不潔，更是與外遇男性對照後呈現出來的不潔——出錯的永遠是情婦。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說，從來都沒有情婦接受包養，也從來都沒有情婦造成 婚家的痛苦。筆者想說的只是，我們應當看見這些刻板印象背後，那不假思索的 以偏概全。況且，獲得外遇男性愛護的情婦亦經常必須付出相應代價，那代價除 了社會大眾對她的污名化，更包括已婚情人對她的物化。Abbott（2003／廖彥博 譯，2015）就指出，已婚男性經常將情婦當成對外彰顯身家地位的一種炫耀品，
一種社交工具，她的珠寶象徵的是他的財富，她的美貌象徵的是他的性魅力，她 若是當紅歌星或影星，則她的名氣象徵的就是他的權勢。在公開場合，已婚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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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情婦的意義就像配戴鑽錶或徽章。這樣的情婦看似華貴實則低微，因為她在 他人眼中早已被去人性化，僅是用以烘托已婚情人的附屬品。姣好的情婦與姣好 的妻子或女友又不盡相同，因為她是不顧已婚情人的婚姻狀態也要與他相愛，從 而更加暗示了他方方面面的成功（Abbott, 2003／廖彥博譯，2015）。在此我們可 以知道，情婦並不總是既得利益者，一則她可能並未享受好處，二則她可能在享 受好處的同時也必須為這些好處背書，並且賠上自尊或其他物事——這些都是大 眾並未留意的窘境。在上述情況中，已婚情人對情婦的「好」同樣參與了情婦污 名的製造。他越給她錢、權、愛，她越成了奪錢、奪權、奪愛的角色。
Goffman（1963／曾凡慈譯，2010）在《污名：受損身分的管理筆記》一書 中就曾指出，社會大眾經常對於受污名者施加諸般歧視，企圖削弱對方的競爭機 會，然而充滿強大貶抑效果的污名並非一種自然而然的內部屬性，而是一種來自 人際關係的外部產物——污名向來被當作鞏固道德常規的社會控制工具。同樣道 理，台灣社會對於情婦的污名化乃是基於倡導婚家的意識形態，然而「情婦」這 個身分本身其實無可褒獎亦無可貶抑，端視週遭如何詮釋與應對。根據Goffman
（1963／曾凡慈譯，2010）的觀點，每個人皆具有「虛擬的社會身分」與「真實 的社會身分」，當這兩種身分之間的負面落差呈現於他人眼前之際，就是污名的 開端。在崇尚結婚成家的一夫一妻制社會中，單身女性每每被他人預設為正在與 或想要與單身男性交往（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這正是 單身女性背負的虛擬社會身分——然而，一旦這位看似單身且照理應當追隨婚家 常規的女性，在自願坦白或被迫公開的狀況下，揭露自己的真實社會身分是一個 違背主流價值的情婦，則她身上兩種身分的不一致就可能招致羞辱。
Goffman（1963／曾凡慈譯，2010）特別關注受污名者與非受污名者共處於 同個社會情境中的「混類接觸」（mixed contacts），他指出受污名者可以分為負面 屬性顯而易見的「明貶者」與負面屬性隱而未彰的「可貶者」，而可貶者在混類 接觸中經常必須嚴格管控個人訊息，如同登台表演一般經營自我形象。情婦正是 這樣一個長期處在保密焦慮中的可貶者。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
2018）曾指出，情婦為了在日常生活中隱瞞自己涉足婚外情的事實，經常採取「撤 離」（withdrawing）、「劃界」（compartmentalizing）、「遮蓋」（cloaking）、「編演」
（fictionalizing）四套策略。其中，「編演」策略正是情婦在混類接觸中一面進行 交際一面維持形象的重要手段。例如，情婦會向身邊的親友同事謊稱自己的喜怒 哀樂理由，或者捏造週末與長假的休閒活動，或者虛構一段看似合情合理的親密 關係，或者大方介紹情人卻刻意省略對方的婚姻狀態——如此小心翼翼杜撰故事 的情婦正像同志一樣待在無人知曉的暗櫃中，而出櫃是一個舉步維艱且永無止盡 的過程（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
此外，採取「劃界」策略的情婦則善於將自己的生活與已婚情人的生活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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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在地理上與社交圈上拉開與對方的距離，以便保有親密關係的朦朧美感，
然而這套策略也令情婦習於不當完整的自己，於是她與情人共處時是一個角色，
與情人告別後又是另一個角色，分身而不乏術（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 譯，2018）。「遮蓋」策略則恰恰相反，這是情婦與已婚情人生活圈大抵重疊時習 慣採用的策略，在辦公室婚外情中尤為常見，例如，她與他可以假裝一起在公司
與情人告別後又是另一個角色，分身而不乏術（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 譯，2018）。「遮蓋」策略則恰恰相反，這是情婦與已婚情人生活圈大抵重疊時習 慣採用的策略，在辦公室婚外情中尤為常見，例如，她與他可以假裝一起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