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婚外情在台灣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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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姦人」。儘管通姦除罪化最後能否確切落實仍舊有賴立法機關權衡，司法改革 國是會議可謂在林奕含事件的觸發下為此踏出更明確的一步。
然而，林奕含事件在台灣社會中激起的討論是高度分歧的。一方面，林奕含 啟發大眾省思權勢性交中的情婦困境，引人同情共感；另一方面，林奕含也因為 情婦身分曝光而招致諸多謾罵，即使陳國星與她的婚外情早已是過去式。例如，
2018 年 4 月 27 日——林奕含忌日——PTT 女孩板（WomenTalk）上就有板友張 貼〈某位小三自殺滿一週年〉一文，語帶嘲諷地回憶林奕含事件，並且在短短兩 天內引起34 篇回文。在這些立場各異的回文中，我們可以看見以下負面留言：
「小三就是賤」、「她就是小三得不到名分被玩就崩潰」、「成年當小三就是要負責 啦」、「小三不可惡？那就願每個男人身邊都有一個小三囉」、「希望她來生的審美 觀和道德觀可以跟常人一樣」、「難道林女不知道他們的關係有問題？是道德上所 不允許的？」、「我以為不要跟已婚的人交往是每個人的常識，林女都知道陳男已 婚還交往，電視沒播過『通姦』、『小三』？」、「已婚男把妹很常見，一個巴掌拍 不響，不要講得好像女生跟別人老公上床都沒錯」。
這些高度性別化的、針對情婦的譴責言論反映的正是台灣社會中關於毀家廢 婚的道德焦慮，而這種道德焦慮指涉的則是強調婚家至上主義的意識型態。由此 可見，儘管林奕含事件持續促進了通姦除罪化的進行，它亦更加突顯出台灣社會 對於婚外情的矛盾態度——婚外情有罪？婚外情無罪？
然而，在這雙方對峙的關於婚外情的論述（discourse）中，我們始終不曾聽 見情婦——婚外情主角之一——公開自述的聲音。Spivak（1988）在討論知識分 子為弱勢群體代言的問題時亦曾談到類似的失聲狀況。Spivak（1988）表示，英 國殖民政府為了解放印度女性而禁止當地的寡婦殉葬習俗，印度本土的國族主義 者則認為這種禁止貶抑了寡婦自焚以榮耀亡夫的意志，然而就她看來，在這兩種 立場高度分歧的論述中，作為論述關注焦點的寡婦皆未現身說法，因此仍是緘默 不語、缺乏主體性的屬下階層（subaltern）。討論自焚殉葬禁止與否不能不聽寡婦 的意見，討論婚外情除罪與否亦不能不聽情婦的意見。這令筆者不禁開始好奇台 灣情婦對於自身的情婦實踐有何看法，對於婚姻與家庭又有何看法。情婦不該只 是我們社會中的屬下階層。
第二節、研究背景：婚外情在台灣
台灣的社會制度呈現支持婚家至上主義的傾向，陳昭如（2010）在討論婚姻 制度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時就指出，台灣的法律給予已婚者或曾婚者 諸多優惠待遇，這些制度化的誘因不僅近乎強迫地促使異性戀男女步入婚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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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一夫一妻婚姻作為正統的意識型態，至於未婚者與婚姻外的親密關係則因未 獲偏袒而處於劣勢。國家政府如此獎勵婚姻的原因是，以婚姻作為基礎的家庭有 助於穩定工業社會的運行，亦即透過女性（妻子）在私領域的無償的家務勞動與 情感勞動支撐男性（丈夫）在公領域的有償的生產勞動，從而完成資本主義的剝 削結構（王灝中，2013.10.23）。然而，在這結婚率低落、離婚率高升的當代台灣 社會，婚姻與家庭的重要性必須重新受到檢視。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近十年來，台灣的粗離婚率（某一特定期間之 離婚對數對同一期間之期中人口數的比率）大抵維持在2‰以上，亦即每年皆有 超過50,000 對夫妻結束婚姻。以 2017 年為例，該年台灣共有 138,034 對男女結 婚，數量創下近八年新低；又有54,412 對夫妻離婚，數量創下近五年新高。讓我 們將此數據描述得更清楚一點：在2017 年，一年有 54,412 對夫妻離婚，代表每 天約有149 對夫妻離婚；每天約有 149 對夫妻離婚，代表每小時約有 6.2 對夫妻 離婚。換言之，這年台灣每十分鐘便有一對夫妻結束姻親關係。
表一：近十年我國國民結婚與離婚之對數與粗率
年分 結婚對數 粗結婚率 離婚對數 粗離婚率 2008 年 154,866 6.73 ‰ 55,995 2.43 ‰ 2009 年 117,099 5.07 ‰ 57,223 2.48 ‰ 2010 年 138,819 6.00 ‰ 58,115 2.51 ‰ 2011 年 165,327 7.13 ‰ 57,008 2.46 ‰ 2012 年 143,384 6.16 ‰ 55,980 2.41 ‰ 2013 年 147,636 6.32 ‰ 53,604 2.30 ‰ 2014 年 149,287 6.38 ‰ 53,190 2.27 ‰ 2015 年 154,346 6.58 ‰ 53,459 2.28 ‰ 2016 年 147,861 6.29 ‰ 53,837 2.29 ‰ 2017 年 138,034 5.86 ‰ 54,412 2.31 ‰
資料來源：【結婚對數、結婚率、離婚對數、離婚率】，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2018，
取自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09&CtNode=3622&mp=4
吳惠林（2012）在〈我國離婚率發展之趨勢、影響及因應作法之研究〉一文 中指出，社會經濟的變化會改變婚姻過去作為「合夥契約」的公認功能，包括生 育後代、分攤風險、發展夫妻角色分工、增加投資借貸範圍、創造並共享家內公 共財等功能；換言之，結婚率下降與離婚率上升這些婚姻制度崩解的現象有其總 體社會變遷背景。其中一個重要背景即是女性日益投入勞動市場，這一來導致經 濟獨立的女性勇於結束不和諧的婚姻——離婚因此成為常見選項；二來導致男女 社交網絡擴大，已婚男女重新配對的機會增加，婚外情更形普遍，外遇婚變必須 承擔的輿論壓力與必須付出的成本亦隨之下降——離婚又因此成為常見選項（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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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林，2012）。美國許多離婚研究亦發現，配偶不忠（infidelity）是促成離婚的重 要因素（Betzig, 1989；Amato & Previti, 2003）。
在資本主義與婚姻制度彼此結盟的現代社會中，危害婚姻的婚外情經常是必 須被驅除、甚至被懲罰的對象。然而，施加於婚外情的道德判斷與法律制裁卻未 必真能維護婚姻制度，反倒往往只是治標不治本，而婚外情則從未消失。婚外情 從未消失，情婦亦從未消失。James 與 Kegdley（1973；轉引自 Griffin, 1999／奚 修君譯，2001）早已指出，現代社會習於將已婚男性的情婦推作一夫一妻制失利 的代罪羔羊，儘管情婦其實亦是一夫一妻制底下的受害者。回顧台灣提倡結婚成 家、守婚護家的社會風氣，在這當中，無數情婦同樣受到有意鞏固婚姻的道德與 法律的壓迫——處罰婚外情每每等於處罰情婦（徐錦昌，2006）。
我國是目前全球少數仍將通姦治罪的國家之一，《刑法》第239 條明訂：「有 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然而，這則法條有 個但書：「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換言之，配偶與人通 姦者可能會因為諸般理由而寬恕配偶，卻仍舊繼續向配偶的外遇對象究責。徐錦 昌（2006）統計 2004 年 254 件、2005 年上半年 116 件全國地方法院「妨害婚姻 終結案件」的起訴情形後，曾指出兩大重點：第一，對於配偶撤回通姦告訴的平 均比率，女性（61%）高於男性（48.4%），亦即妻子比丈夫更傾向原諒外遇的配 偶；第二，對於配偶外遇對象單獨提出通姦告訴的平均比率，女性（35%）亦高 於男性（32.1%），亦即「兩個女人的戰爭」比「兩個男人的戰爭」更要容易發生。
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台灣社會中，婚外情裡的已婚男性經常可以全身而退，至 於他們的情婦卻必須獨自面臨法律審判。筆者在本章第一節「研究動機：林奕含 效應」中提及的林奕含作為情婦的困境，正是這種狀況的再次搬演。
然而，不為法律與道德所容的情婦是否始終是婚姻的破壞者？是否始終如此 罪大惡極？Abbott（2003／廖彥博譯，2015）在《情婦史》一書中非但不這麼認 為，更透過她採集的古今中外多位情婦的故事指出，支撐婚姻的物事正是對於婚 姻的不忠，亦即情婦其實經常是婚姻的維持者。這意思是說，情婦能夠滿足已婚 情人在婚姻中無法被滿足的身心需求，而這些外遇男性在情婦那兒獲得正面能量 後，又能重返牢籠似的婚姻，繼續扮演一夫一妻制底下的理想夫婿，避免了離婚 的局面。Griffin（1999／奚修君譯，2001）亦在《情婦：有關「她」的神話、歷 史與詮釋》一書中總結自己作為情婦的婚外情經驗表示，完美情婦的本分就是無 止無盡、不忮不求地給予已婚情人慰藉，好讓這些外遇男性在真實卻難以忍受的 婚姻之外有個如夢似幻而可取暖的庇護所。
上述這些觀點顯示的重點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向來被認為同時存於婚家 中、用以支持生產勞動的家務勞動與情感勞動實已漸行漸遠，而且後者朝向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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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播遷。Abbott（2003／廖彥博譯，2015）就指出，未婚情婦不必操持妻子負 責的日常家務，故可運用充沛的自由時間打理自己，以最美好的面貌與最優雅的 舉止談情說愛。Griffin（1999／奚修君譯，2001）亦認為情婦與妻子是各司其職 的水平分工關係，雙方其實可以和諧共處，分享同個男人的情感。換言之，情婦 並不是婚姻制度「外」的入侵者，而同樣亦是婚姻制度「內」的參與者。在此我 們可以理解，「情婦／婚外情作為婚姻的調劑」這個事實，固然有違台灣社會崇 尚婚家、貶斥婚外情的價值觀，但卻並非不存在。
林奕含事件推展了台灣通姦除罪化的進行，然而在通姦完全除罪之前，與已 婚男性發生性關係的情婦仍是潛在的犯罪者。弔詭的是，根據Abbott（2003／廖 彥博譯，2015）的觀點，正是這些潛在的犯罪者在維持台灣社會對於婚姻神聖性 的想像。Griffin（1999／奚修君譯，2001）更指出，最聰明、最成功的情婦應當 謹慎安於自身角色，永遠樂意聆聽已婚情人抱怨妻子乃至為那妻子打圓場，而不 妄想取代元配獨一無二的法律地位，如此她才能常保與外遇男性的親密關係。換 言之，情婦做情婦的日常實踐與她對於婚家的維持功能密不可分。情婦為已婚情 人提供的情感勞動一方面成全了她自己的愛情，一方面亦成全了非她所屬的另一
林奕含事件推展了台灣通姦除罪化的進行，然而在通姦完全除罪之前，與已 婚男性發生性關係的情婦仍是潛在的犯罪者。弔詭的是，根據Abbott（2003／廖 彥博譯，2015）的觀點，正是這些潛在的犯罪者在維持台灣社會對於婚姻神聖性 的想像。Griffin（1999／奚修君譯，2001）更指出，最聰明、最成功的情婦應當 謹慎安於自身角色，永遠樂意聆聽已婚情人抱怨妻子乃至為那妻子打圓場，而不 妄想取代元配獨一無二的法律地位，如此她才能常保與外遇男性的親密關係。換 言之，情婦做情婦的日常實踐與她對於婚家的維持功能密不可分。情婦為已婚情 人提供的情感勞動一方面成全了她自己的愛情，一方面亦成全了非她所屬的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