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三節、 情婦的認同與權力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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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情婦的認同與權力協商
在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的作品中，我們知道情婦經 常必須在親友面前放下與情人戀愛的自己，並且在情人面前放下與親友交遊的自 己。情婦在親友面前擱置一部分的現在，在情人面前擱置一部分的過去。然而，
情婦並非不再是自己，而是「成為」一個不同的自己。這個「成為」裡面包含了 主動與被動的成分，包含了情婦對自己與他人對她的看法。在這一來一往的協商 過程中，情婦逐漸建構出自己的身分認同。身分認同的意思是，情婦在做情婦之 際，她認為自己是／不是怎樣的人？她想要／不想要成為怎樣的人？
身分認同首先涉及回憶。情婦為了抵抗污名與污名可能導致的歧視，往往必 須發明一套用於日常社交的敘事內容，並且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調整。Goffman
（1963／曾凡慈譯，2010）就指出，受污名者在實踐看似「公然撒謊」的訊息管 控之際，總得暗自備妥一張準確且完整的回憶清單，以便從中抽取談資、回應週 邊關切。透過建構個人的回憶，作為可貶者的情婦既可在他人面前展現坦誠的善 意，又可避免隱私洩露後引致的惡意。事實上，不僅是受污名者，人人的回憶都 是建構之物，都涉及主觀看法，其中不無美化或合理化的成分。根據Jenkins（1996
／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38）在《社會認同》一書中的觀點，個人的回憶就 像公眾的歷史一樣是組成認同的重要面向，它們均非客觀的、固定的存在，然而
「它們是想像的（imagined），並不就意味它們是虛幻的（imaginary）」。在此我們 可以理解，情婦在決定她要透露什麼、隱瞞什麼、透露多少、隱瞞多少的過程中，
每一次的割捨均是一種創造，近於除舊布新。當情婦與親友或情人相處時，正是 許許多多的「不在」成就了此時此地的「在」。
因此，身分認同應是可動可變的。Jenkins（1996／王志弘、許妍飛譯，2006）
就指出，「認同」（identity）這名詞與「辨識」（identify）這動詞總是相伴而來，
在這「辨識」中同時包括對於同類與他者的區別，而個人就是在反覆確認「我與 別人一樣」、「我與別人不一樣」的過程中建構身分認同，換言之，身分認同乃是 個人對於自己獨特身分的反身性思考。然而，人們腦海中所謂的「別人」經常是 具有類似處境的「自己人」。Goffman（1963／曾凡慈譯，2010）發現，受污名者 在建構身分認同的過程中，經常會依據污名明顯與突兀的程度為「自己人」劃分 等級，藉此表示自己是更優越也更正常的，例如重聽者會宣稱自己並非耳聾，弱 視者會宣稱自己並非目盲，因為耳聾、目盲比起重聽、弱視更易令人斷定是身心 障礙——受污名者這種對於「自己人」的差別心，恰恰顯示他在認同光譜上的躊 躇游移。這道光譜不是水平的而是垂直的，這道光譜有高貴與低賤之分。說得更 清楚一點，身分認同總是帶有評價的意涵，它是個人同時看待自己、看待他人、
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多重交織，故無法脫離社會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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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婦的身分認同建構同樣涉及受污名者對於「自己人」的差別心，然而因為 情婦身分多半是個隱而不宣的祕密，所以情婦用以評價自我的「自己人」經常是 大眾刻板印象中的情婦：淫邪的，拜金的，自私的。Utley（2016）從符號互動論 的角度，分析35 位擁有三角戀愛經驗的女性如何在訪談中回憶並描述「我」（受 訪者自己）、「他」（外遇男性）、「她」（外遇男性的元配）、「我們」（受訪者與外 遇男性），結果發現，這些女性大多否認自己具有刻板印象中的情婦特質，從而 將自己與其他「自己人」兩相隔離，藉此合理化作為第三者的身分。例如，有人 說自己是在不知情中涉足婚外情，不像情婦那樣蓄意搶奪人夫；有人說自己是在 情人婚姻觸礁後才介入其中，不像情婦那樣破壞家庭；有人說自己經濟獨立，不 像情婦那樣接受餽贈與包養；有人說自己早在情人婚前便已暗戀對方許久，不像 情婦那樣水性楊花、用情不專（Utley, 2016）。Utley（2016）指出，這些女性第三 者並未澄清情婦刻板印象的謬誤，她們只是表示這些刻板印象不適用於自己，藉 此安居於私自創造的女性階序（hierarchy of women）上層，赦免自己於社會大眾 的道德批判。除了貶低「自己人」的缺點，這些女性第三者亦會貶低元配的粗心 大意、不可信賴、了無情趣、疑似外遇等過失，如此她們得以凌駕於不正當的情 婦與不適任的妻子之上，實踐了自我賦權（Utley, 2016）。
情婦的身分認同與權力協商密不可分。根據 Utley（2016）的觀點，即使在 婚外情這種權力最不對稱的男女關係中，處於弱勢的女性第三者仍可具有自我賦 權的能力。情婦的自我賦權策略有三，除了上面提及的貶低其他女性之外，還有 頌揚已婚情人帶來的疼愛與性愉悅、肯定自己經歷婚外情後的啟蒙成長——透過 自我賦權，情婦得以在自我敘事中建構身分認同、擴張個人權力，並且利用個人 權力對抗外遇男性施加的人際權力，而非完全受到對方宰制（Utley, 2016）。然而 這種論點近似於：情婦善於想方設法令自己在婚外情中或婚外情後覺得「好過一 點」，只要情婦可以給自己一個解釋，替自己找一個意義，則情婦就可謂具有個 人權力——反正至少不是全然沒有權力。這種論點忽略許許多多苦於婚外情的情 婦，她們儘管同樣合理化自己的所作所為（否則如何繼續扮演這角色），卻仍然 感到自我混亂，進退失據。她們當然不是「完全」受到壓迫，可是她們仍舊受到 諸多壓迫。壓迫情婦的物事不僅來自親密關係，更是來自主流社會訂定的婚家常 規與對於違規者的污名化，而這終究不是自我賦權、自我敘事扭轉得了的。事實 上，Utley（2016）亦已指出受訪的女性第三者並未試圖扭轉情婦污名，她們承認 了社會大眾賦予情婦的負面標籤，儘管承認的方式是自我否認。
單身女性選擇成為情婦可以是個人權力的展現，選擇不成為情婦亦可以是。
當單身女性打從開始就避免成為情婦，也就避免了情婦污名。在此，筆者並不是 要說，因為單身女性拒絕成為情婦是自愛的表現，所以在博取清譽的同時實踐了 自我賦權——這終究是對於情婦的污名化。在此，筆者想說的是，情婦作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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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她的權力協商不僅發生在「情婦」這個身分成立之後，應當也發生在這個 身分成立之前。這些都是女性的權力協商。Moore（2004／栗筱雯譯，2007）就 在《婚外情的公式》一書中總結自己長期從事外遇徵信工作的經驗指出，女性只 要學會辨識慣於扮演愛情騙子的男性，即可避免成為必須忍耐丈夫不忠的妻子，
或者必須接受情人已婚的情婦。上述觀點顯示的重點是，女性在行將帶來痛苦的 親密關係中實有見微知著的自救能力，「避免受騙」則是女性掌握愛情自主權的 重要方式。Moore（2004／栗筱雯譯，2007：158）諄諄提醒，當單身女性獲悉情 人已有妻室、躊躇於應否結束悖德親密關係之際，必須謹記一事：「如果你現在 是他外遇的對象，那麼他以後也有可能會背著你偷人。」換言之，「元配」與「情 婦」其實是一組相對的概念，當外遇男性在第三者外又與第四者發生關係，則那 位第三者與第四者又形成了一組新的「元配」與「情婦」關係。倘若外遇男性的 不忠再三上演，則女性無論處於婚家內外、獲得承諾與否，都可能持續被蒙在鼓 裡。婚外情的核心即是祕密，無論它是向妻子隱瞞情婦，向情婦隱瞞妻子，或是 向情婦隱瞞另一個情婦。當謊言發生，妻子與情婦均是男性特權的受害者。
回到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的作品，我們可以知道當 代情婦的難處其實是全體女性的難處。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
以「新女性第三者」（the new Other Women）稱呼當代與已婚男性交往的單身女 性，然而這看似樂觀的「新」字其實略帶憂傷，因為她們大多新得不完全，新得 不徹底。根據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的觀點，當時美國單 身女性大量投入婚外情的現象可以歸因於三大社會背景：女多男少的性別比、方 興未艾的性解放運動、刻板印象導致的求偶焦慮。當代女性一方面既要在新思潮 的應許下努力獲取優異文憑與職位，一方面又要在舊觀念的期待中孜孜尋覓理想 伴侶——在此，理想的意思是，符合「上嫁下娶」的標準——正是這種個人尚未 擺脫婚家價值、女權尚未擺脫父權支配的現代社會造就新女性（包括新女性第三 者）的自我矛盾（Richardson, 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上述觀點顯示的 重點是，婚外情表面看似悖離崇尚婚家的社會腳本，其實正是這種一夫一妻、一 人一伴的社會腳本促成了婚外情。婚姻與婚外情相伴相生（Abbott, 2003／廖彥 博譯，2015），而既然婚姻的本質乃是一種異性戀父權制度（Engels, 1884／谷風 出版社編輯部譯，1989；陳昭如，2010），則我們可以說父權與婚外情亦是相伴 相生的。父權同時壓迫婚家內與婚家外的女性。
Richardson（1985／羅愛萍、王蜂譯，2018）在討論情婦污名時指出，社會 大眾習於為與已婚男性發生關係的單身女性貼上「經濟依賴的」、「心理生病的」、
「偏離社會正軌的」等負面標籤，其實這正是在反覆強化男性中心的價值，如同 從前女性嫁給某某先生後便自動改稱某某太太一樣，當代情婦的命運仍舊依附於 男性身上。如此，情婦在親密關係中受到已婚男性宰制，在親密關係外又受到污
「偏離社會正軌的」等負面標籤，其實這正是在反覆強化男性中心的價值，如同 從前女性嫁給某某先生後便自動改稱某某太太一樣，當代情婦的命運仍舊依附於 男性身上。如此，情婦在親密關係中受到已婚男性宰制，在親密關係外又受到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