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劇場的交融：左翼劇團的雄心（1989）

隨著 1987 年解嚴後旺盛的政治動力，連帶地小劇場充滿活動，政治與劇場之間 有著各種合作的關係，不論是劇場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性問題，還是劇場實際上參 與到政治宣傳當中，皆推動有志人士對政治與劇場的關係進行深入的討論與思 考。而 1989 年底的大選也把小劇場與政治的合作關係推到一個高峰。

1989 年便有香港的文化觀察人士到台灣對小劇場活動進行觀察，如文化評論者

165 羅群。1988/2/25。〈行動劇場的處女作─訪問王墨林〉。《民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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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輝於 1989 年來到台灣進行觀察，分別於 1990 年 4 月與 5 月發表於香港《影藝 半月刊》的〈台北十日行〉上、下兩篇文章，文章中他除了介紹了台灣當時的小 劇場的劇團與作品之外，也用現場的感覺記錄下他所感受到的氛圍與印象：

正好趕上政治大劇場的熱鬧，每日都在報上讀到立法院的好戲連 場，卻沒有看到一齣小劇場的演出，只能透過與當地有關人士的 交談，錄影帶的浮光掠影，以及零碎的文字資料，建構成對台北 小劇場運動的印象。¹⁶⁶

而另一位香港劇場評論者陳炳釗於 1989 年來台觀察時也寫下：

一位台大女生帶著傲氣和憤懣對我說：你要看這裡的戲劇，該跑 到街頭去看！我不相信劇場和社會是兩條無法相交的平行線。我 只能對他報以一笑，卻無法解答她如許躁動的質疑。¹⁶⁷

從這兩位觀察者描述的情況可知，台灣在 80 年代末期的劇場與政治、社會的界 線顯得曖昧。對於表演空間的思索中，從 1987 年的《拾月》到 1988 年的行動劇 場《驅逐蘭嶼的惡靈》演出之後，劇場跟街頭之間的劃定也顯得模糊。小劇場的 工作者思考著形式上的突破，這種突破也體現在表演空間的界定上。那這種推動 他們突破的動力是什麼？或許從香港評論者對於台灣小劇場朋友身上感受到的 性格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在小劇場的朋友身上，最能感覺到一股激揚的活力。接觸過的人 物，大都喜歡說話；說得多又說得快，好像心上有逼切而不吐不快 的衝動。『我們要抓住解嚴後的形式，趕快跑一段長長的路。在其 他的時候，要花更長的時間才能夠跑同樣的路程』李永萍說她聽到 鍾明德這段話時，很受感動。也許其他的小劇團人物，也是自覺或 不自覺地，趁著這個時空的形式，向台灣的遠景疾走。¹⁶⁸

小劇場運動自 1987 年解嚴前後開始，在政治力被釋放情境下希望進行表達。外 在環境的改變，身體內容也必須隨著環境變化而進行調整，因此劇場活動的雀躍 可視為一個試圖改造身體的活動。這時期劇場與政治的結合，有些劇團會在創作 內容上加入敏感的政治時事，姑且不論其政治意識是否有達到某種革新的高度，

但他們在作品中加入這些事件，代表對於政治關注與回應的意圖。其中在 1989 年 3 月，台灣兩個小劇場劇團所推出的魏京生相關劇作，其所引發的政治與劇場

166 張輝。1990。〈環墟不虛 河岸不左─台北十日行(上)〉。《影藝半月刊》，第 1 期，頁 85-87。

167 陳炳釗。1990。〈終有人革台灣的命！-台灣小劇場運動興衰〉。《影藝半月刊》，第 2 期，頁 55-57。

168 張輝。1990。〈徘徊在劇場與政治之間─台北十日行(下)〉。《影藝半月刊》，第2 期，頁 52-54。

64 克反共產黨政權的天鵝絨革命等等，這一年也因此被福山(Francis Fukuyama)號稱

「歷史的終結」，其認為在冷戰之下，人類的前方只有一條指向西方的經濟市場

174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199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

時報出版。

175 根據當時新聞報導，這個演出中在戲的結尾加入了審判會的劇情，以座談會的方式直指台灣 政治犯的問題，內容包括重審二二八，美麗島事件等，這段劇情也引起相當大的爭議，甚而引起 意識形態的論爭，讓場面一度失控。詳細內容請參考：張必瑜。1989/3/31。〈重審魏京生借題發 揮〉。《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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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國與台灣的合作碰撞出自身的政治意識，而也可以看到台灣優劇場導演這 一代仍在戒嚴殘餘的意識下，難以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語彙，提出更為激進的思 考。在這樣的潮流之下，堅持左翼思想顯得更為艱辛。因此，台灣在當時並非自 外於整個冷戰格局，台灣小劇場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也不得不放在這樣的格局下思 考，當我們在思索台灣小劇場中所談的民主自由價值時，必須更複雜地理解話語 背後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困境。

而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之下，回頭看台灣的政治狀況，1989 年台灣有縣市長、立 委、縣市議員聯合性的選舉活動¹⁷⁶，這時有許多小劇場紛紛與候選人合作參與助 選活動¹⁷⁷，例如專幫民進黨助選的「綠色劇場」等。而王墨林在這個充滿政治意 味的氛圍中也沒有缺席，他本身也協助左翼的勞動黨¹⁷⁸候選人王津平助選，選戰 期間除了協助製作含有社會主義內容的大字報以外，也以報告劇、行動劇的形式 助選，持續思索以戲劇作為左翼革命工具的方向。

在政治氣氛濃厚的大選選戰中，對帶有左翼立場的王墨林及其相近立場的友人而 言，也有順勢成立左翼劇團的壯志。因此王墨林在 1989 年發佈號召成立五一劇 團，這個劇團目的一方面是協助勞動黨競選當年的立委選舉，一方面希望發展工 農階級的戲劇，因此找了一些左翼人士如陳映真、藍博洲等人，但想像歸想像，

最後做的還是只有報告劇。¹⁷⁹多年之後的今天，王墨林對於當時左翼劇團想像也 有所反省：

(左翼劇團)某種程度是意識先行，那個是革命的時候作的事。那 時候只有浪漫情懷，沒有對社會革命的想像，乃至於對運動策略 上的想像。可是我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時候那樣是行不通的。所 以工人劇團沒有做起來，可是我們做了一些事，就是報告劇。¹⁸⁰ 我們可以從以上這段話感受到，80 年代末期氛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甚至有革 命前夕的感覺，當時進行政治反對運動的黨外人士被這股政治熱潮推進，一波一 波的反國民黨活動持續進行，似乎比較少有機會沈靜下來進行思考分析的時間，

而另一方面，對於追求西方民主自由價值的熱潮，新的反共話語不斷地被生產出 來，美國觀點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支配著我們對世界的想像，身處這種局勢 中，我認為身在台灣的左翼知識份子勢必也有一番掙扎，因為台灣的左翼思想自 1949 年戒嚴以來知識根基是孱弱的，80 年代雖然有重新出發的契機，但世界格

176 1989 年的立委選舉於 1989 年 12 月 2 日投票。

177 相關新聞可見：民生報。1989/8/20。〈選戰白熱化 大家變「戲法」﹗--劇場人士投身前線 首 開以「劇」輔選先例〉。《民生報》，10 版。

178 勞動黨則於 1989 年創立，前身是工黨。

179 20131028 王墨林訪談紀錄。

180 20131216 王墨林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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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及情勢挑戰著左翼對行動策略的想像，因此我覺得這也造成當時的左翼知識份 子在描繪當時社會變動的失語。

第三節 個人 v.s 群眾；新 v.s 舊：左翼劇場探索的矛盾（1990）

從 1986 年的報告劇，1988 年《驅逐蘭嶼的惡靈》行動劇場到 1989 年成立左翼工 人劇團的雄心，這一系列的行動是王墨林在左翼陣營中的戲劇行動，從今日來 看，可以說是一個民眾劇場的系譜，這樣的劇場強調站在民眾的立場與現實進行 連結。王墨林在這段期間若以劇場作為這種美學的實踐，這種劇場的前提便是要 對社會分析有一定理解，才能產生革命的前提。這種劇場思考也如同陳映真對白 虎社訪談所透露的想法一樣，在左翼文藝實踐上要先對社會有分析，然後再行創 作以改造社會。

但另一方面，王墨林在 80 年代中感受到了劇場在社會中具有一種顛覆體制的氛 圍，因此他對於 1983 年陳界仁《機能喪失第三號》的街頭演出、1986 年白虎社 登台演出等其他街頭演出等感到重視，而他自己除了在《人間》雜誌活動之外，

也參與著小劇場的策劃製作，如他在 1987 年策劃了反諷「雲門舞集」的作品《海 盜版‧我的鄉愁我的歌》，接著策劃 1987 年《拾月》，1989 年與「臨界點」合作 策劃《割功送德-台灣三百年史》帳篷劇等，他期待台灣的現代劇場可以找到一 種表現反叛的，且具顛覆性格的方式，但是這種反叛大部份在實際運作上是較為 感受性地從自身出發，畢竟在進行表演之前並不會對於社會有一全盤的分析與理 解。而王墨林所關注的兩種劇場表現在這裡似乎有一種矛盾存在。

王墨林一方面認知劇場背後要對社會的現實結構有認識，一方面又被陳映真強力 批判的那種從自身出發，表現精神狀態失序的現代表演所吸引，這樣的矛盾感也 是王墨林在政治劇場路線上的糾葛，加上 1989 年的世界局勢，六四天安門事件 的爆發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被公眾輿論大力批判，我覺得這樣的狀態也會影響 王墨林對於左翼路線的思考。

1990 年，《人間》雜誌社同仁決定聯合左翼青年成立文藝陣線：「台灣民眾文化 工作室」。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於 1990 年成立於《人間》雜誌的辦公室，起因於 鍾喬認為可以把在菲律賓參加的亞洲民眾劇場工作坊的經驗，繼續在台灣推廣，

於是集合了王墨林、李文吉、關曉榮，林寶元、藍博洲等人，企圖變成一個主動 出擊的文化隊伍。¹⁸¹在這個隊伍裡面，分成不同領域的文藝小組，如戲劇有王墨 林與鍾喬；報導文學有藍博州等；攝影有關曉榮，李文吉；林寶元則負責理論建

181 根據 20130708 王墨林訪談，王墨林回憶到：「陳映真聽鍾喬(參加民眾劇場)回來的報告，覺

181 根據 20130708 王墨林訪談，王墨林回憶到：「陳映真聽鍾喬(參加民眾劇場)回來的報告，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