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論途徑：背景屬性、政治態度與政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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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玻利維亞、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巴拉圭等四個拉丁美洲國家所進行的調查顯 示，公民的貪污（行賄）經驗會降低其對政體合法性的認知。Anderson & Tverdova

（2003）分析西歐與東歐 16 個先進的民主國家發現，貪污國家的公民對政治機構 的信任與評價都較低。Chang & Chu（2006）在針對日本、菲律賓、泰國、南韓與 台灣等五個亞洲的民主國家所進的實證調查顯示，不因各國環境系絡（家父式專 制主義價值 paternalistic 與選舉制度的因素）為何，在這五個國家，貪污均損害了 民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此外，在 Mishler & Rose（1997）針對十個中歐國家的研 究亦發現貪污與政治信任呈負相關。而根據國內針對公民的廉政認知與民主治理 的經驗研究則指出，政治人物的廉潔程度是民眾據以評判政府組織表現的重要因 素之一；而公務員的廉潔程度與政治人物的貪污程度，亦是影響民眾評判整體民 主制度運作的重要因素（莊文忠等，2007）。整體而言，從這些相關研究顯示貪污 破壞公民信任政府或政體合法性的傷害效果是具有跨國共通性，而民眾對政府官 員廉潔或貪污的認知會影響其對民主制度或政治系統的態度。

第四節 政治理論途徑：背景屬性、政治態度與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的兩個研究主軸，其一是績效理論途徑，另一是政治理論途徑。績 效理論途徑認為信任源自於對執政當局的評價，公民對政府績效的評價是影響信 任的重要因素，信任的衰退只是反應出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意。對此，本研究 已於本章第二、三節從績效理論途徑的角度，分就公共服務績效與倫理績效來闡 述政府績效的內涵，以及其與公民滿意度、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而有別於績效 途徑，政治途徑則關注公民個人背景屬性、政治態度對權威當局績效評價或政府 信任的影響。本節首先陳述個人對政府所預設持有的偏見傾向如何影響其對政府 的態度。繼之說明目前台灣民眾個人背景屬性、政治態度與政府信任之間可能存 有的關連性。最後，聚焦政黨認同此重要的政治態度變項對政府信任之影響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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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人的政府偏見傾向

績效途徑的基本假設是，公民對政府績效的感受影響其政府信任。不過，

Kampen 等人（2006）就指出這樣的假設過於簡化了政府績效與政府信任之間的因 果關係，忽略公民對政府的偏見傾向（predisposition toward government）將使公共 服務滿意度與政府信任之間的關係無法被有效地分析。換言之，公民對政府績效 的感受或評價，未必是理性評估後的結果，反而可能是受到非理性或感性因素之 影響。

公民對政府的假定傾向可能受到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響。首先，政府運作具 有政治的本質，在政府實際運作的政治場域中，政治人物或政黨經常運用批評政 府行政績效或打擊文官來獲取選票爭取政治支持，抨擊政府的無效率或誤用行政 績效資訊也常成為一種政治策略，抑或是形塑改革形象、爭取推動改革方案時的 作法（Bouckaert et al, 2002: 54）。事實上，這樣的政治操作策略無形中形塑了公民 對政府的看法。

另外，對文官或公部門的刻板印象可能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常見的刻板 印象例如政府的效率遠不及於企業、公務員的官僚心態等，這些負面刻板印象可 能來自於個人政治社會化的經驗或實際接觸的處境。不過，報章雜誌或傳播媒體 對官僚的批評，在強化公民對政府的負面感受之影響是不容忽視。由於大眾傳播 媒介是公民獲取政治資訊的重要管道，因此，縱使傳媒所報導的負面評價是超離 公民個人實際的服務接受處境或經驗之外，但卻是形成對政府偏見的重要來源，

也是影響公民的服務品質感受與政府信任之間因果關係的重要因素。

誠如前述，在探討公民的政府績效感受與政府信任之間的因果關係時，有必 要控制個人對於政府的偏見傾向此一重要因素。Kampen 等人（2006）的實證發現 就指出公民對政府機關的負面經驗對信任的影響遠勝於正面經驗，信任的變異可 以歸因於公民對政府失望的程度。因此，在提升政府信任上，減少失望或不滿意 的公民，遠比取悅或增加已經對政府服務感到滿意的公民更有效。

貳、背景屬性、政治態度與政府信任：台灣象現的預期

在政府績效與信任之間的因果關係中，設若個人對政府的偏見傾向是不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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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的重要因素，那麼公民的政府偏見傾向如何被形塑，以及對政府具有偏見傾向 的公民群體具有哪些屬性特質，則是有必要加以深入分析。

政治途徑認為個人因教育、年齡、性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政治社會化經驗，

而不同的政治社會化經驗則形塑了個人的政治態度與價值，影響個人對政府的評 價或信任。誠如 Lazarsfeld 等人（1944）的見解：「一個人在政治上的想法是由他 所處的社會所決定」，個人的背景屬性不僅決定其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同時 也將影響個人應該暴露在何種政治資訊中。是以，社會中可能存在某種背景屬性 或政治態度傾向的公民群體，對政府抱持較高的信任感；相對地，則有部分公民 群體不信任政府（劉義周，2006）。

在許多本土性的實證研究，尤其有關選舉投票行為或政治信任研究發現，省 籍、年齡、教育程度與性別等個人屬性變項，以及政黨傾向、統獨立場與國族認 同等政治態度均是區別政黨支持、投票行為或政治信任的重要解釋因素，這些豐 富的研究成果，初步已勾繪出目前台灣不同背景屬性與政治態度的公民群體在投 票行為、政治支持上的差異。

陳陸輝（2002、2003、2006）的相關研究發現，在 1992 至 1998 年國民黨執 政期間，認同國民黨的選民、1942 年前出生、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政治支持 度較高；而民進黨或新黨的認同者，政治支持度較低。另外，統獨立場傾向獨立 的民眾，政治支持度也較低。而在 2001 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認同者政治支持度 顯著提升，但國民黨認同者政治支持並未顯著下降。

此外，陳陸輝（2008）在政治信任的持續與變遷之研究中，運用 1993、1998 與 2004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所蒐集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該研究發現年 長世代的民眾對政治信任較高。另外，當民眾支持的政黨在野時，其政治信任低 落，不過，當其支持的政黨執政時，政治信任隨之提升。換言之，台灣民眾會因 所支持的政黨當權或在野，而改變其政治信任。

鄭夙芬、陳陸輝與劉嘉薇（2004）的研究則指出，在 2004 年總統選舉期間與 其後，本省閩南、台灣人認同者、傾向獨立，以及支持泛綠的民眾，其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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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國內政治信任研究的重要發現可以得知，台灣公民的政治信任，確實因 其年齡或政治世代、省籍、教育程度等不同的背景屬性，以及政黨傾向、國族認 同、統獨立場等政治態度的差異，而在政治信任程度上有別。由此，本研究認為 背景屬性、政黨傾向、統獨立場與國族認同均是解釋政府信任差異的重要因素。

參、政黨認同與政府信任

March 指出個人政治態度發展與形成來自於兩個複雜的歷程：個人化與社會 化。個人化歷程係指個人選擇適應許多自我加諸或自我選擇的角色，例如人們基 於個人特質或在其個人發展的路徑依賴下選擇加入利益團體、政黨或選擇接受或 申請某種教育、工作。而社會化歷程則是一種責任、義務與承諾的學習與遵循

（March, 1994: 61-66; Christensen & Lagreid, 2003, 10-11）。因此，個人的政治態度 因其個人化歷程與社會化經驗的不同而異，而政治態度往往成為公民處理政治系 統中各項訊息的認知捷徑，致使其在面臨複雜的資訊或情境時，能形成與其個人 認同之價值或規範相一致的政治判斷或決定，而形成具有一致或系統性的態度與 行為。

政治態度發展的觀點指出了何以在一個國家或社會中，公民因其個人化與社 會化經驗的差異而會有不同程度的政府信任感。而在政府信任或投票行為的相關 研究中，政黨認同或政黨偏好此一政治態度變項是最廣受重視與討論，研究已指 出政黨偏好對個人在公部門各種面向的評價有其很大的影響效果（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3; Keele, 2005; Anderson & LoTempio, 2002; 2003），而政治意識型態，

經 常 正是 政黨 認同 的投 射 ，也 已被 證明 是影 響 個人 對政 府態 度的 重 要 因 素

（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5）。

在民主化國家中，政黨是一種競爭執政權力的政治組織，其目標是透過提名 候選人競選贏得選舉，以取得執政權力。Keele 指出治理就是政黨治理（governance is really party governance）的概念，其認為從選舉與治理的鍊結而言，政黨生產製 造政治商品（候選人）以為選舉時供民眾消費與選擇，並且動員選民來決定選舉 的結果，透過勝選取得執政權來產生政策。以美國政治體制為例，一旦政黨取得 國會多數，政黨領袖就得以主導議程與組織成員形成聯盟來通過立法；若贏得總 統選舉，則可經由總統行使否決權、形成聯盟或提出法案來影響政策產出。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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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政黨只要掌握任一政治機構，就會擁有更多資源來達成其政策目標。是以，

相對於執政黨，反對黨則無實權，多數黨才是治理的政黨（Keele, 2005: 875-876）。

政黨治理的概念隱含著執政政黨的黨員、認同者或支持者信任政府的假定。

因為一旦所認同、支持或所屬的政黨掌握了政府的運作，也意謂著此政府就更應

因為一旦所認同、支持或所屬的政黨掌握了政府的運作，也意謂著此政府就更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