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貢獻、研究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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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信任採取的歐洲測量模式較能清楚 指涉信任的客體對象，而易於牽引出民眾對政府構成機關或成員具體的印象感 受。相對地，整體政府信任的測量模式是類似於美國 ANES 的問法，盛治仁（2003）

就指出這樣的問項設計配合美國地理幅員廣大、聯邦制度與政黨輪替頻繁等特 性，確實較能指涉出抽象性的整體政府概念；但反觀台灣的地理幅原狹小與中央 集權的政府特性，這樣的問項對台灣民眾而言，自然難讓民眾以抽象的政府概念 來回答，反而所呈現的是民眾對特定執政者或政黨的評價。是以，政治途徑在整 體政府信任的解釋力會高於績效途徑。

綜前所述，本研究認為績效途徑與政治途徑對於政府信任變異的解釋各有其 優越之處，此關乎在詢問民眾信任感受時所理解或想像「政府」究竟是什麼？

Bouckaert & Van de Walle（2001: 32）就指出政府的概念本身就是模糊抽象的，難 以清楚瞭解民眾所認知的政府究竟是政體、特定政府機關或政治人物，抑或公共 服務等。換言之，本研究發現顯示清楚具體指涉政府的概念將有助於瞭解區辨究 竟是政府績效抑或是個人屬性傾向在主導影響政府信任。另外，本研究結果也隱 含當民眾較傾向於以行政運作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來認知理解政府時（如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績效途徑觀點對政府信任變異的解釋是可以得到支持的。相 對地，當民眾傾向以政治運作實體或特定執政者（如整體政府信任）的概念來認 知政府時，政治途徑的解釋力顯然優於績效途徑。而這也正突顯出政府信任此一 概念的多元面向特性，在探討政府信任的影響因素時，排除績效理論或政治理論 任一途徑對政府信任的解釋，都會產生很大的侷限與不足。

第三節 研究貢獻、研究限制與建議

承續前述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發現，以及回歸本研究的目的，本節將說明本研 究對於公共行政或政府信任研究可能產生的貢獻，以及礙於主客觀等條件因素，

在問題思考、研究方法與調查測量等所產生之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提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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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貢獻

一、從公共行政的視野填補目前國內在政府信任研究上之缺口，在理論研究上揭 示個體績效理論途徑對政府信任的影響，並經由實證調查驗證民眾對公共服務 品質、公共服務倫理的感受，對於公民滿意度與政府信任具有顯著解釋力。

從文獻與理論的檢閱，以及 1990 年代後的政府行政改革與良善公共治理思潮 趨勢，均揭示公共服務品質、公共服務倫理影響政府信任的基本假設，在台灣這 項假設無論是在政府行政革新或行政研究上亦均被隱然地接受。不過，這樣的假 設是否真的可以成立，在台灣公共行政的研究上，特別是實證研究上，相對於政 治途徑對於政府信任的討論所累積出來的研究成果，績效途徑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是缺乏討論與驗證的。究竟公共服務品質、公共服務倫理是否會影響以及如何政 府信任？或者究竟影響民眾對「政府」哪個層面的信任？

本研究從公共行政的角度來補充國內對政府信任研究的缺口，同時也擴大公 共服務品質與公共服務倫理研究的的範疇。國內在針對公共服務品質的研究方 面，主要係著重在特定公共服務的品質滿意度調查，殊少就公共服務品質評價、

公共服務滿意度對民眾的政府態度產生何種影響進行深入討論。另外，針對公共 服務倫理的探討除針對學理層次的倫理內涵加以討論外，部分也涉及針對民眾對 政府廉政認知的調查（如法務部的地方政府廉政狀況調查），以及針對公務人員對 公共服務倫理相關價值與行為認知，與各類公務人員清廉程度評價、組織信任以 及組織績效與公共服務品質認知等相關面向的關係（如蔡秀涓、王千文，2009）。 但聚焦於一般民眾對公共服務倫理或清廉感受對其政府信任或政府態度的相關經 驗調查是甚為罕見。

本研究引用個體績效理論途徑的論點出發，以公共服務品質與服務倫理作為 解釋政府信任變異的因素，研究的主要發現說明了民眾對公共服務品質與公共服 務倫理的政府績效感受確實會影響其公民滿意度與政府信任，績效感受尤其是針 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信任更具有不容忽視的解釋力；此外，本研究也支持政府 績效感受、公民滿意度與政府信任的因果關係是可以成立的。是以，本研究不僅 擴充了國內對於公共服務品質與公共服務倫理的研究範疇，將其研究的觸角延伸 至其對政府態度的影響，同時也從實證調查中印證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此說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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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任的研究上，公共行政領域的理論視野有其價值性，補充了政治理論途徑 對政府信任的解釋上的不足。

二、有關政府信任概念的調查測量同時採用政府機構與成員的歐洲測量模式與美 國 ANES 測量模式，有助於研究者掌握與釐清民眾對信任客體「政府」所指涉 的參照面向，以及瞭解與區辨個體績效理論途徑與政治理論途徑在各面向中的 影響力。

誠如本研究於第二章所指出，政府信任的運作化定義不僅涉及各種類型的心 理態度，同時也涉及不同的政府參照客體與抽象層次，因此，在進行政府信任概 念的測量時必須盡可能確認受訪民眾所評價的是政府哪個面向，因為對不同的受 訪者而言，模糊的用詞本身就可能產生很大的認知差異（Citrin & Muste, 1999）。

本研究在政府信任概念測量上併採歐洲測量模式與美國 ANES 測量模式，這 在國內政府信任相關的調查研究分析中並不多見，但卻有助於研究者進一步釐清 與比較民眾對不同的政府參照客體的信任程度。而且測量結果經因素分析後，顯 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任與整體政府信任的三個面向，無論是各題項的因素負 荷量，或者是各面向的解釋變異量、信度考驗均達到合於調查研究可接受的要求。

另外，觀察本研究政府信任結構模式中政府信任此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85）與 平均變異數抽取量（.65）均高於理想參考值（.50），顯示政府信任此潛在變項的 建構信度佳。再者，本研究採取歐洲測量模式的題項設計，於因素分析後的結果 解析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信任，此說明在經驗層次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是 可以經由良好而適當的問項設計再將抽象的政府概念予以區分。是以本研究對政 府信任的測量設計或問項設計應可提供未來政府信任相關調查研究之參考。

事實上，政府信任概念面向的區辨結果，也使本研究得以進一步澄清與解析 績效理論途徑與政治理論途徑對政府信任不同面向的影響程度，顯現出兩項理論 途徑的解釋能力與限制，此一研究發現故可作為國內有關政府信任後續研究之基 礎，亦有助於理解以行政改革來達到重建政府信任之目標所可能產生的效果與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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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方法方面

（一）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係採取電話訪問來蒐集民眾對政府績效、公 民滿意度與政府信任的態度，此一調查方法雖然有其優點與具有實務操作 上的可行性，但亦有其限制，例如電話訪問較難觸及年輕的受訪者。再者，

本研究的題數較多，也降低了教育程度低者完成受訪的意願。未來在經費 與時間等條件允許的情形下，如能在採用面訪進行調查，將更能有助於提 高樣本的代表性，以及訪問資料取得的正確性與可信度。再者，輔以焦點 團體座談，以進一步蒐集質性的資料，亦可深化電話訪問所取得之量化資 料之分析與詮釋的深度。

（二）本研究礙於時間與經費之限制，未能蒐集多年期資料來進行的長期趨勢或 跨時性的比較研究，以致於無法針對民眾的政府信任變化加以觀察，分析 探究其變化趨勢，亦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尤其是本研究雖然已指出政黨 傾向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的解釋力，傾向國民黨者的政府信任顯著高於傾 向民進黨者，但礙於欠缺總統、立法委員或縣市長選舉前之調查資料，故 無法進一步比較分析民眾的政府信任是否出現所謂的贏家效應。未來研究 者可以在本研究既有之基礎，於前述的公職人員選舉後累積調查資料以進 行跨年期分析，以檢證選舉結果增強勝選政黨選民之政府信任此一假設是 否成立。

二、測量設計與理論模式方面

（一）本論文的研究架構雖以理論基礎為據，但畢竟礙於研究者個人主觀的偏 好、研究旨趣與時空的侷限性，無法概括所有實際現象。再者，由於研究 時間的限制與研究目的的框架下，本論文僅能以研究架構所涉及的範圍進 行分析討論。未來研究者仍可在本論文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修正，並就各研 究變項間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細緻的探討，或針對政府信任議題發展出更 為縝密的研究架構，或提出相關的命題加以檢證。

（二）在本研究旨就績效途徑與政治途徑的理論觀點來探究影響政府信任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