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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找出來(浦興祖(等)，2004: 409)。Mill認為這是不足的，他認為還需要逆 向演繹的歷史方法，根據歸納出來的社會經驗規律，再用這些規律來和人性 規律來加上推論。歷史方法是追求社會進步規律，用這個方法可以對未來人 類進步發展產生助益。Mill從歷史的演繹法中建立出進步觀點，這種進步觀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在他的作品中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出進步論點。在內容 的修正上，Mill在快樂上做出質的區別，以補足邊沁量的區別。所以Mill區 分了高階樂趣(higher pleasure)和低階樂趣(lower pleasure)來表示質的高低。
懂得追求質較高的量較小的高階樂趣可能會比只知道質較低但量較多的低 階樂趣還幸福。政府有責任教育其公民追求高階樂趣而不是只停留在低階樂 趣上。
Mill的自由和效益論是他的思想核心，也是他當時對社會問題和思潮做 出的修正與批判，許多理論都是從這個核心延伸出去。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 研究背景，就是維多利亞時代，正是大英帝國擴張最迅速的時候，Mill處於 帝國的年代，也讓他成為一個帝國主義者。張明貴認為Mill在東印度公司內 工作，讓殖民行政的觀念深植入Mill的腦海中，進而影響他的民主思想，產 生了訓政和菁英統治的色彩(張明貴，1986: 43)。Mill的帝國主義的確可以從 代議制度移植來思考，但絕對不是一個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或是種族主義者，
他的帝國主義思想不是純經濟上的掠奪，而是配合著進步觀點，希望透過公 民參與進行生活試驗，來促進人類文明發展。
第三節 文獻回顧
Mill思想的多樣性，常讓人將其思想一分為二，也就是分離成兩種面向，
這麼做除了顯示出Mill的哲學觀點中組成的成份無法調合之外，甚至也讓人 懷疑有些作品是否出自於Mill本人所寫(Rees, 1977: 123；江宜樺，2001: 14 0-1)。Himmelfarb在《On liberty and Liberalism》中所提出的“Two Mills Thesis”分離出兩個不一樣的Mill，第一個是在《論自由》中的Mill是一個擁 護絕對自由學說的人。另一個Mill則是代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型式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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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充滿了古典思想，價值建立在正義、美德、社群和明智上(Himmelfarb, 1990: xxii)9 主義》最重要的善則是一種團體感(Himmelfarb, 1990: 107)。
。傳統時期的批判者有 有Isaiah Berlin、John Rawls、H.J. McCloskey、Ted Honderich等。其中最著 名的便是《自由四論》的作者Berlin。Berlin認為Mill提倡自由的理由在於， 福的方法，因此自由原則裡的多樣性又比較重要(Berlin, 1969: 180-1)。接下 來Mill又說沒有絕對的真理，永遠需要辯明，如果我們不允許充分的自由討 論，或許真理就永遠不會顯現。Berlin認為這只是發現真理的必要條件而不 是充份條件，如果我們要達到一個可以自由討論的境界，要必須付出多少代
10 傳統時期始於James Fitzjames Stephen主要論點是Mill的道德觀念若是建立在效益 原則上就沒有空間再給自由原則。修正時期主要代表學者是John Gray，主要進行Mill 的效益和自由概念的修正性詮釋。延展時期的討論則是將效益論和自由論進行延伸 討論，比如加入審議和女性主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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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在真理與邪惡的討論過程中也必須付出代價，而討論的結果真理還不一 定會獲勝，這樣是不是不符合效益原則(Berlin, 1969: 187-8) 11
Gray對於傳統批評Mill的問題整理，他認為在於，Mill在《論自由》中 的目標是要防衛一個原則，這個原則是關於規範干涉個人想法和行動的自 由。可是這個原則Mill又聲稱這只會展現在一種效益主義式的討論之下，因 此自由原則和效益原則就產生了衝突(Gray, 1981: 140)。這樣子的推論注定會 失敗，主要有三個理由：第一，Mill並沒有清楚說明為什麼效益原則可以優 先於自由原則，為什麼自由原則可以被效益原則任意指使，Mill無法解決這 個問題。而且是什麼理由可以讓這兩種原則可以互相支持也並不清楚。Mill 聲稱自己是一個效益主義者，如果真是如此，又為何需要另一個自由原則？
第二是效益的定義問題，效益指的是某種心理狀態或成就被滿足，還是只是 某種偏好性被滿足而已？如果是後者的話，那麼效益原則不能具體支持任何 自由，因為某些人的偏好性快樂是跟一些不自由的概念綁在一起的，如果Mill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重新清楚地定義效益為何。第三，Mill的效益主 義沒有說明為什麼他的自由原則注重在一個消極性的防止傷害，而不是注重 在積極形式的欲求自由來達到效益(Gray, 1981: 140-3；1996: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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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傳統時期對Mill的批評，可以得出自由原則和效益原則產生兩種衝 突：第一，就是兩者在本質上意義的衝突，比如效益原則是否可以當作自由 原則的基礎，兩者是否一定要相容，Mill沒有說清楚哪個才是最有價值的。
第二，是兩者運用在個人和社會上產生的利益分配衝突，可能會有四種不同 的爭論點：(1)社會整體促進效益，個人自由就會下降，兩者是互相矛盾的。
(2) 社會整體促進效益，同時也會保障到個人自由。(3)個人自由要先提升，
11江宜樺順著Berlin的思考也發現，Berlin認為自由原則帶來了多樣性，主張價值的 多元性和不可共量性；但是效益原則卻認為快樂是有一種等級秩序，質量之分。且 效益主義認為賢者足以當做平凡大眾的榜樣，以賢者為楷模的多數意見可以為少數 意見參考；但自由原則寧可保障怪異乖張的行為維護多樣性，也不願意屈服於多數 意見之下，此乃一大矛盾(江宜樺, 2001: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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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時期的學者主要有John Gray、Fred R. Berger、Alan Ryan等，他們都 對Mill的理論進行修正的解釋(revisionary interpretation)12
Ryan將《A System of Logic》中指引生活藝術(art of life)的三個元素放 1991: 99)。最重要的觀點就是在修正解釋中，效益不是一種道德原則，也不 是拿來當做道德對錯的評量，而是人類行為在哪一種分類的評定標準。自由 原則反而是一個關鍵的道德原則，關係到行為和規則的正確性和正義。兩種 原則基本上是不同的邏輯，所以兩者的關係不能用一樣的標準來等量或是延 伸。根據Gray的觀點，自由和效益的關係必須從經驗論上來看幸福(happiness) 和自由的關係(Gray, 1981: 144-5；199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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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er主張Mill的幸福不只是所有快樂的總和這麼簡單，他認為人類福
。放入這三個元素會讓自由原則不再單單只是一個防止他人受到壓制和 傷害的傷害原則，進行更多元的道德判準。由自由原則補充效益原則，讓它 不是道德標準，而是判斷自己的成長與生命到了哪個層次(Ryan, 1991: 163-5)。
12 此名詞由Gray所提出，他認為修正的解釋是對Mill道德和政治的哲學用一種修正 的角度去看，並且用Mill在《A System of Logic》中所提到的生活藝術(art of life)來當 作理解自由原則的前提。
13道德(morality)是有關社會的關係，也就是如何處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包含一些 人際的善，如和平、正義和誠意。審慎(prudence)是關於自身的善，包括自身幸福的 促進和苦痛減少。審美的(aesthetic)是對於道德和審慎進行批判和修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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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需要一些特別的成份，尤其是那些聯結到我們稱為較高級的天性，如自由 的感覺以及自決等。幸福對於人們來講是一種人類的提升能力，當這些能力 無法運用的時候就會不幸福。這種發展能力是一種尊嚴感，自由在此就成為 人類福祉的一個必要成份(Berger, 1984: 3,231)。同時人類有追求永恆的進步 發展的趨勢，在這個過程中人類需要自由與平等來追求幸福，因此Berger認 為在Mill的幸福、正義以及自由的觀念是有互相連結的地方(Berger, 1984:
231)。Berger的研究方法主要從Mill的心理學以及道德邏輯開始談起，之後再 進入效益論和政治理論中的正義與自由論，這種討論方式將讓Mill的理論有 一定的邏輯基礎，因此本文也將採用類似於Berger的方式，從Mill的心理與 道德學來談公民精神。
修正時期主要觀點有兩種，第一種是加入了《A System of Logic》裡面 Mill對於道德科學的看法，道德是生活藝術的其中一環而不是科學。所以效 益原則的應用是超越道德之上的，我們可以對效益重新定義並且在生活藝術 裡實際發揮作用。第二種是針對效益主義裡的高階樂趣(higher pleasure)進行 定義，不同認知下的高階樂趣將會產生不同的行為。本文將採用修正式解釋 的觀點來討論問題，公民精神在Mill道德科學邏輯下是如何產生，以及對高 階樂趣的看法。
90年代之後討論進入延展時期，主要的學者有Wendy Donner和David O’Brink。兩者最大的不同是Donner強調Mill的幸福和發展是奠基在人類情感 感性能力的基礎；而O’Brink則強調是在人類理性審議能力之上。首先Donner 認為Mill是一個自由的女性主義者，她的論點認為Mill是一個重質且重量的 效益主義者，她強調有好的幸福人類才會有發展，這樣的幸福發展來自於自 由民主的教育，在孩提時代所要培養的是人類的一般知能和道德能力以及情 感能力的發展，這些情感能力才是未來要發展更高級能力的基礎(Donner, 2008: 129)。O’Brink認為Mill是審議的效益主義(Deliberative Utilitarianism)，
人類的幸福來自於進步與發展，我們可以去計劃自己的生活，這是因為我們 有理性審議的能力，所以高級樂趣(higher pleasure)來自於審議的能力，要保 有審議可以發揮的空間就必須要有自由，才不會阻止人類理性和審議的能力 來取得幸福(O’Brink, 1993: 78-9;2008: 47)。延展時期Donner提到了Mill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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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部份，包括感性能力以及教育的發展，這部份對於討論公民教育頗有 幫助。O’Brink所提的審議能力也會是討論參與時不可或缺的地方。但兩人都 過於強調單一部份的能力，因此本文將綜合兩人觀點，對Mill的公民精神必
性主義部份，包括感性能力以及教育的發展，這部份對於討論公民教育頗有 幫助。O’Brink所提的審議能力也會是討論參與時不可或缺的地方。但兩人都 過於強調單一部份的能力，因此本文將綜合兩人觀點，對Mill的公民精神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