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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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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檔案。外交檔案部份譯本,則有大陸地區出版的,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 於蒙古問題和辛亥革命時期兩冊。此外,另有經翻譯出版的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 革命資料選譯,上下兩冊,和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等,由於其中亦 有許多兩國對中國政策上,與俄國政府之互動記錄,從中對照出中俄關係中,第 三國的外交觀察與影響。

第四節 文獻回顧

專載有關清末民初中俄關係的著作並不多,但由於俄國與中國的關係非常重 要,不論任何關於此時中國外交史的著作都不可能不談中俄關係,談中俄關係的 著作也不可能不討論辛亥革命時期兩國關係的互動影響。所以,可以從一般中國 外交史和中俄外交史的不同著述中,依其注重不同而提出經緯對照,重建歷史事 實。近年大陸地區對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有專門的注重,各種不同主題和關切 的專文不少,亦頗有值得引徵之處。

除了不同主題類別外,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時間範圍在一百年前,而中俄兩 國之關係即在當時便是熱門的「政治議題」,有不少時人的著作或回憶錄出版並 留存至今,可以從中得知當代現場的看法與見解。而近年雖然在台灣的中俄關係 研究不盛,但由於大陸地區仍有許多研究,且當年的各國外交函件,逐步解密、

出版,又可以中得知外交決策的真意和背後之考量因素,不再只是主觀的揣測而 已。此外,辛亥革命期間,中俄地緣政治上的重要事件,外蒙古獨立,也有不少 時人的專著與近年的研究。

國人所著,有關中俄關係或是中俄蒙近代關係的文字,有民國初年對於清末 和北洋政府外交方面的《中國近時外交史》、《最近十年之中俄交涉》、《外蒙交涉 始末記》等等。其中《外蒙交涉始末記》,為清末民初為中國駐海蔘崴交涉專員、

阿爾泰辦事大臣、查辦庫倫事件大臣,後又為中俄蒙三方會議全權專使的畢桂芳 所著。畢氏的一生政治事業,幾全在滿洲和蒙古之間,對於清末民初的外蒙事變,

又參與多輪的談判,其所著對於此時期三方外交的第一手記載,對於難見於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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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談判細節和核心關注部份,特別有參考價值。

早年關於中俄關係的著作,以至於到最近二十年前大陸的研究,多半有著深 刻的民族主義情感夾參其間。這雖然可以作為支持學者從事此一主題研究的動力 所在,但對於中俄關係,一概以俄國的狼子野心,帝國主義亡華之圖謀等等做一 切行動的解讀,則稍嫌過盛。對於民初中俄蒙關係,以一貫以蒙人甘為魁儡,出 賣中華國權土地云云作解。俄人在中蒙之間的態度,也都認為是一慣迫我袒蒙,

從中兩邊取利,以圖我滿蒙等等。大陸在 1949 年之後的研究,更加入對於帝國 主義和中俄蒙三方政府的封建色彩批判。如《沙俄侵華史》、《蠶食與鯨吞,俄羅 斯侵華史話》、《沙俄在東北》等書,從標題便可見其反俄情緒之旺盛。

近年關於中俄關係的專書著作,最重要的有李齊芳教授和明驥教授所著的

《中俄關係史》。其中李著成書較早,並於第一章專論中俄關係研究之史料問題,

提出一些中外資料的查找方向。書中各章節以不同獨立主題,依次從十六世紀下 葉探討至 1917 年止,但主要的章節和所記的事件均在 1911 年以前,民國成立之 後的部份較少。李教授在自序中提及該中俄關係史僅係上卷,表示將另有下卷討 論蘇聯成立後之中俄關係,惜未見成書。

明驥教授所著兩冊《中俄關係史》,成書較晚,章節順序大致類於李書,中 有部份段落大量參考。但本書較有整體性,每一章節的時序和主體大致連續,並 大量引述外交文件全文和談話記錄等,頗有參考價值。明著的探討時間範圍大致 與李著相同,但有專篇講述清朝以前之中俄關係,與中華政權早期對西北的經營,

以營造清末俄國「圖我河山」之主權基礎。明驥教授並著有《蘇聯外交史》一冊,

討論從列寧至戈巴契夫時期的蘇俄外交,唯本書對於中俄外交部份著墨較少。

清末民初之蒙古地區研究,首以李毓澍教授、札奇斯欽教授和樊明方教授所 著。李毓澍的《外蒙政教制度考》、《外蒙撤治始末》、《蒙事論叢》等書,均博引 中方檔案史料,細細考究從清帝國初年,帝國勢力進入外蒙,到清末蒙古獨立,

又在俄國革命時撤治、再獨立,以至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過程。其中《外蒙政 教制度考》對於清政府在外蒙地區的各種官員建制與其權限變更,有詳盡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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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奇斯欽教授為內蒙古人,在《外蒙古的「獨立」、「自治」和「撤治」》中,除 了有從蒙古觀點的解讀外,並有著許多其從當時蒙人口中所知的第一手記錄,能 讓我們得到中俄之外的第三方觀點。近年,張啟雄教授所著之《外蒙主權歸屬交 涉》,對於 1911~1916 的中俄蒙三方多回合談判,有深入之研究,其中以國際關 係理論、蒙古獨立理論,以及中華帝國秩序理論去分析中俄蒙三方在談判中之核 心關懷與之形成之決策、衝突、妥協,是跳出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衝突的觀點。

至於本研究中有關清末呼倫貝爾勘界,以及中俄商約修訂等節,則分別有趙 中孚教授所著《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和唐啟華教授所著《被〝廢除不平 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均有專門章節詳盡討論此事。

外文資料方面,由於筆者的俄文能力不足,無法查找閱覽俄文著作,故多為 轉引中英文著作中有關記載,其中有關俄方史觀最完整有價值的是王光祈所翻譯 的《庫倫條約之始末》。此書其實並非完譯,而係從廓索維慈所著之《從成吉斯 汗到蘇維埃共和》一書中的第十二至十六,及第十八篇中節譯而成。廓氏駐華多 年為清末最後一任駐北京公使,並為 1912 年俄蒙協約之俄方全權談判代表,其 對於此時期的中俄蒙關係記錄,當然有其第一手的史料價值。本書原著是在 1926 年於柏林以德文寫成,作者當可免於蘇聯史觀而充份陳述其帝國外交官之觀點。

本書書名之「庫倫條約」,即為 1912 年十一月俄蒙雙方簽訂之「俄蒙協約」。

其他值得參考引徵的尚有,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The Rise of Russia in Asia, The Russian Far East: The Last Frontier?,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The Russian Empire and the World 1700~1917 The Geopolitics of Expansion and Containment, A Great Russia: Russia and the Triple Entente 等書。外文史料的優點在於其對於中俄兩國之交手能以相

對客觀之態度描述。對於兩國的決策性質,也較能納入全球外交牽一髮動全身的 廣角觀點,以及地緣關係的影響。唯由於遠觀其林難獨見一樹,其間對於辛亥革 命期間中國地區局勢變化的細節,則有較多缺漏或錯誤。

除引用上述歷史與外交相關之史料與書籍,為能夠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解讀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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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俄關係,本論文亦參讀《地緣政治學》,Heartlands of Eurasia: The Geopolitics

of Political Space,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 System,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等地緣政治主

題專書。對於俄國人於外交談判時的心理構成,則參考《與蘇聯人談判》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