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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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世中國之對外關係，俄羅斯之地位及影響，實與其他各國有所不同。身為 國際列強中唯一本土與中國有所接鄰之國家，俄羅斯帝國對中國的交往目的及核 心利益，也與主求商業利益之歐美列強有所不同。早在 1617 年，即有俄國商隊 至中國之記載，兩國於邊疆之交鋒，更在順治康熙年間即已發生，遠早於 1840 年方以兵艦叩關之大不列巔聯合王國 。俄人在大清帝國治下之地位，為理藩院 所管理，並准其商隊與邊疆與進京「互市貿易」，並長期設立傳教機構，在北京 的「羅剎廟」，在中俄早期的交往中也有著外交功能的性質，在中國的行動自由 遠高於被限制於廣州一隅的英法等國。
至於鴉片戰爭打開中國門戶之後，俄國因其與我國北疆長數千里之接壤，使 其對我國之圖謀與所得，更遠大於其他列強。清末民初以來，俄羅斯自中國所獲 取之領土利益，與對我國地方政權之介入皆有其特殊地位與影響。辛亥革命，是 中國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除了政體的變革與政權的興替之外，這也是在 中國史上第一次，在改朝換代之時有這麼多、這麼強的「外來因素」。而其中，
俄國由於與中國同為陸權國家，並有著綿長的國界，期間兩國的互動與關係的變 動，有著其他在華強權所沒有的可能性和地緣考量。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與俄國的特出之處，在於其雖然分別身處東亞和歐洲各自的地緣格局和 國際秩序之中，但又分別在其所處的國家社群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性質。俄國雖 然身為歐洲社會一員，也被目為一傳統強國，但其國家之興起和發展態樣與中歐 以西的國家又大大不同。俄羅斯民族在擺脫韃靼政權的宗主關係，進而吞併其土 地人民之後，也與西歐南歐國家類似，進入了「地理大發現」的對外殖民擴張時 期。但俄國的特出點是在她的擴張是東向的、陸權的擴張。而探索到的土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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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貧脊苦寒的，生產條件還比不上原先歐俄地區，不若英法西葡等國家，可透 過殖民地取得有經濟價值的農產礦產，以及人口市場等發展國家經濟的資源。俄 羅斯的東向擴張，在國家經濟發展上可想見是應不划算生意。但俄羅斯的擴張，
有一定程度上的因素並非出於經濟，而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或是說，對東方 游牧民族的過往壓迫的恐懼，使其有充份動力必需設法排除威脅。西歐國家對外 殖民時基本上無需考慮本國的安全，因為他們在其他大洲遭遇到的住民其實都沒 有遠航的能力，不可能侵害到歐洲本土。但俄羅斯所面臨的游牧民族，是確實有 能反過來威脅其生存的，而且這個威脅也在十二世紀蒙古西征時，確確實實的發 生了。是以當歐洲國家認為中國是「睡獅」時，其實只是認為其有深厚的國家潛 力未經開發，可能成為世界上一經濟強權。但俄羅斯國家面對中華政權時，則要 考慮其邊疆地帶有確實被威脅侵佔的可能性。在其國家於十八十九世紀逐漸成長 為一巨大的陸權國家之時，這種隱然的不安全感，仍然影響著其在亞洲的外交決 策。
十七世紀中葉後，統治中國地區的是由滿洲人主導的清帝國政權。中華政權 在東亞地區的特色是，他其實長期處於地區獨強的狀態，無論是土地、人口、軍 事、或是經濟實力上都是東亞地區極不平衡的強大勢力。而在清帝國入關後的一 個世紀內，這個趨勢到達了極大化。清帝國雖然並非傳統上由漢人組成的政權，
但其實她的皇室家族除了族群認同上有異，在政治結構和決策邏輯上，其實與過 去漢人組成的明帝國政權並沒太大不同。清帝國一方面引進漢族王朝的統治精英 和管理制度，以有效管理長城以內的漢民族傳統優勢區域，她對於長城以外的滿、
蒙、回、藏區域，這些傳統上對關內經濟造成威脅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地帶，也 利用了其身為非漢族的特色，以及無比的政治手腕，將這些在中華政權歷史中，
基本上無法統治的區域，都以不同的方式納入了清政權的治理或強力影響範圍下。
而在鴉片戰爭失敗前，清政府的對外關係，包含與新進遠東的俄羅斯在內，都是 處於絕對強勢，自信滿滿的狀態。雖然在邊陲地帶有大小敵人，但基本上無一能 夠對政權的統治核心造成真正威脅，或在軍事衝突中使帝國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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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中俄外交，雖因兩國在遠東的軍事衝突而起，但在戰前和戰後的和平 時期，中俄兩國的關係毋寧是相對良好，或至少是平等的。清政府允許俄羅斯在 北京建立除了傳教之外，並附有情報和外交性質的東正教傳教團和教堂基地。也 同意俄國商團定期來北京，與在恰克圖進行貿易。清政府並在雍正年間，兩度遣 使赴俄，主動的企圖加強雙方的關係。
而在十九世紀後半，這一切都變了調。俄國借英法聯軍侵華，威迫黑龍江將 軍奕山簽署璦琿條約，並透過北京條約使中方承認之，未發兵卒而取得巨大的外 交利益。自此中俄兩國的外交就變了樣，俄國透過威脅利誘，軟硬兼施，中央和 邊疆談判兩面交叉進行的手法，使清政府讓予各包含領土、軍事、商貿、交通等 等利權，大大的提升了俄羅斯在遠東和中亞邊疆的戰略和經濟價值。
然而，除了八國聯軍之役外，其實中俄從未真正進入戰爭狀態，且八國聯軍 聯軍之役其實是中方宣戰，聯軍共同出兵，亦非俄方主動宣戰。但俄國派遣武裝 人員進入中俄邊境「有中國軍民活動之地區」，主張該地應為俄國所管，應將違 法進入之中國軍民驅逐之行為，在邊境檔案中履見不鮮。而以「保護俄國在華利 益或使館」之名而公然進駐之「使館衛隊」或「護路軍」之規模，更是任何侵華 列強所不能比。以「租界」為名而在各都市建立的外人居住區，俄國只有天津和 漢口兩個，並不多於英法日美德等國1，但卻以「貿易圈」的名義，在蒙古新疆 各處圈佔意義相同的俄人特有居住區。更不要說是依照東清鐵路條例，在鐵路沿 線所「建設管理」的各滿洲新興城鎮了。
英國需靠 1840 年之鴉片戰爭戰勝，方能打開中國之門戶。再經由兩次英法 聯軍，英法兩國方取得對中國相對之優越地位與利權。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亦須 待甲午戰爭勝利，才從中國手中取得朝鮮和台灣。美國未經戰爭，在清末中國之 列強之中，所得便較為有限。而俄國除與列強共同參與八國聯軍之役外，並未嘗 與中國宣告戰爭。但經由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勘分西北界約、中俄通商章 程等等，從中國手中所獲得的土地，遠非他國所能相比。而其他列強在中國所享
1 陳三井，〈租界與中國革命〉，《近代外交史論集》，(台北：學海，1977)，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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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經濟和外交不平等利權，也一項不少，其對華外交所獲致之成功，不可謂不 巨大。而俄國在當時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又並未有外交官能力特出，勝 於其他國家的評價。是否因俄國與中國之特殊地緣關係，或是俄國外交官之外交 手腕在與中國交涉時特別奏效，或有值得探討之處。
國與國之間的國家外交與地緣政治，在兩國的政權都穩定的時候，通常是進 展較為緩慢的。但當一方的政權由於內部或外力而不穩或變動時，原先潛伏於抬 面下的「影響」或「企圖」，就會得到兌現的機會，造成兩國利害關係極大的變 動。近代對中俄關係變動有極大關係的事件，一是 1858 年，由英法聯軍所引發 的璦琿等系列條約，以及由於西北回變影響而「重新勘定」的西北疆界。二是由 八國聯軍之役，俄軍出兵佔領滿洲，誘發後續中俄盟約、東清鐵路建設，以至於 日俄戰爭等影響外國勢力進入滿洲之事件。三是於辛亥革命時期，由於中華政權 變動，國家政府無力而衍生出的，以蒙古獨立為最顯注。最後則是在 1918 年俄 國革命，中國試圖收回蒙古主權和滿洲鐵路利權等的努力。本研究擬專注於辛亥 革命時期，試圖了解此一時期中俄外交關係之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和辛亥革命造 成之中華政權變動之關係。
過往近代中國史料與著述，一貫將俄國對中國之外交往來視為最兇狠的侵華 史。過去在學校教育中學習，雖然理解其確實於清末取得廣大原屬盛清中國之領 土，但教材中之主要焦點總在清政府之顢頇腐敗，對列強間之對華外交態度與手 法較未著墨。或是只從中俄兩國的雙邊互動來進行探討，引用中俄雙方之史料做 對比。但國家的外交決策與行為往往不是單純出於自身之主觀動機，尤其在二十 世紀初，列強將中國視為半殖民地，爭相朋分之際，任何國家從中國手上取得之 利益，往往也是另一國家早已唾涎的。即便中國政府對此類外交勒索束手無策，
卻往往引發另一外國抗議干涉，影響其最終結果。所以，研究近代，尤其是清末 民初的中俄關係，實在必須要廣納其他外國之資料文獻，相互參照，方能一窺全 貌。
其後為課程需要與自我興趣而尋找坊間出版品，對中俄關係之解讀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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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在字裡行間可感受到作者咬牙切齒之感。但從充盈著民族情感的文字中，雖
每每在字裡行間可感受到作者咬牙切齒之感。但從充盈著民族情感的文字中，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