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1930 年霧社事件爆發後，起事原住民的倖存者─賽德克族人，因 日本理蕃當局的決策，隔年1931 年強迫遷村至「川中島」地區的歷史而展開。
筆者在本文裡認為，霧社事件的發生成為了使理蕃當局反省並改善當時的理蕃政 策的契機，因此川中島社為面臨此政策改變的影響最為深刻的部落之一。雖然過 去有許多關於霧社事件的研究，但針對1931 年到 1945 年的 15 年間，川中島社 的人如何在新的土地上重建部落以及最終如何成為了日本人眼中的模範部落等，
能夠充分探討這些歷史議題的研究卻鮮少。於是，本論文以闡明他們接受什麼樣 的治理以及如何經歷這一段歷史為目的，主要透過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的切入點來加以分析，重新思考殖民主義與現代性的關係。
因為相對於西方的殖民宗主國，日本晚了一個世紀才加入了歐美列強的殖民 行列。因此在殖民研究裡頭，日本經常被形容為「遲到的帝國」，十九世紀才擁 有了第一個殖民地「臺灣」。在西方人眼中，日本屬於「東方（orietnrt）」，與其 他東方國家一樣，一直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的候選之一。十九世紀末日本為了跟 上西方，形成「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摸索。西川長夫（1995）將這一段時 期的日本人民「國民化（文明化）（nationalization）」分成四個現象： 「空間的 國民化」、「時間的國民化」、「習俗的國民化」、「身體的國民化」；而日本取得臺 灣的1895 年，是此時期的重要轉折，決定了日本作為殖民者還是被殖民者的角 色。日本的殖民地政策與日本的國民現代化有著同樣的理論預設，也就是上述提 及的「國民化（文明化）」。對當時的日本來說，這同時達到了兩個目的：對內，
打造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構建民族實體。對外，將殖民地-臺灣，納入日本帝 國的治下，並隨著時間的流逝，最終完成「日本化」。
日本殖民主義的特徵，便是奠基在上述的國民化基礎上，日本殖民現代性其 實即是日本國民現代性。而當中的兩大特徵，便是水野直所說的「同化」與「排 除」，這兩者實為一體的兩面。「民族國家實體／帝國」的邊界之內的異質物被有
意識地排除，在臺灣，原住民被看做是異質物，野蠻的、原始的文明，是尚待國 民化的文明。不僅與日本人做出區分，還與漢人做出區分。在空間的治理上，被 歸類於特別行政區之中，是帝國當中難以用殖民地內的常態國家法律予以治理之 地。因此，原住民必須施以特殊的統治方式-理蕃政策。筆者的看法與近藤正己 看法相同，這樣的觀點在霧社事件爆發後，受到嚴厲的檢討，於是「排除」的另 一面向被凸顯，那便是「同化」。1931 年公布的「新理蕃政策」方針以「一視同 仁」為關鍵的口號，其具體的政策內容不僅是「教化蕃人」，還有以從「心」成 為日本人為目的（近藤正己 1992）。日本帝國治下的殖民地內的雜質-原住民；
從帝國內叫人難耐、難以處理的異質物，變成了待吸收、改造的素材，並最終成 為了，日本人。
這個脈絡，是筆者選擇西川長夫的現代化理論的四個要點來1理解當時日本 殖民地治理的理由。在本文觀點裡，「現代化」、「國民化」以及「日本人化」這 三個詞彙是等效、等價的意義。
在推進關於現代化的討論裡，筆者於第三章處理了空間的治理，闡明了川中 島社的賽德克族人的空間治理是透過空間的移動、空間的塑造、空間的客觀化等 手段來執行。現代國家的「空間」的概念為讓國家變得均質的又平準的地方，這 種均質又平準的特徵，幾乎可說是現代性的代表樣貌。一個原本渾沌、紛亂、多 樣、隱蔽、自然生長的「地方」（霧社）經過「現代性治理」，被改造成被「文明」
所支配的社會，明亮又清潔、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可計算、可堆疊、可比較的
「行政區」（川中島社）。
最初大規模的集團移住政策，是一切的起點，此項殖民新政，其意志得被執 行，是川中島社得以成立的基礎。2空間的塑造，則透過土地分配、水圳的建設、
以及根據舊部落親屬關係的聚落配置，並將行政設施如教育所、駐在所、衛生所 等複合著治理與空間性質的機能單位也嵌入於部落的地理區為當中。此等具體的 措施，將六個舊部落重新打造成一個新的、現代化的單位。過去醞釀出霧社事件 的「蕃社」們，重新以具有統治機能的「行政村」重生。「行政村」誕生後，其 物理基礎之上，新的空間運作的邏輯也隨之而生。「行政村」不再是「地方」，而
是客觀化的空間，隨著治理的運作，空間進一步地客觀化。空間的客觀化透過「戶
恢復自尊等等，都讓日本殖民者得以透過操作「檢閱式」等手段來煽動原住民之 間的對抗意識。原住民在教化措施裡，成為「模範蕃社」，渴望被看做平等國民，
到了戰爭後期，更出現了高砂義勇隊志願兵等參與行動。而從戰後他們面對日本 切割時，長輩們的口述，可以看出他們對日本的複雜情感。那不完全的仇恨也不 完全的懷舊，那模稜兩可（ambivalent）的心緒與言說，或許正是最為清楚的，
殖民遺留的標記。
而我們如何超越過去殖民研究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結構，去解釋長 輩們這樣模稜兩可（ambivalent）的心緒與言說，是本文裡，較為冒險地挑戰。
從身體向前推進到內在情緒，以及醞釀此內在情緒的殖民時期日常生活與後殖民 時期研究者對其回憶的召喚。筆者認為，傳統的研究，對川中島賽德克人的主體 性缺乏細緻的耙梳與定性，是我們難以理解「餘生」對日本統治時期的複雜情感 最重要的原因。第六章透過各個面向處理川中島人的情感，以及其特殊的表現形 式──歌謠開始，試圖窺探隱藏於歷史材料縫隙的賽德克人主體性。筆者嘗試將 川中島賽德克人作為情緒與詮釋的主體，用以挑戰從殖民現代性的角度切入 1930 年後新理蕃政策的歷史材料與田野相對照後所浮現的層層矛盾。並在這一 章節，重新以此方式回顧在前面三章所處理的歷史材料，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解釋。
川中島的人們，不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而是歷史過程的參與者、詮釋者與感受者。
從1932、33 年與眉原社的 mddahur 儀式、交易所的貿易，以及田野當中「恨 み」的討論，筆者要指出，賽德克人作為一情緒與詮釋的主體，在殖民治理的歷 史經驗以及當代的殖民研究當中，都在各個環節當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而這樣 的切入點，可能可以有別於過去從結構、國族或者階級切入的方式，回應許多殖 民研究所難以解答的問題。
本文的寫作依然面對著許多的限制，諸如可援引的史料尚少，老人們也逐漸 地凋零等等。此種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必須使用許多日治時期的文獻佐證，然筆 者在碩士論文階段能收集到的資料還有許多限制；因為日治時期的史料卷帙浩繁，
筆者學養若能更有精進，應可另有爬梳。另日治時期結束至今已逾80 多年，筆
者從事田野工作開始，到著手執筆本文其間，爺爺奶奶們接連辭世；筆者不僅失 去了珍貴的報導人，也失去了珍貴的家人。未來我們重建賽德克人在這一段時期 的歷史時，也只能夠更加間接地透過下一代的追憶完成。對此，筆者在難受當中 亦有欣慰，能及時地留下長輩們的記憶，或許是除了學術上的自我實現外，本文 最重要的貢獻吧。
事實上，在研究限制上，筆者一直略有不安的是，本研究有一野心，想對亞 洲的殖民現代性提出新的觀點，並與殖民研究的學術傳統對話。然而本文的長期 田野集中於川中島社，川中島社的特殊性固然是本文得以開展以及切入思索的起 點，但由於缺乏跨部落、跨區域的比較研究，實也不免擔心，此一傳統民族誌的 研究，能否充分地回答殖民現代性在亞洲究竟如何體現，其性質到底為何？這樣 宏大的問題。若能有後續的研究，筆者期待應該在現有清流的田野基礎上，進一 步地與其他較早歸順、地理區域差異較大的阿美族或其他泛泰雅族進行比較，全 面性地在空間與歷史兩個向度進一步處理臺灣所面對的後殖民情境。
另，本文雖然題目設定為日治時期1931-1945 年的研究，所以必然未涉國民 政府時代的討論，然而自日本時代建立的殖民現代性，在國民政府時期，如何持 續地在當代後殖民情境當中產生效用與影響，應當也有必要投入心思加以掌握其 樣貌。換言之川中島賽德克人今日的歷史詮釋，實際上還必須進一步處理戰後的 雙重殖民所造成的影響才能夠更加精細的討論。前面也談到，活到今天的賽德克 人，也難以代表在歷史事件中逝去的祖先。這些都是本文尚難以進一步說明與處 理的侷限。
但這些侷限也或許正是未來研究的路標，尤其是「記憶」與「情感」的問題，
如本文在最後一章所指出的問題，不論是系統性或斷續的記憶殘片、複雜的情感。
記憶與情感的討論是重構原住民主體性與歷史的重要要素，此等記憶隨著時代的 積累不同的流動，隨著不同的研究者也被不同的形式召喚，本文雖略有意識，但 其後殖民情境（post-colonial situation）的權力關係並未被深入的處理，而此等困 境應當如何在現代被「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希望未來從事博士論文寫 作的時候，能將其真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