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身體的治理
第二節 透過青年團而來的精神教化
臺灣青年團之成立
所謂「青年團」的起源是日俄戰爭與日清戰爭時期成立的日本的「若者組
（wakamono-gumi）」。此組織以青年年齡的「若者」為構成的組織，後來改稱改 成「青年團」，成為了現代日本的地域集團。該組織的功能為以每村落內的神社 為中心，將村落裡的年輕男女聚在一起， 提供社交、修養、娛樂等活動。青年 團成員於上述兩戰爭時期有獻金、慰問出征者、為殉戰者遺族助耕等，發揮了如 軍隊後援般的活躍，故日本認為青年團的存在是當時戰勝的原因之一，也在國內 再度重視此組織並推展之。
在殖民地臺灣，據《臺灣教育沿革史》，首次成立的青年團組織為大正三年
（1914 年）在花蓮港廳吉野村設立的「吉野村青年會」。大正五年（1916 年），
增設了「鹿野村會」與「豐田村會」。當初在臺灣的青年團組織僅成立於日本人 移民村所在的這三個地方，其成員也僅以日本人為構成。然大正四年（1915 年）
由於新竹廳長的主唱，在當時本島人子弟（漢人）的教育機關–書房及以漢人青 年層為基礎設立了首次非日本人對象的青年團。其目的為加強國語（日語）。後 來，逐漸地推展至其他地域。尤其是，大正8 年（1919 年）臺灣總督府從武官 變更至文官6後，真正展開同化政策，清朝時代的舊地方制度被整備成日本式的
「市街庄制度」，以內地的優良村落為模範重建地方制度的結果，青年團也陸陸 續續地被增設7。
關於原住民青年團的研究，尚未記載原住民青年團真正開始的正確年月。但
《理蕃之友》等史料有記述，大正十一年（1922 年）大武支廳下的排灣族，已 較早成立青年團8。原住民社會的青年團成立的原因與當時日本原住民方針過於 重視初等教育，而忽略青年期發展有關。日方有發現，即使實施原住民的初等教 育，教育所畢業後卻忘掉國語，原住民具有能夠抹消日本式教育的強烈的民族文 化（林素珍 2002）。也認為，在乍見是理蕃政策成功的霧社所發生的霧社事件也 是忽略青年期教育的結果。於是當局再度重視的是青年團的角色。1934 年在《理
蕃之友》登載的總督府警察局橫尾廣輔的論文〈蕃人青年団の指導に付て（一）
（關於蕃人青年團的指導一）〉9一文中，他視原住民青年層為「國家的中堅」， 並主張了畢業教育所的原住民人口超過一萬人的當時，國家刻下的急務是他們的
「精神指導」，教育所畢業以後也持續「常用國語」以及培養「健全的國民及善 良的皇民」之精神的必要。
在時間上，漢人的青年團組織比原住民早就推行。然而，就結果來看對日本 人眼中，於原住民社會的青年團成功，遠勝過漢人。橫尾在同文中指出，其間產 生的差別在於，以一個村落的神社為中心單位舉辦的日本古時期的青年團起源與 某些原住民的族群傳統社會的組織習慣相近。具體來說，鄒族、卑南族、阿美族 的傳統文化中，原本具有年齡集團與以青年會所為中心舉辦儀式的習慣。這些原 住民舊來的文化，相對的對推動青年團有相當助益，是原住民也容易接納青年團 組織的原因之一。但即使類似的兩組織，青年團還是屬於殖民母國的國策之下，
其目的為以鍛鍊青年國民作為國家力量發揮功能，而與原住民傳統社會的組織習 慣間仍有明顯的差異。理蕃當局當然有摸索各式各樣的策略，企圖將青年團效果 普及至原住民社會。故以下以川中島社的歷史為例探討，青年團如何沁透在部落 裡，也實施了什麼樣的訓練內容。
川中島社青年團
青年團的本質有四10：（一）是自治的團體。此意並非青年團拒絕官廳或役 場的協助。所謂自治是指青年團為以青年成員所構成的團體，而官廳與役場仍必 要協助以及監督此團體達到社會教育的效果。（二）雖是地方的單位，但仍必須 與國家保持連結。青年團是屬於一地方的青年社會生活所產的組織。然而其第一 信念為敬神崇祖尊皇愛國，故必須要與國家不斷的連結。（三）是青年期社會生 活的團體。青年年齡為其社交慾最旺盛的時期，故青年團必須作為他們社交的團 體而運作。（四）其目的的修養內容須有一般性質。修養不應該偏向於特定宗教 或其他，藉社交娛樂與修養兩個基礎來達成培養善良國民之目的。
在上述四個本質的標準下，川中島社的青年團1933 年正式推行。此年「蕃 地教化助成金」由某個團體寄贈，開始積極地推展「國語普及會」與「青年團」
這兩個教化組織。青年團成員大概為教育所剛畢業的十四或十五歲至三十或三十
日本母國，也有陸續推動本島觀光。原住民的青年代表往往赴臺灣島內的都市。
代表川中島社青年團往前都市觀光的人物是高永清（日名：中山清；族名：
Pihu Walis）。他是川中島社青年團的第一任團長，也是青年團幹部。高永清因他 求學的表現優異，故是被日本人培養的模範兒童。他霧社公學校6 年級的時遭遇 霧社事件，倖存下來後遷到川中島社，在此地上，他對部落的影響力也相當大。
除了擔任部落的警丁外，自己奮鬥念書，1942 年成為賽德克族人第一位醫師。
但另外一方面，他當時必須負擔所謂「模範生」的宿命而協助日方對部落推動現 代化政策，便是當時的一位部落領導者。昭和十年（1935 年）他代表身為青年 團幹部出席了「青年團幹部懇親會」，還赴台北參與都市觀光。在《理蕃之友》
中等登載著他對此次都市觀光的心得12。他主要提出兩點印象深刻的事情：
第一點是有關其他族群的社交。他提及：
「到了台北後，於朝日館內一室與從全島各地過來的六種族的青年代表第一次聚 在一起，具有不同語言的我們，第一次能夠自由自在地使用國語打招呼。此一時 對我來說是實在很難忘又愉快的事情。」
高永清心得中的這一點，牽涉到理蕃當局設定的青年團本質其中的第三項（社交）
以及國語普及之成果，也幫理蕃當局宣告他們理蕃政策的效果。
至於第二點，則是體驗台北的臺灣神社參拜時的心得：
「自己站在神前時，自然地令人起敬。僅在此四十年間，與清朝時代的臺灣很不 一樣了。治安徹底改善，變成現代的和平鄉實在是托北白川宮殿下13的福，這些 感情從我身體升騰起來了。」
從此點可知，透過神社參拜，理蕃當局企圖使原住民青年意識到與日本母國的連 結感、活在日本國家的土地上的國家意識，亦即是達成青年團本質第二項－與國 家的連結的具體手段。高永清的心得充滿著宣傳性（propaganda）。文中可見當
時日本人對原住民青年的期望，他們參與都市觀光後能形塑以及自覺國家意識，
帶回各自部落裡。高永清在此篇心得的最後，以「為自己的蕃社會盡力」這一句 來收尾。實際上，都市觀光兩年後的1937 年，他贊同日本警察於川中島社內建 立社祠。他當時在部落內發揮的影響力是不必說的。
筆者在田野調查時，跟部落的族人詢問關於高永清。實際認識他本人的大部 分耆老們都稱呼他「Nakayama san（日名，中山桑的音），或者「koi san」（「公 醫桑」的日文發音）。此外，一位部落的女士跟我解釋「[高永清]就是 qbsran alang 嘛! 以前仁愛鄉的鄉長啊」。賽德克語qbsran alang 的直譯為「部落的男性年長者」，
此意還可衍生為「頭目」。另外，川中島社青年團第二任團長Awi Hepah（日名：
田中愛二；漢名：高愛德）也被部落的族人認為是他們眼中的qbsran alang。兩 位團長的此種稱號也透露了一些重要消息。形式上，川中島社1931 年後也還設 定著部落的頭目，Drodux 社 Bagah Pukoh 為，在如第四章所述，日本人也給他 不少尊重。但兩位青年團團長並非當過頭目，為何如此被形容呢？針對這兩位部 落領導者14，邱建堂表示：
「兩位都很聰明嚴謹，一生坎坷，努力向上。事件後，傳統頭目已無權力，僅是 餘生精神上生存下去的依賴」。
qbsran alang 的字眼代表著，他們生命中的影響力與地位，也呈現著青年團的幹 部已取代舊有的頭目或勢力者。透過青年團的教化政策，樹立新的現代化典範並 加速同化，在部落的各種訓練當中，青年團幹部替代日本警察漸成為領導人。
女子青年團
「青年團」此字眼，令人容易想像男性、青少年。然而，理蕃當局透過青年 團所推行的訓練與各種講習等政策，不僅對應著男性，而婦女也是其訓練的對象。
在同時期的原住民社會中，仍有婦女會和女子青年團等以女性為對象的社會教化 團體。其成員以未婚與已婚來區分。
透過女子青年團，教化女性的目的為何？1933 年的史料中有表示，以下設
立女子青年團的目的：
「女子青年團將盡力於國語的習熟與普及、涵養婦德、鍊磨家事及家政的智識技 能、立足於產業以企圖家庭生活的改善，並以娛樂達成情操的陶冶，啟培健全的 婦人所必要的資質。」15
換言之，日本人已有認識到原住民婦女在其家庭中的重要角色，透過婦女的家事 教育，能夠達成家庭空間的現代化。在川中島社筆者訪問到的兩位耆老也曾受過 女子青年團的訓練。她們分享屬於女子青年團時的經驗。在兩者記憶中印象最深 刻的是「家事講習（kaji-kosyu）」。
「有一個警察叫做横山。我在他的家裡工作過。幫他太太的炊事啊，還有顧小孩 啊。我要回家的時候，太太常常拿給我味噌和醬油。横山先生後來調到萬大社工
「有一個警察叫做横山。我在他的家裡工作過。幫他太太的炊事啊，還有顧小孩 啊。我要回家的時候，太太常常拿給我味噌和醬油。横山先生後來調到萬大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