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主體性研究回顧

日治時期原住民相關的研究卷帙浩繁，筆者在此僅將與本研究緊密相關獲 致深刻啟發，或所欲對話的研究略作回顧。

中村平（2001、2009、2013、2018）的研究對筆者的啟發甚深，其碩士論 文的主題為泰雅族人的國族意識，但撼動筆者的是中村平處理歷史追憶問題時，

點出的記憶再生產的權力不平等，以及追憶的殖民性問題等洞見。筆者取用了其 持續發展的記憶主題，對殖民時期的歷史材料與殖民研究作了重新的省思。其對 泰雅人主體性的探究，也讓筆者採借，嘗試以此角度，突破殖民主義研究當中，

統治-被統治的二元架構。中村平對殖民記憶生產情境的敏感，除了理論的啟發，

也讓筆者意識到川中島人作為歷史主體的能動性，或許能從情感的層次窺視。中 村平將「記憶的訴說」、「研究者的聽寫」以及「有讀者閱讀的客觀的民族」，這 三者的關係性，稱為「記憶的分有（partage）」。中村平意識到這樣的過程是「回 溯（遡行する）」的，並蘊含著「去殖民化」的可能性。他批判二元對立的殖民 研究，如過去認為必須要在歷史事件當中的「武力抵抗」尋找原住民的主體性；

中村平另從前所提及的「分有」開始，發展「關係性回溯」，研究的過程同時擁 有將「內在暴力」去殖民化的力量，提問「我們是誰？」，將過去民族誌中被隱 藏的原住民主體挖掘出來，並重新將民族誌定位為「代理記述」。

中村平將民族誌研究賦予了揭露知識或歷史之外更加重要的使命，並將日本 的殖民研究史提升到新的層次。

關於原住民主體性的討論，筆者另借鏡了王梅霞（2009、2012）的研究，用 以處理主體性如何於間接材料當中呈現。王梅霞透過泰雅人與賽德克人的交換與 織布工藝的主題，呈現了主體性如何得以浮現於材料縫隙的方法。泰雅人透過交 換的過程，以自身的文化中介與貿易對象的關係，並在關係當中彰顯主體的分析 策略，與筆者於歷史材料當中看到例子相似。王梅霞指出，日本人與漢人在與泰 雅人進行交換行為時，不論是借地的盟約、交換前置對糾紛的和解或者是對物物

交換時的議價，都有著泰雅族人的邏輯與文化傳統作為中介，並將貿易行為轉化 為泰雅人可接受的形式；以及文化產業除了資本主義邏輯之外，賽德克人如何尋 找可行的縫隙將其吸納，並以自身的形式呈現與操作。這兩者都指出，如果我們 能夠在歷史與田野材料當中，找出相似的文化中介或者關係性的互動，那麼我們 或許能夠在除了抵抗之外，尋找到新的，關於主體性的尋覓方法。對此，實際的 操作筆者將在第六章時予以呈現。

除了前述理論性的研究借鏡，許多先前的研究除了能供後人知性上的積累之 外；其在學科史的回顧上，本身就具有突破與反思的價值。

柳本通彦（1996）與林えいだい（1998）的研究在此段時期的原住民研究有 著重要的意義。筆者看來，日本人用日文訪問經歷過日治時期教育而能夠操持日 語的原住民，這樣的資料是彌足珍貴的。如果沒有這樣的記錄的話，我們無從知 道原住民們經歷了什麼，以及原住民自己的觀點。因為在此之前，由於國民政府 的政策，因為語言上的斷裂與白色恐怖的時代背景，使用母語與日語的耆老們，

無從發聲，幾乎可說是被時代強迫沈默。有了日本的研究者後，方能有這個面向 的歷史的記錄。但是當中也隱含了中村平所批判的後殖民情境的不平等權力問題，

主體性的身影被埋沒於珍貴的歷史記憶之中。

在歷史記憶的呈現上，另有原住民自己呈現的脈絡。ピホワリス（高永清）

（1989）以日文對霧社事件的歷史進行了自述，アウイヘッパハ（1985）的《証 言霧社蜂起事件》則是以日語表述，由許介麟代為記錄。更為晚近的時代，則有 如簡鴻模（2002）、郭明正（2012）、邱建堂（2010a、2010b）、シヤツ．ナブ（Siyac Nabu）（2015）以漢語及日語分別對於自身的歷史提出觀點與記錄。這樣的軌跡 或許可以看出原住民對歷史詮釋的能動性，以及對於過去外來研究者的回應。尤 其是簡鴻模與依婉・貝林、郭明正合著的「清流部落生命史」，有著詳細的系譜 與部落的內在資料，對筆者比對史料與耆老們的口述歷史，有著莫大的幫助。

對筆者來說，原住民的自我研究與陳述，構成了筆者對「土著觀點」的基本

認識與驗證基礎，並得以在田野當中與這些教人尊敬的師長、耆老們相識。相識 後筆者與長者們的關係產生的改變，也回應了中村平對殖民研究方法論的反省，

讓筆者得以再一次地反思，在歷史研究與部落的田野裡，活生生的人們的主體性 問題。這些細節的討論，將在之後展開的本文裡進一步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