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的思想建構階段

1918 年的夏天，佛洛姆完成他中學的學業，隨後進入法蘭克福大學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學習兩學期法律學，之後再進入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就讀，繼續尋找個人興趣與成就。在海德堡大學的 求學歲月中，佛洛姆選修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Funk, 2000:

51-52）。佛洛姆也在求學過程中相遇幾位影響他的重要人物，包含：研究塔木 德的大學老師Salman Baruch Rabinkow（1879-1941）、他的論文指導老師 Alfred Weber（1869-1958）、他第一任的妻子 Frieda Reichmann（1889-1957）以及心理 學家Georg Groddeck（1866-1934）（Funk, 2000: 44）。

佛洛姆在就讀海德堡期間受到Rabinkow 老師的影響，認識猶太教和彌賽亞

（Messianism）的人文主義詮釋，人文主義的詮釋與他中學時期所認知的猶太 復國主義的民族精神有所矛盾，佛洛姆深入了解兩方的理論後，於1923 年選擇 放棄原有猶太復國主義的立場（Funk, 2000: 40）。此外，Rabinkow 對佛洛姆的 論文十分有興趣，並給予他非常大的協助，佛洛姆認為Rabinkow 對於他的生 命、思想有著很大的影響，（Funk, 2000: 54）。大學期間另一位對他產生深刻影響 的正是他非猶太裔的指導教授Alfred Weber，他是著名社會學 Max Weber（1864-1920）弟弟，佛洛姆認為他的指導教授是大學裡唯一一位真正的大師（F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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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52）。

1922 年，海德堡大學授予佛洛姆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 23 歲的佛洛姆藉由 與Frieda Reichmann 的往來開始接觸 Freud 的學說，他的思想逐漸從傳統猶太 思維轉變成心理分析學派（Funk, 2000: 58）。最初，佛洛姆完全接受 Freud 的理 論，他與Reichmann 在海德堡一起運用心理分析治療精神疾病的患者（Funk, 2000: 59）。1926 年，感情方面與佛洛姆與 Reichmann 共結連理，進修方面則在 柏林的Karl Abraham 所主持的機構接受精神分析研究的訓練（Funk, 2000:

61）。佛洛姆接觸心理分析的學術路上，佛洛姆經由Reichmann 的引薦，認識她 的朋友─Georg Groddeck，他是一名治療專家，佛洛姆在學習精神治療的日子 裡與他日漸熟識、接受指導（Funk, 2000: 62）。即便佛洛姆沒有師承 Georg Groddeck，但 Georg Groddeck 對佛洛姆的思想理念與治療理論建構的影響甚 大，佛洛姆的思想觀在與這些學者學習討論的過程逐漸成形（Funk, 2000: 63-64）。佛洛姆逐漸成為身兼宗教研究和精神病學教育背景的社會學家，完成精神 分析訓練的佛洛姆於1930 年在柏林開業，成為一名獨立的心理分析醫生

（Funk, 2000: 65-67）。

研究心理分析的歲月中，初期佛洛姆完全接受Freud 的理論，他徹底研究 Freud 的學說，也擔任幾年精神分析治療的工作，但是工作幾年後，他開始對 Freud 的學說產生懷疑（Fromm, 1983/2018: 106）。佛洛姆體認到個人的病徵並 不單純只是童年經驗與性壓抑的因素，病徵可能是源自於人類生存上的矛盾或 是人類情感問題所引發的（Fromm, 1983/2018: 106-107）。佛洛姆在日後的學術 生涯中，對Freud 的學說以自己的經歷與見解去修正之，筆者循著佛洛姆的生 平曲線再簡述佛洛姆思想的改變歷程。

佛洛姆學習的過程中，還有一個思想家的言論深深地影響他，這個人就是 Jonann Jakob Bachofen（1815-1887）。Bachofen 對於母權的詮釋，深刻地影響二 十歲的佛洛姆，他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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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ofen 的發現給了我一把鑰匙，不僅使我了解歷史、了解父系社會中 愛的從屬行為，也讓我了解在個人發展中對母親情感的中心意義（Fromm, 1983/2018: 105）。」

Bachofen是瑞士法理學家和人類家，其所著《母權》（Mother Right）一 書，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人類學家的奠基作品。他是第一個試圖把家庭作為一種 社會組織，科學地寫出它的歷史和心理結構的人（陳秀容，1992：29）。 Bachofen 了解到人類發展中，孩子和母親相聯繫的中心意義，並且能夠客觀的 討論事實，他也發現母系社會(matriarchal society)先於父系社會(patriarchal society)而存在，不過他未宣稱這是普通現象（Fromm, 1955/2012: 44）。

Bachofen 的理論讓佛洛姆跳脫Freud 對於人類情感消極、負面的意義，他可以 在Bachofen 的論點中看到積極的那面。Bachofen 指出對母親的依附其積極意義 是一種對生命、自由與平等的肯定，這種肯定感普遍存在於母系結構的社會中

（陳秀容，1992：29）。母親對孩子的愛從不以他們的優點為出發，也不會以孩 子有缺點而拋棄他們，母親愛孩子只是因為他們是她的孩子（吳光遠，2006：

29）。至於父親，因為他不懷孕且不負起養育孩子的責任，因此孩子對於父親的 關係，不如對母親那樣強烈，父親愛孩子是因為他們順從他、長得像他（吳光 遠，2006：29；陳秀容，1992：29）。父系社會中，兒子與父親的關係既是服從 又是反抗，因此這種關係本身就包含了無法解決的問題（Fromm, 1955/2012:

46）。如果沒有Bachofen，佛洛姆無法了解深刻地了解歷史的脈絡和母親對個人 生活的深邃意義（Tauber, 197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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