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義理思想與茶道
第一節 孔子義理思想
四、 游於藝
傅佩榮(1985)指出禮僅次於仁這個字,在《論語》中談到了七十四次。禮 起源於古代祭祖的儀式。東漢許慎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
《說文解字》禮的意思就是在「豆」之上盛放祭祀之物,誠敬奉獻給祖靈。所以
「豊」為行禮所用之器具。因此一切禮「莫重於祭」(《禮記.祭統》),也就是說 祭祀是禮儀的根本(劉鑫,1994)。所以禮的原意即是宗教上的祭祀,可追溯自有 生民以來,所以中國人是重視祭禮的存有者(傅佩榮,1985)。換言之,禮的原意 就是祭祀,是為了祭祀而產生的禮節,也可看出來中國人對祭祀的重視,藉由禮 去展現對祖先及神靈的尊敬與愛戴感恩。
曾昭旭(2013)認為禮在規範義中可單稱為禮,也可指禮樂並稱,就是指行 為規範,制度系統及典章成文,或是整體人群生活的方式。禮與法可對人的行為 產生一種規範作用,與別人相處,遵守禮儀的規範,能使生命顯得更優雅(傅佩 榮,2012)。禮是指點語而非概念語,指點出真實又具體之文化體,裡頭具有制度、
風習及組織和人群互動成為合理及和諧之秩序。人們在這秩序中生活就可以活的 真實不至於破裂,也能藉著這個秩序去支持對方及表現自己的愛(曾昭旭,2013)。 孔子禮樂觀是以道德倫理為本位,每個人藉禮樂教化,可以區別自我而又能調適 於社會,在自我和他人的對待及推己及人、或換位思考中能和諧相處,用外在禮 樂養成自身道德心性,把人倫關係必須相應的倫理,內化到自己倫理道德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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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在君臣、夫婦、父子、朋友及兄弟五倫的關係中,個體能自覺相應的倫理 道德,如信、敬、慈、孝、寬、悌等,能和社會融洽也能修養自身(傅永聚、閆 春新,2010)。換言之,禮可以雕塑一個人的行為,也是對人表達適度的情感方式,
讓人可以在人群中有分際有不失情誼,達到和諧的狀態。
王邦雄(1982)提到游於藝,是周文禮樂與道德結合,為六藝之講習,是人 文涵養,滋潤性靈,可以化成生命道德的人格。藝是指六藝,孔子說:「興於詩,
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及「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論語‧述而》)。詩書禮樂可以用來興發心志,穩立人生,成就自己德行,也就 是人文教化。道需要人人能行,必須藉著客觀外王的藝,所以儒學實踐德行所開 展的人生正道,必須經由禮樂詩書陶養潤澤,也就是將生活藝術化。游於藝即是 優游於禮樂中,圓滿自身的人格。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從小到大,在孔子看來,
生活中皆須經過禮樂的薰陶,就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
以及「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透過禮樂的潛移當中,讓人可以在各 種人際關係中體會,知道為人者的人之本然,透過此種道德上的自覺即能認同現 實中的倫理,知道自己所處之位置和扮演的角色,這就是外在行為規範的「禮」, 最終能達到道德倫理的情感「仁」,這也就是人之本然(傅永聚、閆春新,2010)。
禮的形式可變,但內涵皆是真實情意,是為了打通人間的生命真情會通之路,使 人際關係可以融洽。所以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禮樂人 文,可以彰顯人性的尊嚴與價值。所以「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有彬彬之美的君 子之善,才有文化(王邦雄,1982)。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學而時習,可 以專指學習禮樂,當人在學習禮樂時,言行舉止就依禮樂而行,便會從日常生活 養成的不良的行為習慣中解脫出來,人因此從學習禮樂當中,依理而行,瞭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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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觀意義,心氣可以自然平和,精神投入禮義中,擺脫自身的雜慮雜思,心志 即能純一,不再昏怠苟且,人的內心,就能呈現悅樂(楊祖漢,1982)。換言之,
禮樂是成就道德的一個管道,每個人接受禮樂的薰陶,改變粗野氣質,藉由禮樂 將道德內化在一個人的內心,就是游於藝。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論語‧季氏》)
當時孔子身處的社會戰亂頻繁,禮崩樂壞。若要拯救苦難人民,孔子認為關 鍵在於須恢復周禮(張踐,2010)。在周文之義上,當時禮樂征伐權利在天子,
但王室衰弱後,禮樂征伐權利就下降到大夫及諸侯,表示禮樂秩序被破壞,所以 孔子要重建周文(蔡仁厚,1984)。這個禮意指形式,其實人的確需要發揮很大 之精神力量才可以讓自己實踐禮及守禮,將禮的形式頂起來。在春秋戰國時期為 什麼人才濟濟,因為當時的貴族能振拔自己生命,願意頂起這個禮的形式之人較 多,所以願意擔當的人也較多,所以貴族有它成為貴的地方。所以當貴族沒落,
就會名實混亂,產生君不君,臣不臣的狀況(牟宗三,1983)。換言之,因為貴 族沒落導致禮壞樂崩,孔子希望當時的時代可以重整,恢復過去的秩序,所以恢 復周禮。
道是人須共行且共守的軌道倫常。道在政治層面,就必須能定名分禮數,建 立群禮的秩序。當時周公制禮作樂,禮是主敬,可別上下之分,樂是主和,可通 上下之情,所以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
禮雖主敬而別,但在樂的陶養下,可因通而和,這是先王之道所以美的根本原因,
因為禮樂是當時春秋時代政治的軌道理序。但是禮壞樂崩,禮樂的精神喪失了。
「當禮樂征伐出自天子表示天下有道,若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與大夫表示天下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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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季氏》)。所以孔子在周文禮樂精神壞崩之後,轉而在天下的人民內 在仁心上,找尋禮樂實質的根基。每個人民皆有內在的仁心,所以人人皆高貴,
高貴不在於貴族王室的血統,在人的道德仁心。禮樂不再是貴族獨享,到了孔子,
轉為平民的生活規範(王邦雄,1982)。孔子時發現禮壞樂崩、周文疲弊之關鍵 並不在制度出了問題,因為周文可說是寬和緊接合宜,很符合人性需求,真正關 鍵出在人的內在動力出了問題,因為周文的結構制度須具有人文自覺之人才會有 穩定性,而且當時周文又建立在親情之間的自然血親關係,那是有限的,因為諸 侯和天子之間,血親關係會越距越遠,加上分封造成地遠而疏,所以諸侯慢慢就 會不敬天子,所以不是從制度中來檢討,而是要往每個人的內心開發自覺的動力 泉源,也就是仁,經由心靈修養自覺,內省與實踐,才能長久,所以孔子才以仁 為核心思想(曾昭旭,2012)。周朝的禮樂制度到了春秋戰國崩壞,所以成為空 架子,因此我們感到它是生命中的桎梏,因為它變成了外在形式,而不具有真生 命,所以當我們生命沒有根,沒有把它內化,就會認為是束縛,若是從內在生命 所生發出的,就不會認為是束縛(牟宗三,1983)。換言之,雖然春秋的禮壞樂 崩是由於貴族之間的血親薄落,造成制度的瓦解,所以要由每個人內在皆有的仁 心重建起,才能延續禮制,但是人的仁心若失落,禮也會跟著變質,所以唯有將 仁心守住,才是根本。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
楊秀宮(2000)提到孔子對禮崩樂壞提出自己的創見,想努力扭轉大家只 知要有禮卻鮮聞有仁之情況。孔子認為仁德才是禮樂之根本。因為人失去仁德之 心,行禮和作樂就沒有意義。所以君子要「依於仁」(《論語‧述而》)(李祥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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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禮的本質不在禮儀活動排場,在於每個參加禮儀活動人的心情。當以仁愛 之心參加禮儀活動,禮儀活動才會有教育及規範的作用(張踐,2010)。孔子研究 禮並不是專研究禮數,仁才是禮樂真正的原則,孔子用禮樂來指出仁這個概念,
所以仁是超越禮儀的原則,禮樂如果要有真實的意義,就必須具備仁,因為一個 仁假設失去了仁心,空有一大堆的禮數又有何作用?就算天天演奏音樂又如何 呢?只有仁才能夠使禮樂真實化,仁就是真生命,才能使禮樂具有生命力(牟宗 山,1983)。所以曾昭旭(2013)認為若人的內心缺乏真情,禮就成為虛文,非但 無法助於發現意義感,反而造成堵塞及束縛,所以禮並不是說制度要怎樣建構起 來才能運作順利,而是制度怎樣才是能有益於人的生命制度,成為意義價值之根 源。王邦雄(1982)提到孔子以人內在就本有的仁心,作為周文禮樂的基礎。當 人沒有仁心的自覺時,禮樂對他又有什麼作用呢?禮樂的根基在於人心之仁,所 以「道之以德,齊之於禮」(《論語.為政》)才有可能。儒學就是將禮樂與道德修 養做結合,建立人文化成的理想。孔子把據德依仁之修養,安放在「游於藝」中 來展開,讓人之生命「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禮樂詩書是 人文,用人文涵養,成就彬彬君子之善。禮比仁較有條理及概念,所以應被視作 是一種活文化體,而不是機械又冷硬之組織及結構。禮是一種生命化之結構,而 非客觀結構之本身,因為仁也在其中(曾昭旭,2013)。當時林放問禮之本,孔子 稱許為「大哉問」(《論語.八佾》),林放的問題避開禮的繁文縟節,直接觸及禮 的本命脈,因為禮的節文即使有變革,但禮的本質是仁心義質,這是千古不變之 人性真實(王邦雄,1982)。仁是禮的根本,仁是內在本自俱足的,只是一般人都 把眼光放在繁文縟節,而忽略了內在的根本與精神(楊秀宮,2000)。仁為禮的基 礎,禮是仁的表現。孔子將仁作為禮之根基,把禮統攝在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所以仁是超越禮儀的原則,禮樂如果要有真實的意義,就必須具備仁,因為一個 仁假設失去了仁心,空有一大堆的禮數又有何作用?就算天天演奏音樂又如何 呢?只有仁才能夠使禮樂真實化,仁就是真生命,才能使禮樂具有生命力(牟宗 山,1983)。所以曾昭旭(2013)認為若人的內心缺乏真情,禮就成為虛文,非但 無法助於發現意義感,反而造成堵塞及束縛,所以禮並不是說制度要怎樣建構起 來才能運作順利,而是制度怎樣才是能有益於人的生命制度,成為意義價值之根 源。王邦雄(1982)提到孔子以人內在就本有的仁心,作為周文禮樂的基礎。當 人沒有仁心的自覺時,禮樂對他又有什麼作用呢?禮樂的根基在於人心之仁,所 以「道之以德,齊之於禮」(《論語.為政》)才有可能。儒學就是將禮樂與道德修 養做結合,建立人文化成的理想。孔子把據德依仁之修養,安放在「游於藝」中 來展開,讓人之生命「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禮樂詩書是 人文,用人文涵養,成就彬彬君子之善。禮比仁較有條理及概念,所以應被視作 是一種活文化體,而不是機械又冷硬之組織及結構。禮是一種生命化之結構,而 非客觀結構之本身,因為仁也在其中(曾昭旭,2013)。當時林放問禮之本,孔子 稱許為「大哉問」(《論語.八佾》),林放的問題避開禮的繁文縟節,直接觸及禮 的本命脈,因為禮的節文即使有變革,但禮的本質是仁心義質,這是千古不變之 人性真實(王邦雄,1982)。仁是禮的根本,仁是內在本自俱足的,只是一般人都 把眼光放在繁文縟節,而忽略了內在的根本與精神(楊秀宮,2000)。仁為禮的基 礎,禮是仁的表現。孔子將仁作為禮之根基,把禮統攝在仁。「人而不仁,如禮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