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研究界定
order）；2 第 42 任總統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建立了明確的全球化 民主輸出干預，與更積極的對外干預；第 43 任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後 布希將美國國家利益中的傳統的中東定義擴展成大中東的概念（Greater Middle
1 高德源譯，Zbigniew Brzezinski 著，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
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來走向（台北：左岸文化，2008 年），頁 7。
2 George H. W. Bush,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Persian Gulf Crisis and the Federal Budget Deficit," ed.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1990),
http://bushlibrary.tamu.edu/research/public_papers.php?id=2217&year=1990&month=9. 大利益的挑戰）但在第一個任期結束後，卡特在連任之路上敗給了共和黨的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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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5 除了傳統上泛稱的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與埃及之外，加上北非與西亞 的伊斯蘭國家。而這個區域中，對歐巴馬而言，阿富汗問題是必須解決的難題，
如何妥善的處理並結束小布希執政時期開始的阿富汗戰爭，未來對阿富汗的外交 政策又將如何運作，避免阿富汗戰爭成為下一個越戰，值得深入探討。
研究動機
過去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學界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與其相對應的理想主義，
交織構成了當今諸多學說的主要框架，而外交政策的研究也不免在這個浪潮之中。
然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這種二分法的劃分，6 是否能夠真實的呈現外交政策他 應有的面貌？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著作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簡稱為Special Providence）中，
認為過去這種強調現實主義的分析（米德稱之為歐陸現實主義，Continental realism），發軔於歐洲的政治體系，不見得適用於自始自終民主政體的美國外交 政策，7 因此根據美國自開國以來的歷史，從新劃分出四種屬於美國外交政策的 傳統意象，分別由四位象徵性的人物命名，分別為「漢米爾頓主義」（Hamiltonism）、
「威爾遜主義」（Wilsonism）、「傑佛遜主義」（Jeffesonism）與「傑克遜主 義」（Jacksonism）。有別於過去的研究分析，米德的四項意象給予外交政策研 究一個新的切入點，但米德的研究偏重於歸納過去歷史的總結，對於冷戰後的美 國外交政策或是日後外交政策的預測是否可以完全的適用，尚未有所定論。本文 的研究動機將以歐巴馬自 2008 年就任美國總統至今即將結束的第一個任期間對 阿富汗的外交政策作為研究對象，嘗試以米德所提出的四項美國外交政策傳統學 派作為分析架構，透過比較過去美國政府對於阿富汗的外交作為與取向，與他們
5 在該峰會中，主要是小布希檢討過去伊斯蘭政策的問題，決定在當地進行更多的民主與資本主
義輸出，並將其他原本不屬於中東定義，但是同樣是受伊斯蘭文化影響深遠的西亞與北非地區涵 蓋在內。同時由於學界上尚無統一稱呼之定論，本文仍以「中東」代表此一概念。
6 如 Henry Kissinger 就是美國外交政策二元論的主張者，見：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7 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1),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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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的外交政策傳統學派，分析歐巴馬總統現行的阿富汗政策，希望能夠在分析 之中找出歐巴馬在美國外交政策傳統學派中的分類，並進一步勾勒出「歐巴馬主 義」可能的輪廓。
問題意識
本文的問題起始於：「過去美國總統對於阿富汗的外交各自為那一種外交政 策傳統學派？」在這個問題中，首先要處理的是米德的四項美國外交政策學派如 何運作與判斷。米德的分類方法不同與一般分類學的方式，四個學派彼此互相影 響與融合，而且隨著時代的進步，學派之間的排他性較低，如何確認一個行為或 是人物屬於哪一個學派並不容易。過去美國對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與其所屬的外交 政策傳統是否具有相當的解釋力。本文進而提出「歐巴馬對阿富汗的外交政策是 什麼？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是傳承還是革新？是否可以歸納出所謂的『歐巴馬主 義』？」的問題意識。就這個問題意識上，選擇使用偏向外交傳統研究米德所提 出的概念來說似乎是相當合用的工具，在確立的判斷的方法後再以歐巴馬政府現 行的外交政策帶入檢視，觀察是否具有解釋力。然而在研究過程中，總統做為外 交政策最終決定者的身分，但國務卿、幕僚等角色也有各自代表的利益，本文亦 當列入討論，以一個綜觀的角度，來觀察與分析歐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具有 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這些傳統，同時更完整理解歐巴馬在中東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軸 與核心價值。
研究界定
本文以比較歐巴馬執政時期與過去美國政府在處理阿富汗外交政策之差異 作為研究主題，，但是基於一些分析，部分舉證還是會使用到部分歐巴馬擔任參 議員時期的相關資料。自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真正的全球霸權，而到今日雖然 整個國際環境逐漸有在變化，但是體系上並無太大的改變，8 本文將時間限縮到
8 Brzezinski 著，美國的危機與轉機：從老布希、柯林頓到小布希的外交成績單看超級強權的未
來走向，前引書，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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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任期內以降低新現實主義中所強調體系變化對國家行為者造成影響；9 此外，
冷戰至今約 20 年，做為一個美國中長期一個大戰略的整體思考，是一個相當不 錯的區段帶。本文在方法上意圖使用既有研究架構（米德所提出的分類）作為自 變項來分析新的案例（歐巴馬在阿富汗的外交政策），並針對米德既有的理論整 理並期望能推導出四個傳統新的發現與特徵，同時希望透過歐巴馬外交政策的整 理與理解，展望 未來 其他國家的回應 ，回 頭來可以驗證米 德當 初在Special Providence中所提出的問題「美國外交政策與其如何影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