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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南北朝係中國南北分治的時代,歷史上以劉裕代晉算起,至隋文帝開皇九年,

即南朝陳滅亡為止,共一百七十年。1此之際,文化與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南朝 宋、齊、梁、陳各政權的遞嬗,由權臣篡位而來,內部鮮少戰爭,政治環境相對 安定,得以完整承襲漢以來的文化發展成就,因此文化根基深厚;北朝歷經五胡 十六國的紛亂,方由鮮卑族的北魏統一北方,北魏又分裂為西魏、東魏,後東西 魏分別為北齊、北周所篡,北周又滅北齊,才又統一北方。北方由於戰亂頻仍,

經典、學術皆難以保存,文化的傳承也不如南朝有一脈的系統,因此北方的文化 逐漸與南朝脫節,而趨於落後。

對漢人文士而言,南朝雖然也更替頻繁,但畢竟仍是漢人政權,改仕他朝並 沒有文化差異的問題。但南朝梁以後,北朝以強大武力威脅且摧毀梁、陳政權,

眾多漢人文士面臨到被異族統治的命運。除了政治環境的衝擊,更使他們傳統的 文化價值觀受到挑戰,迫使文人須作出困難且痛苦的生命抉擇,他們的境遇在歷 史上留下令人爭議又同情的一頁。遭遇此種經歷的南北朝文士之中,庾信的心理 狀態可說是較為複雜者。

庾信作為一個亂世中享有盛名的文士,一生的榮辱都與梁朝的存亡相繫,梁 朝興盛與亡滅,使他經歷受寵與屈節兩種不同的際遇。他的前段生命歷程與後期 可說呈現著強烈的對比。在梁時,庾信受到君王和家族的提攜,充分滿足他個人 的心理需要,卻缺乏一種自我的省察和人我關係的檢討。2一帆風順的境遇使他 沒有反思的機會,而他所擁有的家族背景及文才,讓他在梁朝文風繁盛的環境中 有極佳的生活條件,如同溫室的花,沒有外力的摧殘,因而不具有抵禦風暴的經 驗與能力。被迫羈留北地後,看似弱不經風的庾信,卻能憑藉於南朝養成的儒士 精神以及須對家族興衰負起責任的觀念,成為支撐他在異國生存下去的動力。庾

1 參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1。

2 陳昌明:〈論庾信的「孤兒意識」〉,《中外文學》第 14 卷第 8 期(1986 年 1 月),頁 100。

信後期能大幅度調適自己,就說明了他有別於在南朝時的堅強韌性。為了適應與 梁朝極度落差的環境,庾信放下名士的身段,逐步地在北朝找到立足的方法。雖 然為了存活,他不能強烈地表現出對命運的抗拒,但透過創作,在作品中委婉地 道出內心的憂悶,傳達出對鄉國的思念及對仕北的無奈。

然而,對於庾信仕北,清人全祖望曾批評道:「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 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為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3指責庾信失節 之罪,並不同情他的遭遇。但觀其時代風氣,南朝易代頻繁,若士人皆守節不仕,

或為國捐軀,邦國中有能者將所剩無幾,且六朝文士鞏固家族的意識凌駕在忠君 思想之上,《隋書‧庾季才傳》云:「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究?」4士 人普遍認為國家滅亡的罪責不該由他們來承擔,並以為真正有能力者,應當肩負 家族的使命,繼續出仕新朝甚至是北朝,以延續家族的榮耀。因此士大夫往往視 安身立命為首要之務,以求創造生命更多的價值。

回到庾信的自身,雖然世人可以給予其同情,但其自身卻無法不對個人仕北 的行徑發出責難,因為他深受傳統儒家忠義思想的影響,未能為梁朝殉節令他感 到愧疚,因而入北初期心裡特別掙扎。然而儒家對家族的執著亦深,因此庾信在 為故國的滅亡自責之時,卻仍得心繫如何肩負家族的榮耀,無論是國或家,都得 為群體價值而努力。正如張東蓀所說:

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總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總是把個人認 作『依存者』,認為其生活在世必須盡一種責任,即無異為了這個責任而 生。5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中國人,必須以中國的大環境的需求做為努力的目標。在這 樣的過程中,往往忽略個人的價值,亦即獨立於群體之外的個體性格。但凡任何 穩定的社會結構都必然有一套整體主義的精神枷鎖予以支撐。從邏輯和歷史的角 度看,個人被壓抑並不意味著個性被根除。6劉再復《性格組合論》說道:「人的

3 ﹝清﹞全祖望:〈題哀江南賦後〉,《鮚埼亭集外編》,收入﹝清﹞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

華世出版社,1977 年 3 月),卷 33,頁 1123。

4 ﹝唐﹞魏徵、令狐德棻:〈庾季才傳〉,《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10 月),卷 78,頁 1765。

5 張東蓀:〈人性與人格〉,《理性與民主》(出版地不詳:墾丁文物供應社,1968 年),頁 57。

6 孔建平:《作為文學元理論的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11 月),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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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所以是二重組合的,歸根到底,是由人的內心世界中理性規範與感性欲望這 對基本矛盾所決定的。」7理性的規範代表社會的價值觀,感性欲望是個人的需 求,這兩方面交織、組合成庾信的二重性格。

文學作品的目的在彰顯人的特質,劉再復又言:「文學,以人為自己的審美 客體和表現對象,把提高人作為自己的目的。離開人,文學便失去它的本性。」

8可見從文學作品中,可以發掘作者的心理特徵,因此要探討庾信的性格,不能 不從其創作著手。庾信的創作深受生處地域環境的影響,他在梁時,受到梁所流 行的綺靡文風影響,是著名的宮體詩人。到了北朝後,接受北朝的文風,將北方 尚武風格與南朝的細膩柔靡恰當地融合在一起,使其作品風格由輕艷綺麗轉為清 新遒健。此說明了,庾信因歷經梁朝與羈北的兩種不同的地域環境,而使他的作 品綻放出新的面貌。在南北朝之際,能同時將南北文風表現得淋漓盡致,且無論 在梁或北朝都仍是文學創作中的佼佼者,庾信可謂跨地域文士中極具代表的一例。

因而他的創作受到許多關注,特別是其詩作,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論道:

北朝羈迹,實有難堪,襄漢淪亡,殊深悲慟。子山驚才蓋代,身墮殊方,

恨恨如忘,忽忽自失。生平歌詠,要皆激楚之音,悲涼之調。情紛糾而繁 會,意雜集以無端。9

庾信羈旅北朝的遭遇,實是他人生中的慘事,他運用自己的才學將羈北的愁緒寄 託於詩歌當中,傳達出悲涼的心聲。《毛詩序》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10《文心雕龍‧明詩》亦言:「詩言志,

歌永言。」11足見詩歌的本質是在表達出個人的情志,由內心自然感發而為詩。

依照詩歌言志的特質,加上庾信的作品中,以詩歌的創作數量最多,以此為研究 主軸,應能勾勒出庾信寄託於詩歌中完整豐富的心理圖像,因此本文以庾信詩歌 為研究主題。

庾信的詩歌研究,雖已有全面性的發展,然而多從庾信的生處背景去討論,

7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 月),頁 313。

8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頁 40。

9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2 月),卷 33,頁 1080。

10﹝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毛詩序〉,《昭明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8 月),卷 45,頁 2029。

11﹝梁﹞劉勰著,黃霖編匯評:〈明詩〉,《文心雕龍匯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26。

未有以性格論其詩歌者,而探討性格可以深入庾信的心理狀態,用更細微的角度 去體察他,使我們能再進一步地認識庾信,藉由理解庾信,重新觀照他的詩歌。

因此本文以庾信詩歌作為研究核心,其他作品做為補述及輔助之用,觀察其由環 境影響表現出的社會性格,以及他蘊含於內在的個人性格。希冀能從庾信的詩歌 中,歸結出庾信獨有的二重性格組合。最後,再進一步去探討其個人與社會最終 達成和諧的主導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