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說：「人的性格即其命運。」1觀察一個人的性格就能 理解到他生命的全貌，但是人的性格有其複雜性，因此不易理解。這是由於性格 並非僅有一個面向，而是優缺點並存，彼此相襯，又彼此加乘，因而顯露出性格 的豐富與深邃。性格是人為了因應環境而產生的行為或和思考方式，表現在個人 的認知、動機及做事方式三部分。要了解一個人的性格，魯迅言：「倘要論文，
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
2因而討論庾信的性格不僅要注意到他的作品與經歷，還須從他生處的歷史環境 去理解他的言行。因此本文採用埃里克森的心理歷史學分析法，由庾信的經歷去 探討其面對各種情境之性格表現，以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中的「性格二重組合 論」分析庾信詩歌。
性格二重組合理論主張人的性格中存在正反兩面，西方基督教文化探討的
「靈」與「肉」與性格的兩極理論有很大的關聯。靈猶如所謂的善，肉相當於惡，
過度偏重於某一方，呈現出的性格都不算真實，可見人的性格的內在機制，應該 是靈與肉的和平共處。心理學領域與性格二重組合理論相關的，有心理學家弗洛 依德的主張，弗洛依德認為一個心理健康的人，其「本我」、「自我」、「超我」是 均衡協調的。「超我」強迫著「自我」以理想化的或是通行的社會道德準則去看 待事物，而「本我」則強迫「自我」以本能的願望去行動。「超我」與「本我」
的方向雖是相反的，最終目標都還是維持一整體的平衡，因此要維持人內在的平 衡，就要將兩者整合。類似的心理學理論還有榮格的觀點，榮格認為倘若人的性 格內部沒有衝突，便沒有能量與生命，如愛與恨、生與死等，都是相互對立的心 靈結構。羅傑斯亦認同此看法，將性格的組成分為「機體我」和「制約我」，「機 體我」會朝向自我實現而努力，「制約我」卻是由於社會環境的塑造，而失去個 人成長與實現的信心與動機。「機體我」與「制約我」會有彼此衝突的現象，且 往不同的兩個方向進展。上述總總理論，都同意性格中有相反兩極的特性，而《性
1 赫拉克利特著，楚荷中譯：《赫拉克利特著作殘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131。
2 魯迅：〈「題未定」草(七)〉《且介亭雜文二集》，收入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430。
格組合論》為此下了結論，即探討完整的人之性格時，就會看到性格兩極排列組 合的狀況，這就是所謂的性格二重組合。如同劉劭的論點，他認為每個性格特點 都有其缺陷，因此沒有性格完美的人，而一個完整且真實的人，必存在善與不善 的兩種特質。中西方人性論與性格組合論亦有相關，無論中國或西方，在人性論 的討論上，皆有其對立的說法，如中國孔、孟、荀的性善、性惡論，而西方聖哲 亦有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觀點。可見有善有惡、善惡並存是古今中外人的不變性 格。性格中的善惡，就是用來襯托彼此，以形成豐富的性格美感。
人的性格可由整體文化性格來窺知，文化性格則是在一個文化中成員的個人 性格的總和。文化性格的特性會反映在文學作品或歷史事件之中。本文以「情與 理的衝突」、「善與惡的糾葛」、「群與己的對立」三方面去探討中國文化性格中的 二重特徵。第一，「情與理的衝突」。在中國的情與理衝突中，最能從婚姻與愛情 方面覺察出來，無論是《西廂記》的崔鶯鶯、《牡丹亭》的杜麗娘或是《聊齋志 異》的細侯，都是勇於追求愛情的女子，若她們依照理行事，情就會被抑制，然 而循著情的指引，就不免會脫離理的秩序。可見情與理之所以會衝突，主要的原 因是在於情理難具。第二，「善與惡的糾葛」。中國古代的人性論是建立在善或惡 的道德標準上，符合社會所要求的仁義忠貞就是善的，反之，即是惡。無論是秦 末漢初的呂雉、三國的曹操、《西遊記》的豬八戒，都由於性格中顯明的善惡對 立而受到許多討論，可見善與惡的糾葛，能激發出不同層面的豐富性格，使人物 不至於顯得單調無趣。第三，「群與己的對立」。中國文化要求個人消融於群體之 中，依照群體的共同意識生活。從東漢才女蔡琰、賢君唐太宗及太平天國洪秀全 的例子可知，社會都用定位好的形象去檢驗他們，一旦超出社會的規定，就會受 到群體的反制，個人很難為自己辯駁。此顯示出社會環境中群與己不對等的情況。
由這三方面的二重特徵可看出，中國文化的性格就是在不斷的掙扎中形成，使中 國人的性格呈現多采多姿的樣貌。
為印證「性格二重組合論」，本論文舉魏晉以前的二重性格組合的代表人物 為例證，從他們的背景、經歷和心理，論述其性格複雜矛盾之處。先秦時期，以 吳起、屈原為例。吳起早年為官位殺妻，不遵守孝道奔母喪，又殘忍殺死詆毀他 的鄉人，但他行軍打戰時，卻是清廉不貪、體恤部屬的好將軍；屈原有對國君的 堅貞的性格，同時亦有尊己的性格。秦漢時期，以叔孫通、司馬相如為例。叔孫 通與司馬相如皆有善於保全生命且處世極為圓融的性格，但當他們遇到堅持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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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時，又有直言進諫，不畏生死的一面。魏晉時期，以嵇康、潘岳為例。嵇康對 抗司馬氏時展現出剛烈直率的性格，然而他寫給其子的〈家誡〉，卻教導兒子處 世要謹慎圓融，以免遭禍；潘岳性格有卑鄙低俗、喜好攀附權貴的一面，但他的 作品又展現出高潔的情志。由前述這些人物的例子，證明了人的性格普遍存在著 二重性。有了對庾信先前的人物二重性格的基本理解後，再用更深入的角度去觀 照庾信的性格。
庾信的性格形成之由來可從他的人生歷程來看。首先，他受到家族的影響，
庾氏族人多有忠義事蹟，如祖父庾易、伯父庾黔婁、庾於陵皆有高潔的形象，且 八世祖庾滔以降，亦有多位族人任官，令庾信有效法且延續榮耀的使命。再者，
庾信在梁朝是皇室的文學侍從，他本身已有良好的家族根基，在梁朝最安定的時 期出仕，同時又獲得統治者的賞識與認同，且梁朝的文學環境都使庾信的才華有 極佳的發展空間，總之，在梁朝的生活是他人生中最歡娛的時期，不僅能盡情發 揮所長，也累積極高的聲望名譽，又曾以梁使聘於東魏，受到東魏的尊禮，這一 切都說明了庾信在梁朝的仕宦生活是極為安逸的。出使西魏後，庾信從此滯留北 朝成為羈臣，四十二歲以後，是他生命的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羈北初期，雖被西 魏封官，然而卻不是享有高俸的正品官職，只是需銜。可見隨著家國的傾覆，他 過往的歡樂也逐漸遠去，不復存在，虛位的官職使他生活貧困，讓他從殘酷的現 實中甦醒過來，開始認真地面對在北朝的生存問題。他注意到北朝重武輕文的狀 況，因此他不再僅依靠自己的文才，而是強調自身的武勇，向北朝展現他的實用 價值，逐步地在他羈北晚期獲得實際的官職，受到北朝的重視。另外，由於庾信 的文學才能名聞南北，在兩地又皆任官，因此其交遊對象十分廣泛，對象遍及皇 族貴冑、文人雅士、隱士及佛道之人。這些經歷都深深影響庾信的性格。
庾信在梁朝任官期間，安逸的環境無法激發他潛在性格，在梁朝時遭遇的災 禍僅有侯景之亂，但還不足使他深刻的沉澱與反省。直到經過故國覆亡、羈旅北 朝的心路歷程，才使他的性格矛盾性逐現顯現出來，這些性格是庾信的潛在心理。
而這些非意識的東西潛伏在人性的深層，它只有某種條件下，才會表現出來。只 有當一個人的心靈受到嚴重考驗的時刻才會分別流露出來。3滯留北朝以後，庾 信的性格呈現較前期明顯的二重對立，然而就其整體而言，二重對立的性格並沒 有長期持續，取代的是穩定且和諧的主導性格。
3 劉再復：《性格組合論》，頁 285。
本論文根據劉再復《性格組合論》，歸納出庾信詩歌中二重性格組合有幾個 層面，其一為鄉關之思與無心歸南。庾信鄉關之思的性格表現有抒發內心愁悶、
傷悼梁朝故主、思念南方故友。即便他極度思念家國，他詩歌中卻透露出無心歸 南的想法，這是由於庾信入北後第四年，梁已被陳取代，江南已非鄉國，他已無 歸南的理由；其二為重視節操與屈節仕北。庾信自小受到家族的影響，道德節義 是他價值主要的框架，且他精熟儒家的《禮記》、《詩經》等重要經典，他的處世 必然受到這些儒家思想的影響。他仕北的行為因不符合道德節義，故內心總為此 感到愧疚、自責。足見，即使身處的環境已變，庾信仍將節操觀視為重要的價值。
庾信雖然明白忠孝節義的道理，但那尋求安定的內在，渴望依歸的心靈，驅使庾 信最終選擇依靠北朝，這是他拋開社會道德的價值，忠於自我的選擇；其三為自 信武勇與懷疑懼禍。庾信在梁時享有盛名，且他不需刻意努力，便可獲得皇室的 恩寵。羈北後，庾信卻要極盡展現才華，方能避免被埋沒。他對自我的懷疑可說 是來自於前後期光景的反差。庾信雖無實際的軍事才能，但他的精神層面，卻有 朝這方面努力的傾向，如他在梁滅亡時，曾傳達出欲匡復梁朝的志向；還有而當
庾信雖然明白忠孝節義的道理，但那尋求安定的內在，渴望依歸的心靈，驅使庾 信最終選擇依靠北朝，這是他拋開社會道德的價值，忠於自我的選擇；其三為自 信武勇與懷疑懼禍。庾信在梁時享有盛名，且他不需刻意努力，便可獲得皇室的 恩寵。羈北後，庾信卻要極盡展現才華，方能避免被埋沒。他對自我的懷疑可說 是來自於前後期光景的反差。庾信雖無實際的軍事才能，但他的精神層面，卻有 朝這方面努力的傾向，如他在梁滅亡時，曾傳達出欲匡復梁朝的志向；還有而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