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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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11社會責任更常作為評價傳媒的方式，直接表述或以各種關鍵字現 形。如「社會公器」、「公眾的知權」、民主政治「第四權」等。又如2009 年六月中時中天股權變更風波，旺旺中時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以中國時報 社論發出之聲明「媒體之所以能夠以小御大，肩負沉重的『社會責任』，
就在於『公正、關懷』四個字」；蔡先生則「力爭…『公平』…捍衛…
『道德』與『人格』。」，「公正、關懷、公平、道德、人格」十字也正 是講述社會責任論的訴求。12
社會責任論就理論與實踐上之闕漏，近代以來也多有提示。是否能夠作 為一個「理論」，以及實踐機制是否適當有效，都在找尋社會責任論主 宰新聞學專業意理之「失靈」的原因。從而，由對社會責任論的矛盾與 批判出發，並基於傳媒與社會責任論在台灣發展的脈絡，透過傳媒本身 論述，檢視影響傳媒表現之因素與可能對策。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意識
R. McChensney 對美國傳媒的研究指出，傳媒對於利潤的競逐，並非自 然天成，而是各種角色之權力拉扯與互動後的結果，尤其是「政府」的 行動。13古典自由主義（liberalism）下，政府是自由天先的敵人，社會 責任則承襲於此，尤以傳媒作用於監督政府，是第四權、看門狗，政府 更不得以任何理由與形式干預傳媒，並深刻影響了社會責任論的結論。
以下研究問題，首先由社會責任論背景與崛起，釐清其論述脈絡以及概 念與內涵；基於當代傳媒發展現況，再者，以台灣傳媒對其詮釋，理解 傳媒在其特殊位置之發言，如何展示屬於在地的社會責任論；最後，如 何建構利於傳媒發揮正面功能的環境。
第一個研究問題，探索社會責任論的生成背景與其闕漏，對「解決之道」
的影響。回溯作為社會責任論經典報告《總報告》與委員會，以及《四 論》之生成歷史過程與智識原理。委員會由二十世紀傳媒大亨Luce 於 1942 年，捐助二十萬美元（另一萬五千元由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捐贈），
邀請耶魯大學同學 Hutchins 召集當代在哲學、法學與社會領域極負名 望、一時之選的學者組成。而當時的社會氛圍正值大戰之間，美國社會
11 如：Christian & Nordenstreng.(2004). Social Responsibility Worldwide.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19(1), 3-28.。認為委員會所統整的多樣、地方性的專業意理，不應成為世界社會責任論的基礎，
必須尋求普世的道德原則，加以取代。這些原則以社會責任論作為基礎，強調：敬重人類尊嚴，
指必須尊重多元文化；報導真實；非暴力，指不應波及無辜者。
12 旺旺事件學界工作小組（2009 年 6 月 26 日）。〈公正關懷 落實媒體責任〉，中國時報，第 A24 版。
13 McChensney, R. (2004).The problem of media: U.S.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USA:
Monthly Review Press. pp23-56／羅世宏、魏玓、馮建三、唐士哲、林麗雲、王菲菲、王賀白譯
（2005）。《問題媒體：二十一世紀美國傳播政治》。台北：巨流。頁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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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1930 年小羅斯福（FD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上台，以新政（New Deal）穩定社會並獲得成效，
凱因斯（Keynes）的進場暗示了聯邦政府的擴權。這樣的政治經濟背景，
直接影響Luce 對於傳媒進行調查的動機，以及在建構委員會的過程，
決定了委員會運作與結果。
另外由兩份委員會出版之報告書，Zechariah Chafee Jr.的 Gover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 與 William E. Hocking 的 Freedom of Press
：A Summary of Statement Principle，對於委員會「自由」與「政府行動」概
念性的辯論，深刻影響《總報告》的認知與建議；此外，回顧《四論》及其作者之一 Schramm 的《大眾傳播的責任》（Responsibility in Mass
Communication）
，由作者寫作背景與脈絡，釐清其如何基於新聞自由委員會成果，共同建構社會責任論之論述。
其後，綜合當代文獻，指出社會責任論闕漏並批判之，除了是表現上的
（操作面），同時也是智識（理論面）上的，而理論面之缺失以及後設 基本意識形態，影響操作結果。就前者而言，諸如傳媒自律機制成效、
傳媒角色與新聞學專業主義，以及傳媒經濟基礎的認知等；後者部分，
包括其名稱之使用與相應概念、社會責任論之中的自由含意與行動等。
第二個研究問題，探索社會責任論在台灣之實踐與展現。理解傳媒如何 解釋與構築其「社會責任」，以及與社會責任論詮釋之動能因素的互動 關係，如何影響傳媒表現與功能之實踐。台灣傳媒在政治解嚴後，搭上 以美國為首「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浪潮，爾後數十年，傳媒蓬勃 發展至今。壹傳媒集團的進駐、2003 年廣電三法修正案中，新聞局態 度直指「去管制化」等，皆促使了台灣傳媒的商業化。
當傳媒表現有所失當，社會責任則成為批判傳媒的利器，而承襲美國觀 點與思想的台灣，傳媒表現是否也如同社會責任論所批判，進一步，社 會責任論概念與詮釋，乃至於闕漏，是否、或是如何作用，影響台灣脈 絡下的傳媒。這些複雜因素相互交織，並彰顯於傳媒的論述行動之中。
在此選取主流報紙（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針對 2009 年度三件重大傳播爭議事件，透過傳媒之論述分析，回答此問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NCC）於 2009 年二月提出新版「衛星電視廣播法修正草案」。提出十二項修改重 點，包括針對新聞報導假使未盡查證，NCC 可擁有刑法假處分裁量權；
提出廣告分級制度；對於商業性置入性行銷標準放寬，但與政府政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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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置入性行銷」皆必須在揭露情形下為之；新聞與兒少節目確認不 得置入性行銷；並將性質模糊的購物頻道也納入規範；以及明訂傳媒內 部應增設自律與問責機制等。就修正案內容而言，所謂新聞查證規定引 發傳媒指出實為「名嘴條款」，NCC 擁有之「假處分」裁量權，被認為 有侵害新聞自由之疑慮，傳媒直指NCC 搖身一變為「老大哥」。14而廣 告分級制度條文，被指有扼殺創意之嫌。在修正案內容爭議之外，主委 彭芸所持意見與委員會中大多數人不同，因而以個人名義，寫下萬字意 見書，引起傳媒臆測NCC 產生內訌。
五月的「中時中天股權變更風波」，旺旺中時集團申請變更中視、中天 兩電視台董監事，引發外界對於「跨媒體壟斷」質疑。其後NCC 舉辦 公聽會，最終允以「有條件通過」，遭到旺旺中時嚴重抗議。此事件展 現 NCC 對媒體跨產權持有之態度，以及傳媒發展與跨領域經營之矛 盾。事件的另一波爭議，則是旺旺中時集團將三位反對股權變更委員的 照片，以大頭照刊登於中國時報、蘋果日報之頭版廣告，引發新聞倫理 撻伐；並且，對於發表異見的人士寄出「存證信函」。這些舉動使記者 協會、媒體觀察基金會等社團組織紛紛發出聲明稿。最後蔡衍明拜會學 界等相關人士，並以刊登於中國時報之文論，期盼以社會責任論作為傳 媒使命作收。
2009 年年底，傳媒圈仍是多事之秋。壹傳媒宣佈「動新聞」開播。新 聞以動畫方式，模擬新聞過程，可以手機掃瞄，或在壹傳媒網站上皆可 收視。動新聞團隊並配有導演。然而，壹傳媒集團向來以腥羶色作為主 要路線，已為社會所關切，「動新聞」模擬之場景多為社會新聞，包括 犯罪、性、暴力等，將這些過程鉅細靡遺現場還原。此策一出，社會輿 論撻伐，由兒少、婦女團體首先發難，公民組織集結於蘋果日報大樓抗 議。其後，引發對壹傳媒集團之傳媒產品連帶效應，台北市政府除針對 動新聞開罰，並明令蘋果日報禁止進入校園。NCC 則速立修訂兒少法，
針對妨礙兒少身心之圖文上報，制訂罰則。而壹傳媒自2009 年五月起 申請的五個MOD 電視台，NCC 則在此敏感期間，不發予執照。
綜觀台灣傳媒在市場與政府之間互動爭議，自千禧年來即有之。無論是 2003 年的換照事件、政府置入性行銷事件，或是 2005 年評鑑事件，皆 是研究案例。不過，惟考量時間與材料份量，以去年度三傳媒爭議事件 作為研究對象，即能夠涵蓋欲探討範圍，並皆能凸顯社會責任論中的規 劃矛盾與元素互動過程。這些事件論述展現出爭議之起因，通常在於傳 媒本身受到外力（政府）規範，傳媒透過詮釋屬於本身認知的社會責任
14 王健壯（2009 年 2 月 12 日）。〈衛廣法像出版法 ＮＣＣ變老大哥〉，《中國時報》，第 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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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發動輿論攻勢（如以言論自由）。再者，顯現出傳媒與政府之間緊 繃關係，在前述壓力下，政府之傳媒政策是否因而轉變，更甚動輒得咎。
此外，觸及傳媒之經濟基礎與表現問題，包含政府對產權之態度與政 策。並且，公民團體（公眾）在事件之中扮演的角色，如何透過論述與 行動影響事件發展。
第三個研究問題，再探政府在傳播領域中行動之可能性。傳統社會責任 論中，傳媒主要任務之一在於監督政府，因此不能受政府捐輸，則必須 以商業化保持自立，因此，傳媒便自然地政府立場對立。委員會在《總 報告》〈怎麼辦〉專章，說道：「我們認為，更多的法律或政府行為並不 能解決新聞界的根本問題。本委員會主要依靠動員社會因素—而不是通 過政府渠道直接作用於新聞界」。15但是，「每一個關心新聞自由和民主 未來的人都應該不遺餘力地督促新聞界負擔起責任，因為如果新聞界沒 有通過自己的行動做到這一點，政府權力將迫使它做到。」16委員會對 於政府有一種恨之卻不能完全拔除的矛盾情緒。在委員會的認知中，如 同古典自由主義對政府的角色，在於「創造合理健全的競爭環境」，其 餘的則交由市場機制決定；《四論》作者之一Schramm，在《大眾傳播 的責任》中，大眾傳媒的功能在於「節制政府」，並且「政府干預越多，
就越不能信任傳媒所報導政府的動態」，並認同William Hocking（也是 委員會的一員），認為政府是「剩餘責任的承受者」。政府與傳媒之間的
就越不能信任傳媒所報導政府的動態」，並認同William Hocking（也是 委員會的一員），認為政府是「剩餘責任的承受者」。政府與傳媒之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