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論之批判（二）操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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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行動與政策上有所矛盾。²⁶⁵中國學者鄭根成也指出社會責任論內涵 是一種「有作…的自由」的積極性，傳媒必須以新聞自由服務社會。²⁶⁶ 如第二章探討 Hocking 與 Chafee 之思想折衝，影響了以自律為主、監 督機構為輔的實踐方式。無法使當代以積累利潤為目標的傳媒，提供上 述產品。換句話說，社會責任論是具有積極性內涵，卻試圖以消極自由 的方式達成。

第三節 社會責任論之批判（二）操作面 自律機制的失效

社會責任論希望的是，傳媒自身採取聯合行動，因其不願見到任何法令 被錯用的可能性存在。事實上，傳媒自律的確重要且必要，然而，乞求 傳媒將「道德制度化」具有相當困難度，更有甚者，當傳媒不負責時，

誰有能力、有正當性與之制衡？

傳媒自律的理論基礎，社會責任論強調的是「自由伴隨責任而生」這個 概念，希望新聞界「自覺」承擔服務公共利益的責任；在實踐面向的因 素是，社會責任論認為國家不可靠，在以新聞自由作為前提訴求下，傳 媒自律加上公民監督是唯一途徑。

基本問題是—強制力的缺乏，所謂的強制力並不一定指法律，更指是傳 媒之間是否存在共識，由公眾機構監並尊重遵從之—這也是社會責任論 中，針對公眾提供的重要角色之一。就監督機構新聞評議會在台灣實施 的情形，彭家發指出「由於評議之裁決，屬道德性之勸說或批評，不若 侵犯私隱、誹謗之會觸犯刑責，故一般裁決並未造成業界『恐慌』，可 能祇是知道『有此一評』而已！故有人批評新評會是祇打蒼蠅（小事），

打不到老虎的沒牙紙老虎。」²⁶⁷進一步，如第一節所述，新聞評議會背 景與黨國體制的密切相關，也為真正的傳媒自律大打折扣。

近年來，台灣也有提出仿效他國，設立新聞監察人或公評人（news ombudsman）之呼籲。監察人制度源於北歐，後為日本採用，美國設立 監察人制度大致由越戰時傳媒偏頗報導，為平息眾怒開始。監察人主要 的角色在於「處理民眾訴願」，有些傳媒的監察人，能夠參與傳媒新聞 產製，如日本讀賣新聞；對於商營傳媒設立監察人的成效，劉昌德指出，

也不乏許多監察人被報老闆開除的例子，而合約也沒有保障。²⁶⁸        

265 Nerone, J. C.(eds).(1995). p83-85.

266 鄭根成（2004）。〈傳媒自由的道德解讀〉，《學術界雙月刊》，6 : 49-55。

267 彭家發（1999）。〈新聞評議會。英國及台灣經驗借鑑〉，《傳媒透視》，網路版: 一月號。

268 劉昌德（2007）。〈民主參與式的共管自律：新聞自律機制之回顧與再思考〉。《台灣民主季刊》， 4(1): 10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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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是說，傳媒自律無用，而是影響傳媒自律的因素為何，控制編輯 室的因子，是無可規避的問題。由歷史的發展與自律的行動，可以看出 兩點。首先，傳媒自律的具體行動不是起於傳媒自身之意識，而是源於 外力之要求的回應，目的是捍衛自身權益。劉昌德指出，美國新聞專業 規範的出現，主要是在解決傳媒內、外的矛盾，包括傳媒責任與利潤、

新聞理論與實務間的落差。²⁶⁹在第一章及第二章提及美國新聞史之改 革，大抵也重複這樣的過程，而社會責任論的提出，更是回應傳媒與政 治意識結合之產物；抑或，傳媒自律處於相對競爭的約定式實踐，在具 競爭關係傳媒間彼此協議達成某些自律行動，並非真正的由傳媒內部引 導自律。此外，傳媒監督機構或監察人諸如此類傳媒自律輔助機構，其 成效彰顯與否，與傳媒本身性質相關與所處環境相關，以監察人發源之 北歐來說，其深厚的工會傳統，支持其具備監督機構能有效與傳媒抗衡 的力量。²⁷⁰

傳媒角色理論與實踐矛盾

社會責任論中對於傳媒角色的闡述，其中之一便是作為所謂的第四權

（也作為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傳媒得以透過自身掌握論述工具的權 力，監督國家施政。由社會責任論賦予傳媒的任務中，尤其是與新聞作 用相關的：傳媒提供「全面、真實、智慧」的報導與資訊，作為意見交 流與批評的平台與監督國家，便是在指摘了上述的角色。Altschull 將這 種 內 涵 之 實 踐 過 程 ， 稱 作 傳 媒 「AWA 」 角 色 ， 即 制 衡 者

（adversary—combatant）、監督者（watchdog—investigator）與議題設 定者（agenda setting—planner）。表明傳媒可以在道德與法律之外，成 為「檢察官」，而「權力」（通常指「國家」）作為被告，公眾則是法官 與陪審團—而「社會責任論」則作為其哲學上的宣稱與終極目標。²⁷¹ 首個問題，社會責任論提倡的傳媒AWA 角色，與傳統新聞學旁述、公 正、客觀的「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有所矛盾。新聞學的專業主 義在社會責任論被提出前，就已經相當成熟。在二十世紀中期大戰背景 下，大眾普遍信任權威，傳媒一字不漏引述權威講話，專業主義最主要 的意理「客觀性」（objectivity）更是根深蒂固。²⁷²客觀性在商業化的語 境下，隨著以大眾讀者群為目標，不挑釁任何人作為標準，發展出「正 反併陳」的「中立」新聞學方法。McChesney 指出專業新聞學的兩種偏        

269 同前註。

270 同前註。

271 Altschull. J. H.(1984).p194.

272 Hallin, D.C.(2000).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In Curran, J.

& Gurevitch, M.(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pp.218-237. London: Arn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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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在於依賴官方消息來源與對新聞賣點的相互需要。²⁷³在美國新聞學 上一直都是主流，各種傳媒自律的規約，皆與專業主義相關。如果社會 責任論希望傳媒在社會中能負起活絡社會能量的積極角色，但是專業主 義的新聞學卻告知了傳媒趨近於一種記錄者的旁觀角色，這兩者含有不 同的客觀性，使社會責任論宣稱與實踐上有所矛盾。

但是，社會責任論本身卻也贊同著新聞專業主義，只是認為必須要「將 舊的原則有新的運用」，而關鍵在於作為一種專業，如何將良知的「制 度化」，²⁷⁴因而有了「負責」一說。然而，其實這樣的宣稱適用於任何 職業與行動，並早就在社會責任論之前的新聞規約中所闡述與企圖實 踐。

此外，Altschull 對於在 AWA 論述中，傳媒作為「看門狗」（watchdoggery）

與「第四權」的監督原則，有所批判。Altschull 認為，事實上（國家）

權力與傳媒是「相輔相成」並且「互相需要」，強調傳媒與權力的共存 性大於抗衡性—指的是傳媒議題設定能力與政治活動間的關係。更進一 步地說，傳媒是「權力的代理人」，在這種情況下，監督原則便顯得言 不正理不順，傳媒的獨立性也必須打上問號。因此，社會責任論渴望的 監督原則，便受到強烈的挑戰與拉扯。Bourdieu 指出，「結構性」的力 量，使批判僅是每日新聞的例行公事，第四權理論無法作為民主的保 障。²⁷⁵

以上論述所探討的結論，並非指陳傳媒沒有立場與理由以監督國家，而 是企圖指出，在自由民主社會中傳媒如何能夠發揮第四權，政治權力間 共生關係的連帶樞紐為何？進一步，如Schultz 關注當代傳媒經濟性質 的問題，重新思索第四權，指出「由於『經營本質』的改變，傳媒的第 四權由報導與解釋，變成了『錯誤的挑剔』與『權力的濫用』」。²⁷⁶所謂 的「經營本質」，與Bourdieu 所認為的結構性力量為何？影響傳媒行使 職權的因素，現今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傳媒，指的便是商業與市場力量，

換言之，就是傳媒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也是社會責任論「誤認」或「遺 漏」的重要一塊。

對傳媒經濟基礎的忽略與誤認

傳媒好比「吹笛手」，指定樂曲的就是付錢給吹笛手的人。²⁷⁷Nerone 認        

273 McChensney, R.(2004).p64-77.／羅世宏等譯（2005）。頁 66-80。

274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 P77-79／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48-49。

275 Bourdieu, P.(1996).／林志明譯（2002）。

276 Schultz, J. (1998). Reviving the forth estate. UK: Cambridge Press.p233-234.

277 Altschull. J. H.(1984).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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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論對於「私部門」缺乏討論，忽視了控制與壓迫不只來自於國家。

278在第二章與傳媒與經濟基礎關係的討論中，顯示無論是政治力量或是 商業力量，透過傳媒資本主義體系運作，對內容有著實質性的影響。

馮建三教授指出，社會責任論缺失之一，在於其對於傳媒經濟基礎的掉 以輕心，無法有效探討以利潤為動機的傳媒。²⁷⁹ 社會責任論中，委員 會以一整章「傳播革命」探討傳媒集團壟斷的發展趨勢，對傳播帝國是 否對於內容多樣性、傳媒近用、公眾利益與傳媒作為公眾代理人造成損 害有所提問。²⁸⁰而公共政策在傳媒經濟基礎的部分，則是恐於其成為國 家干預內容的途徑，認為政府不能作為傳媒財源的來源；進一步，政府 是作為現有商營傳媒以外津貼新單位，或提供其不能（或不願）提供之 服務。

以下分作傳媒產權與經濟基礎，檢視社會責任論的觀點與邏輯。首先，

社會責任論承認傳媒商業化之存在。總報告中陳述道美國傳媒「現在 是，而且繼續應該是私人企業。雖然是受公眾利益影響的商業」。²⁸¹第 二章檢視社會責任論之背景，之所以強調傳媒商業化存在之趨勢與必要 性，在於傳媒作為一種搭載信息的「交通車」，必須要吸引最大數受眾，

進而實現自負盈虧；²⁸²此外，為了不受各種利益壓力團體的壓迫，必須 達成的經濟自立，《四論》更將此點寫入傳媒責任之一。²⁸³有關集中與 服務的問題，雖然委員會認為公權力要求傳媒應本於公共服務，而增加 傳播渠道，或向偏遠地區提供服務，但是「只有兩種方式能達成，不是 該產業承擔其責任，就是建立國家所有制。而我們傾向選擇前者」。²⁸⁴ 然而，馮建三教授指出：「談論所有權的控制問題，如果只能提出私有 與國有之別，如果單只是在『國有與不當控制』及『私有與民主』之間，

畫上等號，其實表徵了論者想像力的欠缺、詞彙與概念的不足，將會因 為認知上的偏失而造成實質差池，說明任憑市場機制運作，不能讓社會

（城鄉）得到均勢的發展；聽任市場邏輯的運作，廣電資源的地理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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