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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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由傳統社會責任論脈絡出發，探究其概念與方式脈絡後，指認其缺失，
經驗資料方面，分析當代台灣傳媒論述，展現在地傳媒如何構築「社會 責任」內涵。進一步，考量傳媒表現之維繫，假使求諸於「道德」，雖 時有成效，但輕易可為傳媒自身及其外在條件扭轉。以下首先回顧社會 責任論內涵的發現與批判，並針思考論述分析展現之國家觀。其後，接 續第四章論述，針對社會責任論存在基礎的傳媒經濟基礎之問題，政府 應如何透過公共政策宏觀調控。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社會責任論五十年
傳媒的社會責任論已年逾半百。在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的同時，傳媒突破 形式，轉換為各種社會行動之可能，而社會責任論，是否在傳媒技術革 新中，已然不合時宜？取自 Williams 的觀點，科技之動能在於人們如 何「使用」，與政治、經濟等社會條件配合下，其展現的特性，方能影 響傳媒之社會效果與發展。無論傳媒以任何形式呈現，影響傳媒之條件 是動態連貫的。社會責任論並非是所謂的「過時產物」，反之，展現的 是其如何與變遷之社會思潮與傳媒發展，緊密連結並相輔而生。
社會責任論始於五十年前的美國，政治上處於動盪的世界大戰背景，撼 動了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宰地位，為迅速復甦社會，凱因斯進場，新政與 政府擴權，引發大傳媒集團之憂慮。新聞自由委員會在傳媒集團贊助 下，批判商營傳媒表現之餘，發表了一份以新聞自由為目的之報告，採 取這樣的觀點：如果不要政府干涉，傳媒就必須自律。十年後，傳媒的 四種理論隨之誕生，更（以美國觀點）劃分了二十世紀中期的世界局勢，
對後世傳媒研究影響劇烈。
歷史分析展現出傳媒如何在特定社會等條件下回應外界需求，致使社會 責任論之失靈。其內涵主要包括：傳媒所呼籲之新聞自由，常援引「第 一修正案」，但忽略集體主義面向之詮釋，強調的是「傳媒能怎麼說」
的說者自由；再者，論者陳述社會責任之內涵具有「積極」性質（包括 第四權的運用），卻緣求於消極自由之方式（自律）為之。實踐上，自 律機制缺乏強制力這指的是，社會責任論核心論述失效在於其已認知傳 媒問題來自於傳媒市場化，然而在捍衛既得利益原則下，選擇了一條保 守的道路，各種力量（包括政治）都可透過經濟系統的轉換成為傳媒恩 主，並顯理所當然。也之所以，假使體認並承認壟斷傳媒集團在傳媒內 容上的負面影響，但社會責任論卻能夠與「壟斷地位的現勢傳媒」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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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也之所以，社會責任論之有效在於能夠「維持現狀」，換言之，
即「抵制社會改革」作用。323
對工作者本身與傳媒組織內部來說，社會責任論也產生了某些效果，
Altschull 指出有四：首先，給予新聞工作者「積極的感受」，認為其作 為是在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其二，使新聞工作者避免「盲目」，給予 其工作有所目標；其三，使新聞工作者「不計較」這份行業的經濟收入；
最後，能夠避免政府干涉。324在對壹傳媒的研究中，顯示壹傳媒集團工 作者一方面對於其原教派市場新聞學導向有所疑慮，但其中內容亦不乏 揭發官員貪污等「正義之聲」。新聞工作者透過區分新聞之本質（公共 利益與市場導向）與策略（第四權與行銷包裝），以「自我說服」。325
台灣自解嚴以來，至今不過約三十年，我國家機器由於為冷戰產物，與 美國關係密切，受制甚深。326傳媒搭上了美國引領傳媒「去管制化」列 車，百花齊放。經濟方面，接納了自雷根政府（Regan administration）
時期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政治上，而社會取得言論自由則走過白色恐 怖，傳媒對於政府懷有強烈戒心。社會責任論之失靈，在於傳媒在市場 化的生存壓力下，社會責任論反而成為一種工具，傳媒捍衛新聞自由目 的在於「經濟利益」，反對任何阻礙傳媒作為一種資本產業發展的力量。
只是，當傳媒以銷數或廣告量為目標，其表現並無法符合社會需求。
傳媒負有公共利益之使命，其握有社會特殊發聲權地位，作為所謂的「社 會公器」，倘若有效發揮，能協助民主政治，進而活絡社會。在傳統社 會責任論發軔之歷史動態連貫影響，發聲權的使用，已在複雜的政治與 經濟力量下，變得意有所指，無論是五十年前的美國，或是當代台灣，
樣貌趨同。
在第四章針對2009 年度三大傳播爭議事件的論述分析中，此一部份四 家報紙展現出微妙的趨同傾向。首先，將政府「管制」與戒嚴意識連結，
而市場機制代表了新聞自由，去管制化與管制的對壘，時不時便泛政治 化的論述，似乎忽略了市場帶來的另一種箝制；其次，傳媒認為，基於
「第四權理論」，政府受傳媒監督，怎可反客為主限縮傳媒，基於新聞 自由，傳媒才能發揮看門狗功能。不過，第四權除了與專業主義有所矛
323 Nerone, J.C.(ed).(1995).p18.
324 Altschull, H.(1984).pp302-303.
325 陸燕玲（2009）。〈從「名門正派」到明教教徒？台灣《壹週刊》新聞工作者的調適與認同〉，
《示威就是傳播：台社傳媒讀本》。頁160-199。台北：唐山。
326 馮建三（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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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視並經常引述的傳媒調查機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 年發佈報告，調查全世界國家「新聞自由程度」，許多論述由此延伸。2009 年報告顯示，新聞自由評比前十位來自歐洲，327其中北歐五國佔 據前五位，此一結果，展現出國家與傳媒之間的可能性。
當論及北歐國家政經制度特色之處，以其社會福利政策為世人熟知。在 相關領域研究中，被分類為「社會民主福利國家」（social democractic welfare state）。328北歐五國在類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傳媒發展固有其 先天條件，然而，國家對於傳媒領域之態度，以及相關公共政策，也是 影響其發展的關鍵。比方至今在瑞典、丹麥、芬蘭等國仍持續實施的（儘 管近來屢遭批判的）「報業補貼政策」，329或是對公共廣電之規劃配置。
327 Freedom House.(2010).Freedom of the Press 2009: Table of global press world ranking.Retrived 30, June. from: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fop09/FoP2009_World_Rankings.pdf.前十位 為：冰島、芬蘭、挪威、丹麥、瑞典、比利時、盧森堡、安道爾、荷蘭、瑞士，分居一至八名。
328 林萬億（2006）。《台灣的社會福利: 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台北：五南。頁 5。
329 諸如對郵寄費的補貼或直接選擇性補貼報紙；雖然對傳媒的「補貼」一直引發危害新聞自由 之疑慮論述，以及傳媒整體市場結構的改變帶來的衝擊。然而，在對瑞典報業補貼政策的研究中，
指出其確實維繫了報業意見市場之多樣性。Weibull, L.(2003). The press subsidy system in Sweden:
a critical approach, in Couldry, N. & Curran, J.(eds).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h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pp.89-107.Oxford: Rowmand and Littlefield, edited by 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蕭肇君譯（2005）。〈瑞典報業補助系統：批判論之〉。取自：
http://www3.nccu.edu.tw/~jsfeng/；在芬蘭的研究中，Picard 與指出傳媒市場結構改變，而報業補 貼財政開支遽增，補貼原則是否合理等，都必須重新思考報業補貼體系之續存與運用。Picar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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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這些國家在新聞自由評比上「卻」名列前茅，展現出迥異於傳統社會 責任論論述之內涵。在此，國家並不是限制傳媒發揮社會功能的敵人，
也不僅是消極地被視為監察的對象，政府作為一有能力與正當性統領整 體資源之機制，對傳媒領域，得力「管制」，也有能力進行「規劃」。 調整認知改變行動
「審慎地設計集體的服務提供，滿足社會所認定的特定需求」，是社會 福利政策的核心宗旨，331假使認定傳媒領域同樣作為「社會特定需求」， 良好的輿論溝通與思辯場域，是一種所需的「社會福利」，則政府沒有 理由對於傳媒領域的發展消極對待；而傳媒對於政府的認知，不應系統 性地流於浮面。
也之所以，對於如何實踐傳媒作為社會公器的「方式」，則在傳統社會 責任論之外，更能有所思考。不過，並非傳媒論述中提及「社會責任」
一辭，便直接等同於五十年前的傳統社會責任論，而是由於西方意識（美 國）影響力深遠，其中概念皆深刻地展現在台灣傳媒行動表現中；另一 方面，在物質性條件脈絡下，當代傳媒展現的傾向與認知，如何坐實了 社會責任論（與其闕漏）。
如前述分析，假使經濟基礎的問題影響傳媒甚深，甚至傳統社會責任論 也有所暗示，而傳媒本身高第一手成本、具壟斷產業性質的經濟特性，
則使傳媒經濟基礎問題更顯重要。也之所以，如何使傳媒在文化生產 上，能夠回歸應有機制，國家透過法律行動在傳媒領域之公共政策，進 行宏觀調節，營造規劃傳媒不受壓迫的生產環境，傳媒的社會功能之發 揮方能夠水到渠成。
第二節 行動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