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論之批判（三）：自律之外的解藥

責任論所提示，則任何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但是，誠如McChensney 指 出，如果新聞的專業主義奏效，而傳媒也確實遵從，那誰經營傳媒根本 場先後轉向「新工黨」（1997 年），兩者有時間上的巧合。來自：Heywood, A.(2007).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 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譯（2008）。《Heywood’s 政治 學新論》。台北：韋伯。不過，今年（2010）太陽報似乎又重新支持保守黨。

294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96.／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8。

295 McChesney, R. W. (2004).／羅世宏等譯（2007）。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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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產業一般走向壟斷似乎理所當然。然而，傳媒產業追求利潤，趨向 壟斷發展並非是自然天成，McChensney 指出，是國家一再地撤守。美 國早期對傳媒的規範，包括七零年代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制訂「公平原則」（fair doctrine）的 失敗、傳媒商業門戶大開的1996 年的電信法以及 2003 年一系列放鬆跨 媒體擁有權的規範，使媒體能日漸坐大。²⁹⁶或者有論者對於網路科技的 誕生感到興奮，認為可以解決因為技術，解決傳統廣電市場與規管之間 的問題。然而，假使新科技的發展，仍是伴隨與搆連市場機制而存在，

問題仍舊。

這顯示出國家在傳媒領域的活動，有能力也得以因為「公共利益」作為 追求的目標，對傳媒產業進行特殊的要求，但是，國家是否甘冒侵害新 聞自由或言論自由之命題，使傳媒對其大扣帽子而動輒得咎，遂抱著「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或是傳媒產業本身與政黨政治成為私下利益 交換工具的一環，「市場凌駕於一切」於此氛圍下活躍至極。

馮建三指出社會責任論的第三個缺失，在於對政府的認知「失之片面」。

297在傳媒經濟基礎的關切下，肇於歷史情境，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敵 對，發軔於美國的社會責任論對於國家權力素無好感：

我們看到了如下教條在當代的復活：國家是一切，個人 僅僅是實現其目的的一種工具…出於現代生活的錯綜 複雜中尋找某種出路以及控制現代工業帶來的權力集 中的必要，將這些問題統統託付給政府去解決彷彿是個 可行之道。²⁹⁸

接著：

…這種學說對新聞自由是一大潛在威脅，新聞自由是極 權主義要打倒的頭號目標。²⁹⁹也之所以，…如果現代社 會需要大型傳播機構，如果這些集中強大道足以威脅民 主社會…不能單靠拆分這些機構來解決問題，那麼這些 機構就必須控制自己，否則就要受政府控制。失去反對 集權主義的主要衛士…向極權主義邁進了一大步。³⁰⁰        

296 McChesney, R. W. (2004).p51-56.／羅世宏等譯（2007）。頁 52-58。

297 馮建三（2006）。〈國家與傳媒社會責任：從「報業四種理論」出版 50 年談起〉，《中華傳播學 刊》，6 月: 17-36。

298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4.／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3。

299 同前註。

30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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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眾，社會責任論其實期盼多多，賦予十項任務。包括最重要的「獨 立監督機構」，但由前述對華人世界評議會與自律機制的回顧，監督機 構與自律組織都必須在富有傳媒共識的情形下實踐。此外，公眾還能夠 在其「非營利」訴求下，提供特定文化領域之服務。然而，問題是，社 會責任論對於所謂服務之提供定義模糊，其次創辦具一定規模的傳媒，

需要為數不少經費，公眾如何集結力量，實屬不易，但也暗示了傳媒之

「公共產權」的可能性，卻是社會責任論輕描淡寫的。

對詰國家之立場

由總報告開宗明義的論述，可以看出社會責任論的國家觀：將國家視為 新聞自由的強大威脅，假使國家一旦擴權，引領而來的結果「必定是」

極權主義無疑。並且，基於傳媒的第四權理論，國家甚至是新聞自由唯 一的敵人，Curran 卻也指出第四權也是傳媒維護其「自由市場」的最主 要理由。³⁰¹這樣的論述無視於國家擴權之程度、範圍與方式有所不同。

雖然社會責任論也指出國家有能力促進新聞自由的積極性角色，但在如 此假定下展開的社會責任論，有所侷限。

就其他社會責任論建議國家之行動進一步討論。其一，擴大憲法對於新 聞自由的保障範圍，包括電影、廣播。在以強化禁止檢查制度的同時，

「不阻止」國家（相關機構委員會）對於執照發放以公共利益服務為依 歸之標準。³⁰²在語藝上，顯示出委員會對於國家行動的保留；其二，所 謂「拆分大型單位」，指的是反壟斷法的制訂。然而，委員會對於其花 費一個章節解釋之傳媒集中情形，實則懸而未決—「通過反壟斷法保持 大型單位的競爭，但慎用法律拆分大型單位…」³⁰³；但另一方面，卻是

「在我們看來，利用這些法律來拆分大型單位是不可行的」，因為「這 些法律是即為模糊的，並且能作為限制言論的途徑」。³⁰⁴

其三，對於誹謗訴訟尋求替代方法，指透過立法增加受害人回應的機 會，使傳媒願意提高「自我糾正」的意願。但是「……我們擔心，如果 因為一個人所團體受到錯誤批評，他就可以提起刑事訴訟，那麼法律就 可能被用來壓制正當的公共辯論。」³⁰⁵委員會強調「我們不情願地建議 政府干預新聞自由；我們看到了執行中的眾多困難……我們發現沒有理

301 Curran, J.(2002).Media and power. USA: Routledge. pp217-221.

302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82／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2。

303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82／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2。

304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85／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3。

305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87.／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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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採取比在此建議更強烈的立法行動。」³⁰⁶五零年代以前，美國誹謗法 其實並無特殊之處，1964 年，美國的誹謗法在蘇利文案（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後，確認一條證明傳媒「實際惡意」（actual malice）之原則，

這使七零年代中期美國傳媒更有如黃袍加身，言論自由官司幾乎從未敗 訴 。 直 至 1989 年 ， 另 一 項 判 例 Harte-Hanks Communication v.

Connaughton 一案後決定，只要傳媒未加查證的錯誤報導，就屬於實際 惡意。³⁰⁷就算是委員會的「不情願地建議」傳媒能夠提高自我糾正或自 律的法規，至社會責任論提出後的四十年才付諸實現。

綜合前述，社會責任論以新聞自由為最終目標，而國家的積極性在於確 保言論自由，並且成為商營傳媒之補充角色，「哪裡的私人大眾傳播機 構不能夠或不願意提供…..國家就在哪裡使用自己的媒介來彌補…不 足」。³⁰⁸社會責任論認為集中有其必要，但也使新單位難以進入，為了 保持傳播渠道之暢通，國家的積極性角色是「津貼新單位的創辦」。³⁰⁹ 這似乎顯露一種傾向，社會責任論中，國家的積極角色是展現於在既有 傳媒形勢不允輕易改變的狀況下，作 為商營傳媒經營下的補充。

Schramm 指政府作為社會責任剩餘承擔者而言：「政府應力阻任何誘 惑，竟以為出面干預後，便能清理局面。政府在採取與大眾傳播事業有 關的行動時，應嚴立界線，無所踰越。鑑於政府對傳媒的威脅，更應該 要自律的是政府；政府即或採用行動，主要的應是給予媒體方便，而非 專門對媒體有所約束。」³¹⁰

社會責任論中確保言論自由之提議與決心，理當贊成。然而問題是，當 傳媒已然享受到幾乎「絕對」追逐商業利潤與罔顧社會責任的新聞自 由，傳媒似乎並未如社會責任論提示，能夠負起責任。反之，倘若其以 此大旗，基於自身利益之捍衛，截斷了其他改善傳媒作為活絡社會角色 的任何途徑，則並非呼籲傳媒社會責任之初衷。新聞自由既然作為一種 制度性權利，林子儀教授、大法官指出是為了「公共利益」所服務，因 而是能夠被「限縮」的。社會責任論認為自由伴隨責任而生—傳媒必須 負責，否則不應享有新聞自由，但是如此陳述的基本問題是：假使傳媒 不負責，新聞自由也不會自動消失，但是由於新聞自由作為一種制度性 與工具性權利，假使確認對其「管制」更能促進保障新聞自由所追求利

306 同前註。

307 羅文輝（1995）。〈美國誹謗法規：法制、判例及修法提案〉，《新聞學研究》，51: 187-206。

308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89.／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5。

309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84.／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3。

310 Schramm, W. L. (1957).／程之行譯（1992）。頁 37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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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時，「國家」以政策進行行動並不當然構成違憲。³¹¹ 呈現菁英民主之觀點

前述提及社會責任論之內涵隨著政治哲學不同而改變，即便是民主社 會，社會責任論是否就能切合所需？Baker 教授指出不同的民主制度，

影響（期待）傳媒角色與行動。並以此檢視社會責任論如何服務於民主 制度。

首先，菁英民主（elite democracy）政府以少數人之學膽治世，則需求 諸「自由獨立傳媒」，能夠收監督（在傳媒上曝光）之效，乃假設社會 大眾在此對於公眾事物興趣不大，傳媒則可透過「看門狗」角色監督政 府，如美國水門案的揭露。然而，這也暗指了傳媒似乎不應嚴厲質疑（美 國）政府的憲政正當性，傳媒所要作的，就是中立、公開逐日地記錄菁 英們的思辨。自由多元論（liberal pluralism）或利益團體民主論（interest group），承認社會個人至團體每份子各自的利益，尊重利益之間的衝 突，傳媒作為公平制度之一環，要能使每個有話想說的人，讓其觀點與 聲音傳達，利於協商；共和民主論（republicanism），強調人類群體屬 性，人類最終行動取捨與依歸為「共同之善」（common good）。傳媒是 核心的民主機構，如同多元論的傳媒，必須要能夠協助審議選擇過程的 進行，將所有觀點充分暴露。取前兩者而合的「複合民主論」（complex democracy），其傳媒應表現在兩種層次，社會層次與政黨層次的，為公 民提供全面、通盤的訊息，以利現實社會中必須進行的協商，但同時往 共同之善的面向構築。³¹²

不同的民主制度意理，對傳媒的期待與角色不同，但最終大抵能夠同意 傳媒在訊息傳遞上應該負有的責任，屬於參與理論（後三者）的傳媒，

共同的任務是必須將「民意」傳遞給決策者，以求民主社會參與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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