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會責任論之實踐與批判
第二節 社會責任論之批判（一）理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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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由制度上保障傳媒的道德取向。228
在中國採行的社會主義式市場經濟中，傳媒的商業化與香港似乎能與政 治意識形態抗衡的離心力不同。周翼虎指出，在中國國家權力一元獨大 的情形下，市場只是一個中性的結構，端賴誰來使用，決定了其性質與 走向，國家造就與新聞傳媒之間的「恩寵關係」，市場因而並非成為獨 立新聞傳媒的推力。229然而，中國學者錢綱所言，中國傳媒是「控制、
變化與混亂」230，實際情形晦暗不清。有論者言道「傳媒有問題，但不 是傳媒的問題」，231在是各種利益集團、傳媒商業化及法規力量，影響 其表現。
第二節 社會責任論之批判（一）理論面 內涵與名稱之模糊性
Altschull 認為，社會責任論的首要問題，便在於其名稱。他指出，作為 一個概念，社會責任並不是一種「普世意理」，是必須仰賴概念所存之 道德體系以及體系中人們先驗價值而定。232Merrill 也表示出同樣關切，
指出其內涵是被體系中主宰的政治與經濟力量賦予意義。233這使得社會 責任在定義上即具有各方主觀解釋空間，無論是構築社會責任論之一的
《四論》，或是由前述以華人世界社會責任論之當代實踐為例，都能窺 知一二。《四論》似乎是提出了四種不同的「傳媒」理論，但即證明了
《四論》認知到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傳媒具有不同的功能與責任。好 比威權或極權國家中的傳媒為國家所服務；在古典自由主義國家中，傳 媒的責任是客觀旁述的，在於告知、發現真理與監督國家；而社會責任 論中的傳媒，則結合前述，傳媒作為有權有責的行動者。
以詞彙內涵進一步檢視，Altschull 對「社會」一詞也頗有微辭，因為「社 會難道不包含國家？」。234社會責任論中，有意無意將社會與國家設置 在對立面框架下探討，而傳媒對詰的對象有了針對性。社會責任論思想 源於美國的基礎上，Altschull 認為所謂的社會是由是美國傳媒本身（記 者）所認知，傳媒服務於「受過良好教育、有素養、對公共事務有興趣 的中產階級」。235
228 如郭毅（2008）。〈媒體責任與社會良知〉，《新聞知識》，2: 3-5。
229 周翼虎（2009）。〈抗爭與入籠：中國新聞業的市場化悖論〉，《新聞學研究》，100: 101-136。
230 轉引自馮建三（2007）。〈大陸傳媒何去何從？〉，霧鎖中國推薦序。頁 13。
231 唐昊（2007）。〈「公平發展權」與傳媒的社會責任〉，《新聞記者》，1。
232 Altschull. J. H.(1984).p303.
233 Merrill, J.C.(1990).The imperative of freedom.USA(NY): Freedom House.p88.
234 Altschull. J. H.(1984).p304.
23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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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責任」方面，Kunelius 以批判傳媒之語藝學觀點指出，責任內涵分 為「實際」（mundane）與「理想」（lofty），前者指的是傳媒對於現實生 活行動者所負責，分為市場力量與公民社會；後者指的是傳媒為實現抽 象層次的價值而言（比如：人性、未來），236傳媒可以自作理解。在形 式部分， McQuail 指出在民主自由社會中有三種責任形式：透過法律 規範的「指定責任」（assign）、傳媒與閱聽眾之契約關係的「約定責任」
（contract），以及基於傳媒倫理「自我強制或拒絕的責任」（self-imposed or denied）。237傳統的社會責任論關注於後兩種責任形式，認定商營傳 面，McQuail 則提出傳媒有「硬性」（法律的）與「軟性」（協調的）兩 種問責模式。240
就傳媒責任所指內涵，所服膺對象將影響其運作原則，這指的是，各地 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推演的傳媒社會責任有所不同，深受物質脈絡影響。
Belvins 指出霍金斯委員會的努力是適應當代政經變遷的「無效鬥爭」，
241而 Nerone 則認為社會責任論「似乎」適用，是因為當代的政治經濟 環境變化導致。242西方的傳媒社會責任成為對二十世紀中期傳媒失靈企 圖撥亂反正的「宣誓性論述」。
展現歷史過程而非理論架構
社會責任「論」作為一個「理論」（theory），為學者所批判。馮建三教 授指出，社會責任論空有願景，缺乏理論架構。243Neuman 指出，理論
236 Kunelius, R.(2006). Good journalism: 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ome interested and experienced actors. Journalism Studies.7(5): 671-690.
237 McQuail(1997)。轉引自翁秀琪（2009）。〈公共媒體如何問責：以台灣的公廣集團為例〉，《新 聞學研究》，96: 187-211。
238 Altschull. J. H.(1984).p303.
239 Nerone, J. C.(eds).(1995).p90.
240 同前註。
241 Belvins, F.(1996). The Hutchins commission turns 50: recurring themes in today's public and civic journalism. 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 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Freedom, April 1997,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Northern.／展江等譯（2004）。〈哈欽斯委員會走過 50 年：再現於 今日公共與公民新聞事業的主題〉，收錄於《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中國（北京）：人民 大學出版社。
242 Nerone, J. C. (eds).(1995).pp29-30.
243 馮建三（2006）。〈國家與傳媒社會責任：從「報業四種理論」出版 50 年談起〉，《中華傳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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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抽象概念集結思考社會世界的方法，概念、概念之數與量（變項），
以及聯繫概念之間的假定，構成檢驗「事實」的方法。244社會責任論以 此標準檢驗之，並沒有提供一套檢視事件的邏輯性方式，而是基於歷史 事實發展所陳述的可能假想。然而，歷史的發展與不等於邏輯的一致。
此外，由Neuman 對於理論與同樣是作為解釋社會世界方法之一的「意 識形態」，指出理論與意識形態相異之處：
意識形態 理論
絕對肯定的答案 條件性的，斟酌後的解釋 所有問題的答案 不完全的、意識不確定性 固定、封閉、完成 成長、開放、延續、擴大 規避檢定、不一致的發現 接受正、反面證據之檢定 無視反面證據 根據證據修訂
某種道德信念綑綁 與強烈之道德立場區隔 偏頗的看法 中立的態度
矛盾不一致 尋求邏輯一致性 植基於某個特定立場 超越社會立場
資料來源：Neuman, L.(1997).／朱柔若譯（2000）。頁 76。
可以發現，社會責任論是一種封閉、有標準答案的肯定式論述。並且，
社會責任論也輕描淡寫於某些事實（如傳媒經濟基礎與其表現之事實關 連性），卻指出傳媒透過自律捍衛新聞自由，而能夠達成責任。當然，
其本身就是「古典自由主義」之接枝，強調傳媒服務於自由民主社會，
因而影響了社會責任論對於其他動能因素的看法。所以，基於美國歷史 經驗的社會責任論，似乎更傾向是一種「意識形態」產物。
基於以上，檢視《四論》一書，的確展現了基於不同具體實踐的「歷史 過程」。Nerone 進一步強調，《四論》並非提供了四個理論，而是四個
「例子」（examples）。顯示在不同政經環境下行動的傳媒之特色，反映 其存在的社會體系哲學，《四論》提供了證據以支持不同的論證，但並 非在驗證某種理論，245其提供的框架，已然定義了不同（哲學）的「社 會」以及其傳播系統。
刊》，6 月: 17-36。
244 Neuman, L.(1997). Social research method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USA(Boston) : Pearson.／朱柔若譯（2000）。《社會研究方法：質化. 與量化的取向》。
台北：揚智。頁78-89。
245 Nerone, J. C.(eds).(1995).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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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在 某 些 情 境 下 ，《 四 論 》 各 框 架 的 內 涵 其 實 能 夠 同 時 存 於
（coexisted）同一體系之中。比方說，社會責任論中新聞專業主義的思 潮，已經存於古典自由主義中的傳媒發展。再者，Nerone 認為，以「四 種理論」形式呈現，容易給予錯誤印象——似乎任何傳媒體系能夠被其 中一種傳媒理論所定義。然而，現實中《四論》展現的歷史情境也常會 互相重疊（主要指的是社會責任論與古典自由主義難以區分）。246追根 究底，《四論》的區分依據與論述方式並不是在同一基礎上，威權主義、
共產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是植基於政治哲學，探討其下的傳媒體系；倘 若欲與此銜接，社會責任論運作之政治哲學應當是「自由民主」，然而 卻從傳媒表現「修正」古典自由主義中的人性觀作為理論基礎，企圖由 下而上擴展一種不同的「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其實前三者都能有自 己的傳媒社會責任論，並呼應了前述在詞彙內涵的模糊性。因而，「四 論」之區分並無法有效釐清傳媒行動的認知。
二元對立的論述
Nerone 等學者認為本質的問題，在於《四論》是以「古典自由主義」
為基礎之內涵，以其中的詞彙意義進行論述，如此一來，便將其後設意 義帶入討論，貫穿通篇的思想是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對壘。247也之所以，
修辭隱含個人主義觀點之後，任何在集體層次的行為都是一種不可欲的 干預—「干預」一辭在古典自由主義中帶有負面色彩，在傳媒領域中，
尤以是指國家機構對私人機構可能產生的操控性。在「干預」與「自由」
的對立，「窳」與「良」之暗示，並基於當時社會氛圍，前者便自然而 然是人所不可欲。而社會責任論作為對古典自由主義之「修正」，又有 一種「演進」意味。並且，以「社會責任」稱之，是否就暗示了其他的 理論不負責呢？在脈絡鋪陳上，便順理成章地同意著社會責任論了。
這樣的結果，與《四論》的寫作背景有關，如第二章所述，Schramm 在 冷戰氛圍下寫作《大眾傳播的責任》以及彙編《四論》，特定框架所侷 限，以致於其寫作已然懷有敵意。
內涵衝突
言論自由（
freedom of speech
）與新聞自由（freedom of press
）言論自由被視為基本人權之一，指「個人心中所思以各種形式表於外的 自由」，248作為個人思想在公共領域呈現與交流的保障，先有言論自由，
才有思想自由，249並已寫入司法中為普世所接受。在我國，可見於憲法
246 同前註。
247 Nerone, J. C.(eds).(1995).p21.
248 林子儀（1999）。《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元照。頁 3。
249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 p109.／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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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了社會群體監督國家。Hocking 指「新聞自由就是說者的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 as freedom for speakers）。253以捍衛新聞自由出 發，闡明表明應當由社會共同體與政府保護「發佈者」的自由。254並認 記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或各種「辛迪加主義法案」（Syndicalism acts），256類似目前中國以言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為，國家就可 將其入罪。委員會這點建議，對於言論自由之開展是相當重要的里程 碑，無庸置疑的是個人自由保障的根基。
然而，無論是二十世紀中期或當代傳媒，已經被強大的私人力量所壟
250 Hocking, E. W.(1947).Freedom of the Press: A frame work of principle.USA(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81；林子儀（1999）。頁 81。
251 林子儀（1999）。頁 81-84。
253 Hocking, E. W.(1947).Freedom of the Press: A frame work of principle.USA(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79-86.
254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p114-117.／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68-69。
255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 p112.／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67。
256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 P88.／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4。辛迪加法即「幫
256 Commission of Free Press(1947). P88.／展江、王征、王濤譯（2004）。頁 54。辛迪加法即「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