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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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二個部分，首先分析結果歸納整理之研究發現；接續提出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說明研究發現，將依本研究所提研究問題進行說明，共有四個研究問題，分述 如下：
一、
行動者政策執行意向、態度及角色認知對政策執行的影響
性別督導文官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意向、態度及角色認知方面，接辦性別主流 化業務係因機關業務輪調，也表示這是一個挑戰與學習，並認為性別主流化業務是值得 推動。
性別執行文官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意向、態度及角色認知方面，接辦別主流化 業務，係機關指派，在性別執行文官受訪者八位當中，僅一位明確表達對性別主流化業 有興趣，不過，大都表達性別主流化業務重要性與意義；但除了性別執行文官所屬局處 已有性別平等之專法（例如性別平等教育法）外，大都都認為性別主流化業務是額外的 工作，在其繁忙的業務中，或多或少造成壓力或負擔，也因此影響政策執行，此情形也 反映 Lester & Joseph 曾提及執行人員意向是影響執行的重要關鍵（引自陳恆鈞譯，2001：
123）。另外，性別執行文官面臨較大的問題，就是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責任很大部分 落在其身上，但其又無實權，無法有效地推動，因此，政策執行的意願相對地減弱。再 對照到執行人員是否願意認真執行政策，影響政策執行成敗甚鉅。（引自吳定，2003:263）。
顯然在本政策網絡性別執行文官意願對於政策成敗具有重大影響。
性別專家對於對於性別主流化政策執行意向、態度及角色認知方面，對於公共事務 參與表現興趣及成就感外，相較之下顯得積極；對於文官礙於法規無法配合性別主流化 業務時，表示官僚組織的本位主義，期許官僚組織能更積極修改法規或將所學的性別意 識培力運用於業務裡，讓接受服務對象感受到性別平等對待等作為。性別專家對於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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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關配合推動性別主流化業務表示無力感，或者表示委員無用論。同時，也對女委會 運作提出疑義和建議。
二、
網絡整合性（行動者互動方式及共識）對政策執行影響
本研究發現行動者，無論是性別督導文官、性別執行文官或是性別專家對於性別主 流化政策目標-性別平等看法具共識。性別督導文官、性別執行文官彼此的互動，大都 屬正式互動，屬公務往來等，非正式關係建立並不明顯；文官與性別專家互動則在性平 小組會議為主。
三、
行動者擁有資源對政策執行影響
在本政策網絡，性別督導文官主要擁有權威，但只有權威並無法推動性別主流化政 策。因為，在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尚須有性別主流化政策專業知能，方能教導執行文 官如何政策執行，爰此，性別督導文官須性別主流化專業知識，則需依賴性別專家。
性別督導文官極需性別專家專業知識，為達性別平等政策目標，兩者需相互協助及 合作，相輔相成。而性別督導文官與性別執行文官資源依賴關係，性別督導文官仍期待 執行文官與性別專家採取合作的方式
在研究中，發現文官對於性別主流化相關知能，還須加強；發現性別專家願意將其 專業資源分享；惟部分性別專家表達各局處對其過度依賴，性別專家認為推動性別業務 是文官責任，惟文官似乎過度依賴性別專家的指導，造成性別專家困擾。此與彭渰雯
（2008：10）指出獨尊參與-讓決策之外的婦女可以表達意見可能造成官僚的依賴，這 也是各局處需要面對、思考的地方。
政策網絡之行動者雖然有些不同立場，但為了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仍展現了彼此 合作現象。也反映了雖然組織總希望可以減少依賴，但是當其所面臨的成本和風險升高 時，組織間反而會尋求合作、共享稀有資源，以減低風險，提升組織競爭力（引自孫本 初、賴維堯，2008：829）。
四、
行動者擁有權力對政策執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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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性別專家仍具有較多的決定權，具有決定政策方向，也如 Hamm 所描繪：
委員會職員，是近似賀可（Hugh Heclo）的政制技術家（technopols），具有專業策知 識，國會議題要依靠這些知識來做重要政策決定（引自蘇偉業譯，2010：61）。也印證 了「政策提案只會由那些擁有對特定政策有高度專門化及技術知識的人所提出；換言之，
政策過程仍然是由少數菁英團體所控制（蘇偉業譯，2010：63）。」
相對地，文官相較之下比較是一個追隨者，雖然，也有性別專家意識到性別主流化 政策應該由官僚組織做決策，因為其負最後責任，委員不應越俎代庖。研究也發現，文 官對性別專家的資源依賴，過度的依賴關係也造成性別專家的負擔。導致性別專家也期 望官僚體制能有更多主導權。如果以依賴管理理論，官僚組織應避免過度依賴性別專家，
經由攏絡吸納及獲取其他可以相抗衡的力量來減緩或避免資源提供者控制的要求，以及 透過找尋核心資源中的其他替代資源來降低依賴（引自周錦宏，2008：303-4），其實，
也有性別專家期待官僚體制能擔負更多性別主流化政策業務執行，甚至扮演主導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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