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結論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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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本章歸納前文成果分析與討論，整體性探討政府機關網站資訊公開的 實施探究電子治理關係與代理問題的現況，網站促進政府施政資訊公開、
績效衡量與誘因發展和課責的效益與現況，據以回應研究目的與問題。最 後，提出政策建議與研究建議，以指引政策實務與相關研究的發展。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結論與省思 研究結論與省思
本文透過代理理論檢視政府網站資訊公開體現民主治理的效益與現 況。總的來看，研究結果可由網站資訊公開體現政府施政資訊揭露、施政 績效衡量與誘因發展，以及政府課責的效用和現況三大部分予以討論。
第一，政府網站資訊公開具有施政資訊揭露的優勢，並可彰顯政府治 理內外多重代理關係和緩和部分代理問題。首先，民眾與政府皆一致的認 定政府網站最主要定位與價值在於資訊公開。網站資訊公開相較於實體途 徑與法規，更可有效地降低民眾取得政府施政資訊的監督成本，且可彰顯 與降低治理關係的資訊不對稱。
其次，政府網站資訊公開可有效地呈現政府機關外部治理和內部管理 代理關係與代理問題。就治理關係觀之，研究結果多半符合理論預期，即 民眾與政府對網站資訊公開功能和品質的需求及供給間存在部分的目標 衝突，以及顯著的資訊不對稱。藉此，更可凸顯出雙方風險態度差異與代 理問題，反映在理性且規避風險的政府機關與文官，於網站公開資訊功能 與服務品質規劃之際即隱藏可公開資訊。此外，更於網站資訊公開後刻意 規避改進需求性高的網站公開資訊功能與品質，以避免增加自身代理成本 與被監督的風險。另一方面，就內部多重管理關係來看，前述治理關係的 代理困境，部分源自不同類型機關網站經營資源的落差，組織分工與資訊 管理實務的差異所致。
第二，政府網站資訊公開具備呈現與衡量政府施政績效的潛能，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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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政府制度誘因的缺乏限制了其效益。首先，在治理關係方面，比較民眾 對網站不同治理資訊的點閱率與政府更新率，可彰顯機關資訊公開的績 效。民眾對可反映政府施政成果與過程績效的資訊有高度需求，惟政府實 際公開程度卻明顯的不足。代表著民眾欲取得可掌握政府績效的公開資 訊，但政府機關卻相對不願意揭露可呈現施政績效甚至可被課責的資訊。
事實上，大多數機關並未考量與實際的評估民眾對主被動公開資訊的需求 與使用，更鮮少對外公開此類關鍵的成果績效資訊。
另一方面，就政府體系內部觀之，政府網站公開資訊傳遞流程與資訊 更新率，也可呈現機關內部不同管理關係型態與其過程績效和成果績效。
研究發現，網站資訊更新流程牽涉跨單位、跨層級的委託代理關係鏈越多 則公開資訊更新的頻率往往越低。其中，掌握公開資訊程度最高且裁量權 最大的業務承辦人員，所逕行處理資訊更新成果績效落差最大。
其次，整體制度的缺乏限制了網站資訊公開體現政府績效可衡量的效 益。雖然民眾與政府機關普遍相信網站資訊公開，可提升原本資訊劣勢民 眾監控政府治理績效的能力。但當前政府資訊公開的政策實務並未能提供 個別機關和文官特定的績效誘因，使網站僅能發揮部分施政資訊揭露和有 限績效衡量的效用，無法更進一步的驅使政府機關與文官努力達成民之所 欲所向。顯示，現階段政府資訊公開實務必須以政府體系內部「制度誘因」
的建立與發展為優先。
最後，政府資訊公開體制「制度誘因」的匱乏，主要反映在體制上缺 乏明確績效衡量與管考機制，以及更具體的施行細則。一方面，造成組織 內外委託人與代理人無法共同參與，產生一致性規則與共通績效指標供依 循，更遑論績效改進的效益可回饋到代理人（Pratt & Zeckhauser, 1985），
以激發其努力的動機與行動。另一方面，顯示當前政府機關透過網站所公 開的資訊，仍大多取決機關與文官在權衡自身利益與風險後所界定。此種 非透明化的政府資訊公開運作，侷限了政府體系內部與外部委託人實際掌 握及控制代理關鍵績效資訊的程度。
這些困境普遍可見於政府推動資訊公開的實務過程，並反映在機關內 部不同成員之間有顯著的資訊不對稱。對公開資訊掌控與裁量權最大者的 業務承辦人員，而掌握度最低為機關首長，兩者皆分別為組織內部管理關 係及外部治理關係中理性且規避風險的代理人。因此，當政府資訊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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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並修改自Romzek & Dubnick（1987: 229）。由於現階段政府資訊公開績效誘因制度與相對應實施辦法、法制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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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績效衡量與課責的效用，如圖 5 中的虛線箭頭所示。造成此一落差的 並非源自於於網站的「電子化」技術層面，而是取決於廣義政治系絡和「治 理」中多元制度因素的共同制約和形塑。整體而言，可依序由研究取向、
理論和實務現況三個層面更進一步地省思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就研究取向而言，政府資訊公開的政策執行並非處於一個真空 狀態。因此，無論代理關係的運作與政策目標的推展，皆是鑲嵌於既有的 政治系絡之中被強化、抑或削弱，從而決定了政策實踐的樣態與最終成 效。因此，研究應跳脫科技決定論的樂觀論抑或悲觀論的兩極化爭議與迷 思。爰此，除了科技要件的發展與影響之外，社會決定論（Helbig et al., 2008; ; Gil-García & Helbig, 2006; Yildz, 2007）和制度主義研究取向（Fountain, 2001; Orlikowski & Lacono, 2001）關注之治理過程所涉行動者的目標、特 質、選擇與行動，以及其所鑲嵌的組織制度和文化，實際上更會政府資訊 公開政策的過程與成效。整合性的途徑較可充分地釐清並解釋政府網站和 實體政策推展實施的動態變遷與複雜性。但不可否認的，對當代電子化資 訊公開政策研究與實務而言，欲同時關注政策變遷與制度複雜性仍具挑 戰，因此更多採取此類研究取向的經驗研究和知識必須被發展及累積。
第二，在理論觀點方面，研究證實代理理論確實可應用於公部門的政 策研究，其中，政府資訊公開法制、網站專區規範以及網站做為政府與民 眾間契約的延伸及管理機制，並可以詮釋整體政府治理過程的內外部代理 關係。就微觀層次而論，以理性選擇為基礎之代理理論的假設與概念，在 詮釋政府政策過程中個別行動者的心理認知與動機，以及社會制度性因素 的有效性也有所侷限。例如，理論無法解釋行動者非理性和非經濟的成本 與動機，如負責的道德感、倫理觀與自我成就的需求；又如，在既有代議 體制和政治現實的制約之下，皆普遍限制了最終委託人的民眾直接訂約的 可能與能力，實際上反而由政黨與代議士扮演與官僚體系做為訂約的主 體。此可解釋為何過往公共行政研究大多僅能侷限以官僚體系內部會計，
抑或官僚與國會的關係來檢視代理關係與層級管理的課責。
第三，就實務方面，資訊時代政府資訊公開與資訊超載（Greiling &
Spraul, 2010)，無論對處理政府資訊的文和與使用資訊的民眾，就如同一把 雙面刃。首先，就公開資訊內容來看，政府公開量最大的資訊，往往是民 眾較不需要、內容不豐富與低層次的資訊，而民眾長期面臨過多無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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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施政績效與可課責的資訊，會逐漸降低對資訊公開的需求與期望。研 究更證實政府機關確實運用網站大量揭露此類資訊，以做為政策宣導及提 升機關負責形象的象徵。其次，就政府組織內部觀之，官僚體系層級節制 與專業分工的本質，即是一種多重控制的防弊機制。因此，除了衍生資訊 不對稱，更會加劇資訊超載並降低政府資訊公開的成效。一方面，在官僚 系統資訊不對稱的環境裡，理性自利的行動者在公開資訊過程，除需要積 極的努力誘因外，實際上也存在著消極保障自身安全的動機。舉例而言，
上級長官做為課責者通常不知道業務人員所執掌的資訊類型，而後者為了 展現績效但卻又希望避免增加日後工作負擔，將可能會蒐集並提供過多不 必要的資訊給長官。同樣的情況也會出現在跨組織、單位的專業分工之 間。另一方面，依權力控制的觀點，政府體系內多重課責控制來源的設計 被視為一種優勢（Scott, 2000）。行動者面對多重控制來源，將使機關內部 充斥過多不受規範的資訊成為了一種必然。實務上，便會造成一種弔詭的 情況，即官僚體系內部課責機制本身造成了資訊超載，甚至因此降低行動 者分享資訊的誘因。這些效果反映在機關內層層代理關係中的行動者傾向 於降低關鍵資訊的可取得性，並採取次佳決策裁量以規避未來可能的究責 和工作負擔。整體而言，這些逆向選擇與投機行動會融入了既有官僚體系 內繁文縟節的形式主義文化裡，並降低公部門內課責的展現，更遑論可有 助於公共課責的體現，最終反造成政府資訊公開的成效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