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法與「安利」

秦制的重要缺失之一在於實施嚴刑峻法。在統一秩序下，嚴刑峻法會直接 損害人民的利益，因而激起人民力量的反撲，進而導致政權的滅亡。此嚴重的 缺失使得法律與刑罰必須受到檢討。

脫離了秦制對於法律的特殊規劃，賈誼認為法律與刑賞原本就有值得肯定 的功用，也就是懲惡與勸善。因為人際互動若要有著一定的秩序，人們的行事 就必需要依循一定的規範。但是人們並不一定自然而然地遵循規範，而可能有 著許多不同的行事，這些不同的行事在特定規範的評判下，將被辨別為善行或 惡行。若要使得人們的行事遵循於規範，就必須要針對善行與惡行做出相應的 處置。這些處置將會成為一個具體的對應物，可以對應到善行與惡行所應有的 褒貶評價。這樣一來，人們就能夠較容易地辨別善行與惡行，從而知道如何依 循規範。

法律與刑賞能夠構成一個可靠、可信且公正的制度，這樣的制度是治理國 家所可以依靠者，也是王道不會放棄運用的：「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耳，豈顧不用哉？」《漢書・賈誼傳》

然而，秦亡的經驗指出刑罰的運用必須非常小心謹慎。絕對要避免將刑罰 加諸於無罪之人，造成不適當的損害：「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 天。」〈耳痺〉僅有在施政者對於辨明當事人的行事功過，有著絕對的把握之 時，才可以動用刑罰，這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不過若嚴格遵守此規則，很多情 境下將不應當動用刑罰。因為若從實務層面考量法律的執行，會發現很多時候 並沒有絕對的把握能辨明當事人的行事功過。若在這個時候仍一貫動用刑罰，

往往造成人們的不當損害，職此，刑罰的運用的方式顯然需要有所修正，才能 兼顧體現法律的精神與現實。

賈誼於是回頭省思刑賞的根本立意。他認為刑賞的根本立意，應當在於引 導人民遵循規範，禁止人們不肖的行事，並勉勵怠惰的人們，而不是要造成人 們的損害：「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大政上〉故若 能夠理想地辨明人們行事功過，並給予相應的處置，固然很好。若不能辨明 時，刑賞亦不必要廢棄，而是要轉為思考如何引導人們向善。他認為此時應當 要盡量寬大地處理，賞賜可能有功勞的人，並避免懲罰那些嫌疑犯。這既能避 免對人們造成不當的損害，人們也有機會改變自身行事而趨向善行，且正因如 此，人們的行事才有機會真正地改正自身而遵循規範：「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 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大政上〉如此 修正刑罰，是盡量減少國家設立的規範對人民所造成的損害，並增進遵守規範 的人民所能獲得的好處。這一利一害的牽引，令規範更可能為人民所信服。人 民廣泛的信服才能令政治秩序趨於穩定，人民的「安利」才是可期的。

這般寬大地運用刑賞，難免會造成賞罰與功過不相符合的情形。這當然是 為了迴避刑罰不當而產生民怨的可能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不過如此修正後 的刑賞運用，已與原先的方式有著重要的差異。雖然不能在任何情形下，都藉 著賞罰所創造的制度面的誘因，來換取人們對於規範的依循。但是仍然可以藉 著賞罰，來標明行事的善惡，起著規範的作用。比起對於人們利害權衡的基準 的影響能力，對於人們的說理與教化作用的強調，無寧更是賈誼對於法律的重 要理解。這點，將柔性說服的作用，加入了原本強調強制作用的法律之中。

不論如何改變法律的重心，刑罰本來就將造成人民的損害，仍然不免使人 民心生怨恨。這樣的性質使刑罰的運用應當能免則免。然而，法律與刑罰必然 是在人們的行事已然完結的時間點上發揮作用。此時若要禁止惡行，就必然要

先對人們施用刑罰，也必定會產生或多或少的民怨，這就是運用法律與刑罰必 然遭遇的侷限。

為了克服法律禁制於先與刑罰招致民怨所可能導致的的困境，賈誼認為

「禮」是較之於法律與刑罰，更為適當的治理工具「禮」。「禮」是由「禮 義」與「德教」兩方面組成：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

《漢書・賈誼傳》

「禮教化人民的目的，就是使人回歸六行。……道德設教，是從上到下，凝聚 成一種風氣，進而影響其他人，成為國家天下人嚮往致力的方向」（沈名謙，

2007: 134-135）藉由闡明倫理道德，使人們遵循於規範，人們便不會做出惡 行，這是防患於前的做法：「貴絕惡於未萌。」《漢書・賈誼傳》這樣一來，

既可減少政府動用刑罰的機會，更可以直接避免惡事的發生。就結果來說，是 比運用法律與刑罰來得更好。

此外，賈誼認為「禮」可以普遍地運用於治理國家之中。因為在任何的人 事活動之中，「禮」都可以作為行事的規範，並使得人們得以在秩序性的互動 中，實現人世價值與公共事務：「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 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 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 莊。」〈禮〉正因能夠在如此廣泛的作用場域中，應付複雜多樣的人事活動，

故賈誼認為「禮」是足以成為取代法律與刑罰，成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施政措 施。當更多樣的人事活動能夠合宜地運作，人民的「安利」才能更加完整地被 實現。

第二節、君臣倫理與「長久」

「禮」最核心的部分是倫理關係。倫理關係便是在特定的人事活動中，相 應於各個角色的行事準則。不同的人事活動，構成不同的互動關係。在這些互 動關係之中，人們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各有其適當的行事準 則，這也正是「倫理」一詞的核心意含。倫理關係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層面，公 共層面與私人層面，它們也就是賈誼最為關注者：「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 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禮〉

賈誼思想最為關心的，是重建公共層面的倫理關係，其中君臣倫理關係為 重要部分。君主必然需要依靠臣子的媒介，來推行政務及治理人民：「夫民 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大政上〉這使得臣子的角色非常重 要，因為唯有臣子忠於自身職務，治理才得以實現。

臣子職份倫理，其中之一在於愛民：「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大 政下〉在輔助君主的過程，臣子應當盡力提供政務上的良善意見，在彌補君主 個人思慮不足的同時，呈報實務現場所了解到的人民需求：「人臣之道，思善 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大政上〉此外，臣子儘 管是順著君主治國理民的本意，而依從君主的指揮，但卻絕不是盲從於君主。

君主難免會有過失，故臣子須適時給予正確的引導：「故上為非，則諫而止 之，以道紀之。」〈大政上〉賈誼對於臣子糾正君主的職責，是極度重視的。

他在〈胎教〉引史鰌之諫，來說明不能適時糾正君主的臣子，是嚴重地失職，

不應享有相應的禮敬：「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 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胎教〉

由此可見，臣子是實現群體利益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應當積極地影 響政府決策。若要實現臣子的積極作為，臣子在政治中的影響力，必然要有所 加強。此必涉及到臣子職權及地位的變動，賈誼關於進諫關係的設想中，呈現

「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

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脩政語上〉只要是有利公眾的意見，君主都應該 積極地實現：「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脩政語下〉這顯然相對於 既存秦制，調整了君臣關係。權力與地位不是君臣之間唯一的互動基準，群體 利益與攸關群體利益的知識，成為更重要的依歸，就這點而言，支持了臣子地 位的升高。

不過，賈誼並不僅只強調臣子的重要性，及賦予臣子更多的職權，他同時 嚴格地要求臣子恪守職務。只要職務所在，臣子應當不惜一切代價，使命必 達：「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 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階級〉也就是說，臣子沒有任何拋開職責的正當理 由，不論是私情或私利：「利不苟就，害不苟去。」〈階級〉這樣嚴格的要 求，是要確保臣子得以自律，因此任何突發的情境中，臣子都能夠承擔執行的 責任，政務也能一如制度規劃地運行：「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 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階級〉

如此嚴格地要求臣子，是鑑於秦朝末年，重臣或有不願作為。之於賈誼，

政治秩序若要順利維繫，必然需要臣子謹守本分並積極作為，在非常時期更是 如此。一般的情形下，君臣之間的位階差異，以及法律賞罰的運用，或許能在 很大程度上控制臣子。然而，在非常時期，這些限制的因素很可能失去效用，

加之國內外複雜多變的利害關係，便很難保證臣子繼續履行職責。故考量一般 狀況以及非常時期，唯一能通貫任何時候者，僅有臣子對君臣倫理的自律實

加之國內外複雜多變的利害關係，便很難保證臣子繼續履行職責。故考量一般 狀況以及非常時期，唯一能通貫任何時候者，僅有臣子對君臣倫理的自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