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

在前一節的討論中，我們釐清了賈誼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在於反省秦 朝，而其反省的核心關懷是順著「制」、「俗」的思考，最終歸結於「制」。

因此，欲釐清賈誼思想的開展，我們必須釐清在「制」、「俗」的思考下的 秦，其「秦制」究竟為何，釐清秦朝治國的形式與目標為何，是必須完成的工 作。唯有釐清了賈誼的反省對象究竟為何，才得以了解其思想在那個時代背景 下所做的努力。

在這個工作之中，〈過秦論〉的地位舉足輕重，其中討論了秦的整個歷 史，從秦孝公時期的崛起至秦二世時期的覆亡，完整地反省了秦的興起與衰 亡，可說是總和了賈誼對不同時期的秦的評論。在〈過秦論〉之中，賈誼簡要 地總結了「秦制」的整體規劃，認為「秦制」的精神是以法律為整個制度的基 礎，致力於耕種與紡織等基本生產活動，並在穩固國土防禦的基礎上，以這些 生產活動的產物進行對其他諸侯國的軍事行動：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 諸侯……〈過秦論上〉

這樣的規劃有著兩個明確的目標：「農」與「戰」，即國內的農業生產與對外 的軍事擴張，這兩件事情關乎當時國家的生存與滅亡。

戰國時代的諸侯國之間戰爭頻繁，每個國家都面臨戰爭的威脅，頻繁的軍 事活動之中，大國以軍事力量消滅小國是時常發生之事。本國能夠對應外界軍 事力量的穩妥方法，就是擁有更強大的軍事實力：「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

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 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商君書・農戰》國家若要擁有強大的軍 事實力，則必須要致力於增強國家力量，必須從生產活動之中不斷累積能夠支 持軍事行動的物資。就當時而言，這些物資主要說來就是糧食，有了充足的糧

食才能夠供養龐大的軍隊。這個致力增長國家力量的施政方向，永遠要追求一 個超出本國目前需求的生產目標，國家的糧食不能僅足夠於供給現有的軍隊，

而必須盡可能地提高糧食的生產能力，才能支持國家不斷的軍事行動，回應

「強敵、大國」等威脅。

就「農戰」的本質來說：「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商君 書・算地》，人民會因為「農戰」受苦、遭遇危險，因此「農戰」本來就是人民 所較不願意從事的工作。國家若欲改變人民的意願而順利地推行「農戰」，則不 僅要讓人民了解到國家對於「農戰」的重視，必需依循人民「度而取長，稱而 取重，權而索利」《商君書・算地》的本性，要讓「農戰」在人民的個人利害權 衡之中成為唯一的獲利管道：「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從壹而得官爵，是故不 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 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商君書・農戰》

確保「農戰」可行，最可靠的工具就是法律與刑賞。將「農戰」所重視的 功績以及相應的獎賞明訂為法律，人民就會願意為了獎賞而致力於「農戰」：

「功賞明，則民競於功。」《商君書・錯法》法律與刑賞可以體現出一種「邊 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商君書・外內》的利益分配形式。這種戰爭動 員的方式正是「秦制」的特色之一，與戰國時代山東各國之間有所差異。

秦與山東各國在戰爭動員方面的差異，清楚地展現在〈過秦論〉所敘述的 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時期，秦與山東各國的對抗過程。賈誼對山東各國軍 事動員狀況的觀察，聚焦在戰國四公子等領袖的作為之上。這些領袖藉由「明 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的方式獲得士人報效，並憑藉山東各國在人眾與土地 方面居有相對於秦的數量優勢來發動攻勢。相對於山東各國以貴族的德行與人 望的動員方式，賈誼眼中秦的戰爭動員並不同樣呈現著士人的活躍，反而是由

秦王和廣泛的秦人所構成，由秦王掌握政策方針，引導秦人或秦國整體參與戰 爭。這顯示秦所欲動員的對象，與山東各國有所不同²。

「秦制」的戰爭動員情形與山東各國的重大不同之處，在於其動員對象的 差異。「秦制」動員的對象，是秦國之內各階級的人，特別是廣大的平民。國 家若要與廣大平民有效地互動，必要的管道是法律，因此非常重視人民對於法 律與賞罰的信任。為了增進平民對法律的信任，商鞅徙木立信而求「民信其 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商君書・修權》，並特別重視「民勇於 公戰，怯於私鬥」《史記・商君列傳》的治理成果。藉著法律的賞罰來不論身 份地對有功者報以富貴，確保秦人之間的等級符合各自的功業大小，建立全國 性的尊卑秩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 君列傳》

在「秦制」的另一個特色——「首級制軍功」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法律規 定的精細分化，顯示出其法律設立針對國內各種身份階級的人都有縝密的思考 與調整。參戰者其軍功的論斷方式，依其位階與職務而分化：「士卒以個人論 功，將吏以集體論功，且界限嚴格，不能混越……秦甚至立法制止將吏去親自 斬首」（張金光，2000: 754-755），對於不同階層的人，細密規劃了不同的利 益獲取方式，這是以制度本身嚴格保護了任何參戰者的利益，這使「秦制」能 夠動員更廣泛的階層。而漢統一天下之後的一次封賞，亦顯露出「秦制」在戰 爭動員方面具有廣泛的作用力。高帝五年詔依循了「秦制」，於漢初進行一次 普遍的軍功賞賜：「據此詔書，所有的軍吏卒皆被賜予第五等爵之大夫的爵 位，同時，根據漢的軍法規定，五頃（500 畝）的土地和 25 畝的住宅地也被授

2 在〈過秦論〉中，賈誼描述山東各國的軍事動員，特別強調了士人的參與，也因有這樣的立 場，他在文字上特意羅列了大量的六國名士：「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為之謀主，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

予」（李開元，2000: 53），其受益人的廣泛程度，使得這些受益人足以構成漢 初的一個特殊階層。由於漢的戰爭動員是運用了「秦制」，故漢初軍功受一的 情形，也間接證明了「秦制」的戰爭動員，的確有著訴諸平民的特質，符合賈 誼對秦國戰爭動員特質的觀察結果。

「秦制」不單單透過「功賞明」的方式，提供民眾參與「農戰」的制度誘 因，而亦運用刑罰驅使人民參與「農戰」。「農戰」的「利」並不足以確保人民 皆致力「農戰」，「農戰」之於黔首仍是高風險的活動，這會使得老百姓在權衡 利害之餘，並不願意投身「農戰」。因此「秦制」也透過「劫以刑」輔助「驅以 賞」的做法，來確保「農戰」可行：「今欲驅其眾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 以為非劫以刑而驅以賞莫可。」《商君書・慎法》施加刑罰於不依循制度的人，

增加不願意從事「農戰」的成本，「使眾不得不為。」《商君書・畫策》

在「秦制」的思路之中，刑罰是比功賞更加重要的手段。因為人民在很多 情形下不受「農戰」的獎勵所誘惑，故動員人民的真正關鍵，不在誘導人民從 事「農戰」，而在不讓人民從事「農戰」以外的事務。此外，這也與法家對於刑 賞的使用觀念有關：「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 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

《商君書・畫策》法律應當特別針對那些不依循國家政策的人們，以刑罰引導 他們，而且必須要以極端嚴酷的刑罰，使人們不能夠承受代價，這樣一來國內 的人民才必然會依循政策。

嚴酷的刑罰不僅只是要使人民在個人權衡上必然投身「農戰」，更是要將 國家力量推舉為國家的唯一價值，禁止其他人世價值在國家之內流行傳播，並 打擊那些與「尚力」並立且可能有所衝突的人世價值：「所謂壹教者，博聞、

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 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披，銳者挫。……強梗者，有常刑而不赦。」《商君 書・賞刑》這是在價值層面，由國家力量發動的一種政治控制，就「秦制」看

來這種控制有其必要性。因為人民對各種人世價值的重視及實踐，將很可能使 他們做出與「農戰」相衝突的行事，背棄「農戰」所重視的效益，破壞法律所 建立的賞罰標準：「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為言正者，黨也。聽其言 也，則以為能；問其黨，以為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 其勢正使污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商君書・慎法》

除了各類人世價值之外，那些比農業更容易獲利的維生管道也是打擊的對 象，主要是遊說辯議、經營商業、技術手藝這三種維生管道。它們的事業性質 本來就是與「農戰」衝突的，這三種維生管道不僅無益於農業生產，它們更有 著不固著於土地的特質。這些從業者可以輕易地離開國家開始新的生活，所以 這些從業者比較沒有守衛國土的動機，不需要與國家共存亡，因而這些從業者 無助於國家應對戰爭威脅：「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 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商君書・農戰》正因此些弊害，國家應 當要推行「農戰」，並樹立「尚力」的唯一價值，這種教化之下的人民將在權 衡利弊後，將自發地投身「農戰」：「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

除了各類人世價值之外，那些比農業更容易獲利的維生管道也是打擊的對 象，主要是遊說辯議、經營商業、技術手藝這三種維生管道。它們的事業性質 本來就是與「農戰」衝突的，這三種維生管道不僅無益於農業生產，它們更有 著不固著於土地的特質。這些從業者可以輕易地離開國家開始新的生活，所以 這些從業者比較沒有守衛國土的動機，不需要與國家共存亡，因而這些從業者 無助於國家應對戰爭威脅：「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 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商君書・農戰》正因此些弊害，國家應 當要推行「農戰」，並樹立「尚力」的唯一價值，這種教化之下的人民將在權 衡利弊後，將自發地投身「農戰」：「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