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魏金銅佛的造像風格及其演變
第一節 第一期─北魏建國至延興年間（386-476）
第一期金銅佛僅有少量遺存傳世，筆者共收有 20 件紀年作品（見表一）。第 一期金銅佛題材以佛像為主，流佈範圍偏於河北省一隅，可知北魏金銅佛和河北 有較深的淵源（見表二）。由於北魏第一期金銅佛風格，樣貌紛呈，所以可以再分 成太平真君年間以前（386-439）、太平真君年間（440-451）、興安至延興年間（452-476）
三個階段。
表一：紀年金銅佛題材統計
題材 單尊佛像 單尊菩薩 多寶像 三尊像 頭光 合計
件數 11 2 3 2 1 20
表二：紀年金銅佛流布範圍統計 地區 河北省 陝西省 件數 11 1
第一階段：太平真君年間以前（397-439）
這個階段，筆者只收到泰常五年（420）劉惠造銅佛坐像（圖 14，造像資料參 見附錄一﹝1﹞），是筆者所知紀年最早的北魏金銅像，202該像風格特徵與十六國金
202 泰常五年造像基本資料出處，請參見劉建華，《義縣萬佛堂石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頁140-141；李正曉，《中國早期佛教造像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100-101。部分 的圖錄中，也記載有屬於第一期紀年金銅佛，但圖像資料不明，或實物已佚失，無法進行風格 研究，故不在討論之列，如（清）劉體智主編，《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引得本》（台北：大通出版 社，1979），頁2653-3687；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東京：國書刊行會，1917），頁172-188。
銅佛的禪定坐像極為類似。一般來說，十六國的禪定坐佛頭部偏大，雙手結禪定 印，身穿通肩袈裟，結跏趺坐於台座上，座前通常有蹲踞雙獅。203以十六國金銅佛 而論，主要可分作兩種類型：一種是具濃厚的印度犍陀羅式藝術（Gandhara Art）
色彩的樣式，204如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館收藏的金銅佛（圖 15），即為此類典型 作品。205這件作品面相鼻骨高隆，眼窩深，唇上有髭，具鮮明的西方人種特色；在 手印上，雙手相疊，掌心是向上的，二拇指相對翹起；穿著通肩式袈裟，袈裟質 地雖然顯得厚重，但身軀結構仍有交代，下襬折邊呈菱角狀。另一類金銅佛，除 了具有西域式雕刻形式以外，同時又摻和了中國自漢代以來的藝術傳統。206如後趙 建武四年（338）比丘竺某造金銅佛（圖 16），現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為 最佳例證。207此佛造型與美國福格博物館收藏的坐佛像一致，但此尊坐佛頭手比例 稍大，面相近倒梯形，鼻準低，鼻翼闊，五官較不立體，表情嚴肅；手印上，掌 心是向內貼腹的；袈裟並不緊纒在身，衣內身體結構不明，胸前衣紋呈方折 U 字
203 參見松本伸之，〈中國古式金銅佛の形式について─付中央アジアと東南アジアの青銅鍍金佛〉，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久保惣記念文化財團東洋美術研究所紀要》，第1期（1988年），頁 4-47；李靜杰，〈早期金銅佛譜系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頁451-465；金申，〈十六國時 期的銅佛造像〉，收入金申著《佛教美術叢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52-154。
204 十六國金銅佛與犍陀羅雕刻藝術的關係，最早提出者為矢代幸雄和水野清一。矢代幸雄，〈健駄 羅式の金銅仏〉，《美術研究》，117號（1941年），頁9-10；水野清一，〈中國仏像の源流〉，《史林》， 46卷4號（1963年），頁682-693。在過去，學界普遍認為這類金銅佛坐像為中國製品，但中野徹 和松本伸之用造像技術的觀點，視為中國以外所製作的造像。中野徹，〈青銅鍍金佛の素技と技 法〉，《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久保惣記念文化財團東洋美術研究所紀要》，第1期（1988年），
頁73；松本伸之，〈中國古式金銅佛の形式について─付中央アジアと東南アジアの青銅鍍金 佛〉，頁29。
205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 社，1988），圖版三四，頁14。
206 水野清一，〈中国における仏像のはじまり〉，收入水野清一，《中国の仏教美術》（東京：平凡 社，1968），頁7-46；熊谷宣夫，〈中國初期金銅佛の二、三の資料〉，《美術研究》，第203期（1959 年），頁29-37；熊谷宣夫，〈「中國初期金銅佛の二、三の資料」補正〉，《美術研究》，第208期
（1960年），頁34-36。
207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版29，頁11。
形布排；衣褶平行排列，間隔寬疏，左右對稱。208後趙建武四年金銅佛的風格特色，
也都清楚呈現於北魏泰常五年造銅佛像上，更何況二者皆為河北的造像，足見其 傳承關係。
其次，北魏泰常五年造銅佛像，與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韓謙造金銅佛（圖 17）的造像年代接近，209也有許多相同的特徵。諸如：手掌是相疊向內貼腹的，胸 前衣紋呈方折 U 字形，衣褶平行排列而間隔寬疏，左右對稱整齊。但不同的是，
劉宋韓謙造金銅像的整體形象更具柔美感，面龐圓潤，五官秀氣，表情含蓄溫和，
胸前衣紋轉折圓滑。210由此看來，北魏泰常五年造金銅佛應是沿襲北方造像的造 型，而與南朝造像傳統存有較大的差異。
從北魏建國（398）至太平真君元年（440）的四十餘年間，收得的一尊泰常五 年（420）的金銅佛，何以風格沿續遠隔七十年以上的後趙（319-351）傳統，可追 溯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瞭解。四世紀時，佛教已盛行河北，尤其在後趙時期，在佛 圖澄的教化下，國君石勒、石虎皆篤信佛教，上行下效，佛教因此盛行。211從現有 實物來說，除後趙建武四年造金銅佛外，至今在河北省也發現到數尊金銅造像，
如 1955 年代在河北石家莊出土的 2 尊金銅佛，以及河北省文物局於河北一處廢銅 中發現的 1 尊金銅像，其風格均與後趙建武四年造金銅佛完全相符，應該也都屬
208 目前學界對這類五胡十六國造的佛坐像有各種分類方式，但就風格來說，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 型，請參見松原三郎，〈中國初期金銅佛の一考察─特に新資料の二體を中心として〉，《美術研 究》，第267期（1970年），頁18-28；村田靖子，〈金銅佛－日本の源流としての中国・韓国〉，收 入大和文華館編，《東アジアの金銅仏：愛らしき仏たち─中国‧韓国‧日本》（奈良：大和文 華館，1999），頁11。
209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圖版18、19a‧b。金申先生對元嘉十四年韓謙造金銅佛像的真 偽持懷疑態度，但筆者仍視為真蹟。金申，〈談元嘉十四年韓謙造金銅佛像的疑點及其他偽像〉，
《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頁67-71。
210 參見松原三郎，〈南朝造像資料考〉，收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頁87-88；矢代幸雄，
〈劉宋元嘉年間の金銅佛〉，《美術研究》，第109期（1941年），頁15-20。
211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崑崙出版社，2006），頁173-175。
於後趙遺存。212上述的這些後趙金銅佛，是十六國後趙佛教昌隆的佐證，而造像風 格融通中西、自成體系。213經上可知，1977 年河北省隆化縣附近發現的北魏泰常五 年劉惠造銅佛像，214它的風格延用十六國後趙時期金銅佛像的形式，自然就不足為 怪了。
圖 14 劉惠造銅彌勒佛坐像 北魏 泰常 五年（420） 河北省隆化縣出土 河北隆化 文管所藏
圖 15 比丘竺某造金銅佛坐像 後趙 建 武四年（338）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212 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35、86；河北 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石家莊市北宋村清理了兩座漢墓〉，《文物》，1959年第1期，圖4；裴淑蘭、
冀豔坤，〈河北省徵集的部分十六國北朝佛教銅造像〉，《文物》1998年第7期，頁67-72。
213 李玉珉，《中國佛教美術史》（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14。
214 劉建華，《義縣萬佛堂石窟》，頁140-141；李正曉，《中國早期佛教造像研究》，頁100-101。
圖 16 金銅佛坐像 三至四世紀 美國哈佛 大學福格藝術館藏圖
圖 17 韓謙造金銅佛坐像 南朝宋 元嘉十 四年（437） 日本東京永青文庫藏
第二階段：太平真君年間（440-451）
這個階段金銅佛的銘刻年代皆於太武帝滅佛以前。由於受到太武帝於西元 446 年迄 452 年長達六年的毀佛行動的影響，佛教造像受到嚴苛的抵制和破壞，這很可 能使得北魏早期金銅像遺存十分有限。第一、二階段雖只有少量金銅佛流傳至今，
卻都是相當珍貴而難得的遺例。
此一階段的金銅佛有太平真君四年（443）菀申造金銅佛（圖 18；附錄一
﹝3﹞）、太平真君五年（444）耿崇等人造金銅佛（圖 19；附錄一﹝4﹞）。這個類 型的造像均雙頰下頷飽滿，肩膀渾厚，胸膛寬闊，具有充實的軀體量感。該佛裝 有兩種類型，即通肩式袈裟，以及右袒式袈裟；佛衣緊貼軀體，衣質顯得輕薄，
清楚顯露出衣內身體輪廓。至於類型 I 的風格來源，來自盛行於西元四至五世紀的 印度笈多王朝（Gupta Empire）的秣菟羅藝術（Mathura Art），如印度秣菟羅北方邦
（Uttar Pradesh）賈馬爾普爾（Jamalpur）出土的一件石造佛立像（圖 20），為中印度
自魏晉以來，涼州便為河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涼時期（401-421），因當 地禪法興盛、禪僧雲集，便興起了建造石窟的風潮。218如《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文 中，描述了沮渠蒙遜所建造的涼州石窟，稱：「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
就而斫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心眩目。」219足見石窟
215 王鏞，《印度美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163-170。Ramesh Chandra Sharma Buddhist Art of Mathurā（New Delhi: Wiley Eastern: New Age International, 1995）, figs. 113, 128.
216 新疆中部的主要遺迹如下：拜城克孜爾石窟龜茲遺迹、于田喀拉墩古城南的于田佛寺遺址、和 田北拉瓦克大塔遺址，請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 第 1-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1997；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隊，〈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調查概 述〉，《考古》，1998年第12期，頁28-37；Sir.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II（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fig. 15a；新疆以東地區主要遺迹有炳靈寺石窟，請參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炳靈寺文物 保管所編，《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圖版18、27、29、30、
規模的壯觀宏大，及造像活動的興隆昌盛。又由於佛教造像源自印度，須經過河 西，繼而才傳入中原，河西即為汲取西域藝術的要地。太延五年（439）北魏討伐
規模的壯觀宏大，及造像活動的興隆昌盛。又由於佛教造像源自印度，須經過河 西，繼而才傳入中原，河西即為汲取西域藝術的要地。太延五年（439）北魏討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