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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金銅佛的區域研究

前言

單憑供養人籍貫和造像出土地看來,北魏金銅佛大多分佈在中國華北東部,

尤其是今河北省南部與今山東省北部。269導致現存金銅佛集中一隅的要因之一,可 能是受到「三武一宗」法難的影響,使得流傳在京畿附近的金銅佛,受到更嚴重 的摧毀。在滅佛事件中,太行山以東地區卻往往得以倖免,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頒布的滅佛詔令,都邑平城、長安以外地區的執行,並非如此嚴格。270又如,唐代 會昌法難(845-847)時,河北節度使也曾積極地保護佛教。271不過,就筆者現有資 料看來,確定是北魏河北、山東的金銅佛多達百餘件,其他地區的作品僅 14 件,

由於二者數量差距懸殊,推測北魏時華北東部製作金銅佛的風氣,很可能較陝西、

甘肅、寧夏、內蒙古等西北地區盛行。本章的論述受限於現存的研究材料,以至 於部分地區的風格演變很難系統化,在此先作說明。希望日後的考古發掘能補此 之不足。

       

269 根據筆者所彚整的造像記和出土資料,主要集中在定州和青州,此二地周邊亦可見不少金銅佛 分佈。定州造像記資料總計30則,位於定州周邊地區的平州有1則、安州5則、幽州5則、相州10 則、翼州5則、燕州5則、瀛州6則。青州造像記資料總計48則,位於青州周邊地區的光州有1則、

兗州5則、南青州1則、齊州4則、徐州1則。

270 劉淑芬,〈從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滅佛〉,收入劉氏著,《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2008),頁36-45。

27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云:「唯黃河已北鎮幽魏路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毀折寺舍,

不條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有勅使勘罰,云:『天子自來毀折焚燒,即可然矣,臣 等不能作此事也。』」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頁109。

由於北魏的疆域廣大,各地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有別,因此不同區域的金 銅佛展現出各自的發展軌跡及區域特色。在此,筆者擬按照第二章所界定的四個 時期,即北魏建國至延興年間(386-476)、太和元年至太和十五年(477-491)、太 和十六年至永平年間(492-512)、延昌至北魏滅亡(513-534),依序探究北魏不同 地區金銅佛區域特色形成的軌跡。

第一節 第一期─北魏建國至延興年間(386-476)

第一期遺留下來的金銅佛實物很少,其中以河北造像比例最大。除了河北之 外,尚在陝西發現少量金銅佛,另有一尊山東刻具南朝劉宋年款的金銅佛,也應 歸屬此期。

1. 河北

筆者所知有北魏紀年的河北金銅佛中,年代最早的是河北隆化文管所收藏的 泰常五年(420)劉惠造銅佛像(圖 89;附錄一﹝1﹞)。272傳世至今的中國早期金 銅佛中,有不少和泰常五年劉惠造像風格相仿的佛坐像。這一類金銅佛,主要流 行於公元四至五世紀前半,造型皆雙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於方形台座,肉髻碩 大,五官扁平,頭手比例偏大,穿著通肩式袈裟,胸前衣紋呈 U 字形平行排列,

衣褶間隔寬鬆,衣內身體結構不明。273五胡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即已開始有這類 金銅佛流傳散佈,如後趙建武四年(338)比丘竺某造金銅佛(圖 90)即為實例。

其次,河北出土的中國早期金銅佛中,也可以看到若干這類風格的造像,如 1955

       

272 參見劉建華,《義縣萬佛堂石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40-141;李正曉,《中國早期 佛教造像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100-101。

273 參見松原三郎,〈中國初期金銅佛の一考察─特に新資料の二體を中心として〉,《美術研究》,

第267期(1970),頁18-28;村田靖子,〈金銅佛-日本の源流としての中国・韓国〉,收入大和 文華館編,《東アジアの金銅仏:愛らしき仏たち─中国‧韓国‧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

1999),頁11。

年河北省石家莊北宋村出土的金銅佛(圖 91)、2741964 年河北省易縣西貫城出土的 金銅佛。275不過,與泰常五年劉惠造像風格相仿的金銅佛,亦可以在甘肅和山東發 現到,如 1975 年甘肅省涇川縣玉都鄉出土的金銅佛(圖 92)、2761983 年山東博興縣 崇德村龍華寺出土的一尊張文造銅像(圖 93)。277另外,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 的一尊金銅佛(圖 94),同樣是屬於這一類型的金銅像,從它的造像記判斷,可知 是大夏勝光二年(429)之作。278「大夏」乃匈奴後裔赫連勃勃在今陝西省和甘肅 省一帶所建立的國家,推測這尊金銅佛應是一件西北地區的作品。綜括來說,從 五胡十六國乃至北魏初年,這一類型金銅佛坐像在各地廣泛流行,不限於河北一 隅,可以瞭解到公元四至五世紀初年的金銅像,各地區還尚未發展出較顯著的區 域特徵,它們呈現了較強烈的共同時代特色。

       

274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石家莊市北宋村清理了兩座漢墓〉,《文物》,1959年第1期,頁55;中 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88),圖35。

275 裴淑蘭、冀豔坤,〈河北省徵集的部分十六國北朝佛教銅造像〉,《文物》,1998年第7期,頁68。

276 劉玉林,〈甘肅涇川縣發現一批西秦窖藏文物〉,《文物資料叢刊》,第8期(1983年);中國美術 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101。

277 張淑敏等,《山東博興銅佛像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5),頁50。

278 熊谷宣夫,〈中國初期金銅佛の二、三の資料〉,《美術研究》,第203期(1959年),頁29-37;水 野清一,〈大夏勝光二年金銅佛坐像〉,《佛教藝術》,第21期(1954年),頁78-79。

圖 89 劉惠造銅彌勒佛坐像 北魏 泰常 五年(420) 河北省隆化縣出土 河北隆化 文管所藏

圖 90 比丘竺某造金銅佛坐像 後趙 建 武四年(338) 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藏

圖 91 金銅佛坐像 四世紀 河北省石家 莊北宋村出土 河北省博物館藏

圖 92 金銅佛坐像 四世紀 甘肅省涇川 縣玉都鄉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藏

圖 93 張文造金銅佛坐像 五世紀前半 山東省博興縣出土

圖 94 中書舍人施文造金銅佛坐像 大夏 勝光二年(429)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太平真君(440-451)以後,河北地區不再發現泰常五年劉惠造像(圖 89)這 類的金銅佛造像,在佛像的造型、衣著、台座、背光等方面,皆有明顯的變化。

金銅佛正面中央部分的頭髮作同心圓卷渦狀紋樣,並加上細密陰刻線條表現髮絲

(圖 95)。除了髮紋之外,有的金銅佛在肩部、上肘、身側等部位,特別將衣褶尾 端雕成 Y 字形樣式(圖 95)。部分金銅像,將蓮花座刻成覆蓮形式,大多將蓮瓣分 作左右兩半,兩邊各有一核形凸起,花瓣尖端略微翹起,呈現出花瓣豐厚之感,

富有立體效果(圖 95)。279台座表面,通常都會鑴刻花紋或圖樣,普遍刻上三角紋 或繩索紋之類的帶狀花紋(圖 96、97);280本期的河北金銅像,尤其常見在台座四

       

279 高陽郡蠡吾縣任丘村人(屬定州,今河北省博野縣西南)菀申,在太平真君四年(443)所造的 金銅佛(附錄一﹝3﹞)為早期例證。

280 皇興五年(471)新城縣民(屬定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北)仇寄奴所製作的鎏金銅佛像(圖21A,

附錄一﹝10﹞)和菩薩像(圖27;附錄一﹝11﹞),皆展現出河北作品對台座雕飾上的講究。

足內緣,雕出鉤齒形狀或波浪狀花紋,甚至以鏤雕形式表現(圖 98),281此樣式至 第二期仍盛行。台座足部兩側,開始常見刻有相向供佛的供養人像,少數刻出供 養天人、佛像、菩薩像,或附有供品和供器(圖 99)。282一般而言,背光正面多刻 滿各式花紋,頭光刻有蓮花圖樣,蓮花瓣葉中間分棱,火焰紋基本上以 C 字形為 底形,兩兩貼合,以細密陰刻線條刻成,火焰紋尾端拉長,甚至有製成透雕形式 出現,饒富特色(圖 100)。283另外,有的背光還雕出數尊手結禪定印、頭光身光兼 俱的小坐佛,環繞主尊周圍(圖 96)。背光後面,出現鑴刻佛教尊像線刻,以單尊 像或三尊像為主,圖樣單純,它的題材包括了佛像、多寶像、維摩詰像、半跏思 維像等等。綜觀第一期太平真君以後的河北金銅像,可以發現屬於定州、幽州、

瀛州、冀州的金銅佛,造像風格多有雷同之處,所以這類風格類型所涵蓋的區域 範圍,大致遍及現今的河北全省。

至遲在 470 年代左右,河北地區己開始流行起穿著偏衫式袈裟的金銅佛,如美 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收藏的延興二年(472)造多寶像及其背面線刻坐佛(圖 99;

附錄一﹝12﹞)、美國辛辛那提美術館收藏的延興四年(474)劉今造金銅佛(圖 101,附錄一﹝16﹞)。284根據中日學者的研究,可知這類穿著偏衫式袈裟的佛像,

早先在五世紀前半期,從涼州一帶開始流傳,漸趨地傳播到華北東部,較早在河 北出土的石雕像可以發現到。285諸如,1982 年河北省蔚縣石峰寺發現的太平真君五 年(444)朱業微造石佛像,發現地點位在太行山脈西側盆地,地近今日山西省大

       

281 居住於漁陽縣(屬幽州,今河北省密雲縣西南)的耿姓家屬在太平真君五年(444)所鑄造的一 尊金銅佛(圖17;附錄一﹝4﹞),即為最早例證。

282 延興二年(472)觀津縣人(屬冀州,今河北武邑縣東南)造多寶像(圖87;附錄一﹝12﹞),即 為早期例證。

283 1995年河北省滿城縣所出土(屬定州)的延興五年(475)張 戴造金銅佛(圖88;附錄一﹝9﹞)。

284 Ellen B. Avril Chinese Art in the Cincinnati Art Museum(Ohio: the Cincinnati Art Museum, 1997), p.39.

285 楊泓,〈試論南北朝佛像服飾的主要變化〉,《考古》,1963年第6期,頁334-335;石松日奈子,〈中 国南北朝時代の如来像着衣の研究(上)〉,《美術研究》,第356號(1993年),頁1-11;費泳,〈佛 像服飾中的“僧祇支"與“偏衫"問題〉,《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1期,頁110-121。

同市附近,提供了中國華北東部穿著偏衫式袈裟佛像的早期實例。286換言之,太延 五年(439)太武帝平定涼州後,涼州一帶所見偏袒式袈裟樣式,隨之傳入到鄰近 都邑平城附近,其後益趨盛行,如雲岡石窟第一期(約 460-465 年)第二十窟的主 尊坐佛,正是穿著這類的佛裝樣式。287北魏復佛後的數十年間,河北亦出現了這類 穿著偏衫式袈裟的石雕或金銅佛,反映出河北與受到平城佛教藝術有較密切的關

同市附近,提供了中國華北東部穿著偏衫式袈裟佛像的早期實例。286換言之,太延 五年(439)太武帝平定涼州後,涼州一帶所見偏袒式袈裟樣式,隨之傳入到鄰近 都邑平城附近,其後益趨盛行,如雲岡石窟第一期(約 460-465 年)第二十窟的主 尊坐佛,正是穿著這類的佛裝樣式。287北魏復佛後的數十年間,河北亦出現了這類 穿著偏衫式袈裟的石雕或金銅佛,反映出河北與受到平城佛教藝術有較密切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