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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鮮卑建國以前至建國初期

第一章 北魏金銅佛的造像風氣及其緣起

第一節 拓跋鮮卑建國以前至建國初期

拓跋鮮卑,是創建北魏政權和統一華北的部族。拓跋部族的遠祖發源地,即 今黑龍江省嫩江大興安嶺東北、額爾古納河東南,此期間主要的社會經濟型態,

正如《魏書》〈序言〉所說「畜牧遷徙,射獵為業」的維生方式。78二世紀中期,

拓跋部落向南遷入「匈奴故地」,79位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灤河上游和閃河流域之間 的牧草地,80游牧為主要的生活形態。81四世紀初,拓跋部族的活動範圍,集中在

       

77 侯旭東,〈論南北朝時期造像風氣產生的原因〉,《文史哲》,1997年第5期,頁60-64。

78 1979至1980年之間共經過四次探索後,證實拓跋鮮卑的遠祖最早生活在嘎仙洞一帶,與《魏書》

〈序紀〉的記載相符。參見田剛,〈嘎仙洞與拓跋鮮卑的歷史發展〉,《黑龍江民族叢刊》,2004 年第4期(總第81期),頁63-67;米文平,〈鮮卑石室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 期,頁1-7,99;米文平,〈大興安嶺鮮卑石室是怎樣發現的?〉,《北方文物》,1981年第1期,頁 84-88。

79 《魏書》〈序記〉云:「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歷年乃出。始居 匈奴之故地。」﹝北朝北齊﹞魏收,《魏書》,卷一,〈序記〉(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2。

80 有關「匈奴故地」之位置,可參見金榮煥,《拓跋鮮卑早期歷史研究─以《魏書》〈序紀〉之分析 為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頁109-116。

81 逯耀東認為,拓跋鮮卑族當時農業尚停留在萌芽階段。請參見逯耀東,〈北魏前期的文化與政治 形態〉,收入於《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傳變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5-70。

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涼城和山西大同一帶,仍然沒有固定城郭。82四世紀中 期,盛樂(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北)成為拓跋鮮卑第一個政治中心,農業生 產佔總經濟比重日益增加,生活漸次穩定下來。83

北魏建國(386)以前,拓跋鮮卑部落主要過著在草原上騎馬奔馳、捕捉畋獵,

而四處遷徙的生活型態。根據《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的記載:

魏先建國於玄朔,風俗淳一,無為以自守,與西域殊絶,莫能往來。故 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久在洛陽,

昭成又至襄陽,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84

北魏建國前,佛教信仰尚不流行,而與佛教有少數幾次的接觸,如始祖神元帝拓 跋力微(174-277)曾經派遣其子沙漠汗到洛陽當人質。沙漠汗在洛陽期間有修習 佛法的機會,可是他在咸寧三年(277)歸國途中被殺,以致未有下文。又如,昭 成帝什翼犍(320-377)在太和二年(329)遣至後趙(319-351)作為質子,此時佛 圖澄(232-348)正活躍於後趙,什翼犍滯留鄴都的九年間習取當地制度和文化,

也應該與當地佛法有所接觸。85就實物遺存而論,至今發掘到的拓跋鮮卑族在北魏 以前所建立的墓葬和遺迹中,尚未發現佛教造像及其相關物品,但可見若干的金 屬製品。這些金屬製品,除了生活所需的鐵製馬具、武器之外,部分是具動物圖 樣的金屬物件,如動物造型的金牌(圖 3)、金指環等等。這些金屬物件上的動物 圖樣,長久以來一直存在於廣遠的北方草原地帶,體現出北方草原的文化特質。86 在北魏建立以前,拓跋鮮卑族所鑄造的金屬製品,充分表現了拓跋部落原始的鑄

       

82 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頁38-46。

83 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頁38-46。

84 ﹝北朝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頁3030。

85 塚本善隆,〈北魏建國時代の佛教政策と河北の佛教〉,《東方學報》,第10冊(1939年),頁52-53。

塚文善隆譯注,《魏書釋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頁170-171。

86 趙豐主編,《絲綢之路美術考古概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74-176;宿白,〈東北、內 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頁42-54;宿白,〈盛樂、平 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頁38-46。

造技術及其鑄造文化,此時的製作技術可能正是往後金銅佛鑄造工法的基礎。87

圖 3 獸紋金飾牌 西晉 四世紀初 內蒙古自治區涼城縣出土 內蒙古博物館藏

反觀華北地區佛教信仰的流行情形,卻與拓跋鮮卑部族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四世紀以後,因受到北方幾個政權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日益隆盛,尤其是河北 和關中。以河北地區而言,後趙佛教已盛,石勒(274-333)、石虎(295-349)皆篤 信佛教,石虎曾受佛圖澄感化。佛圖澄對人們施以教化,使人民多信佛教,88還出 現「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的景象。89迄今所 知有幾件造於後趙時期的金銅佛傳世,如後趙建武四年(338)造金銅佛(圖 2), 現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即為一例。又如,幾尊在河北發現的金銅佛(圖 4), 風格皆與後趙建武四年造像相同,也可能是後趙遺存。90因此,四世紀中期已有金 銅佛流傳河北。另外,1965 年在遼寧省北票縣西官營子發現的馮素弗夫婦墓,馮 素弗死於北燕太平六年(414)或太平七年(415),可知是十六國北燕(409-436)

的墓葬遺迹。在馮氏的隨葬品中,有一件金飾片上可見帶有火焰身光的坐像(圖

       

87 中野徹指出,鮮卑族運用匈奴合鑄車馬具的技術鑄造佛像。中野徹,〈青銅鍍金佛の素技と技法〉,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久保惣記念文化財團東洋美術研究所紀要》,第1期(1988年),頁48-79。

8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頁173-175。

89 ﹝梁﹞慧皎,《高僧傳》,卷九,〈神異上‧佛圖澄傳〉,《大正藏》,第50冊,頁383下。

90 李玉珉,〈河北早期的佛教造像-十六國和北魏時期〉,《故宮學術季刊》,第11卷4期(2004年夏 季),頁1-80。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北京:

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35、86;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石家莊市北宋村清理了兩座漢 墓〉,《文物》,1959年第1期,圖4。

5),兩側有人像,這很可能是佛教圖像。91由此可見,五世紀初以前,遼寧一帶也 有金銅佛像的發現。其次,《鄴中記》中又描述到後趙時期舉行浴佛、行像時的盛 大場景:

石虎性好佞佛,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四輪,

作金佛像坐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 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 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92

上文敘述著行像時金銅佛放置在國主專製的四輪檀車上,作為巡行主像而受到眾 人的瞻仰和禮拜的實況。

圖 4 金銅佛坐像 四世紀 河北省博物館藏 圖 5 金飾 北燕 五世紀前半 遼寧省北 票縣馮素弗墓出土 遼寧省博物館藏

關中是另一個十六國佛教首要繁盛的區域。前秦統治時期(350-394),長安佛 教甚為流行,前秦君主苻堅(338-385)受到道安(312-385)等高僧的影響而篤信 佛教,風行草偃,佛教因此昌盛。時至後秦(384-417),關中在君主姚興(366-416)

       

91 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頁2-25;宿白,〈東北、

內蒙古地區的鮮卑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一〉,頁44-45。

92 ﹝晉﹞陸歲羽,《鄴中記》(台北:台灣商務,1975),頁11。

的鼓勵和支持下,已有五千多名外地僧人集聚長安,整個後秦領地更是「州郡化 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93可見當時關中居民也多信仰佛教。前秦、後秦時,有 不少高僧在長安譯經,其中最著名的僧人即道安、鳩摩羅什(344-413)。道安在西 元 379 年至長安後,在長安停留的七年時間,與趙文業傾力翻譯佛經,長安遂成為 譯經重鎮。94其後,居於涼州的鳩摩羅什(344-413),在西元 401 年由後秦姚興親 自迎入長安以後,開始長達七年的譯經事業,譯出多達三十餘部佛教經典,其中 包括不少對中國佛教史影響頗巨的大乘經文。95以前秦、後秦金銅佛而論,據學者 推定,有幾件流傳關中一帶的十六國金銅像遺存,如一尊金銅菩薩像,傳為陝西 省三原縣出土,現藏於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風格近似印度犍陀羅式的雕刻樣式

(圖 6)。96另有一件風格相同的作品,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7)。97這類金銅菩 薩像,當代不少日本學者曾撰文討論,到底它們是中國工匠對西域造像忠實的仿 製品,或是直接從西域輸入中國的造像。98不論如何,它們很可能是十六國時期流 傳於關中一帶的菩薩像,證實其時與西域的交流情形。在前秦時,金銅佛還曾經 做為國君贈予其時名僧的饋贈物。《高僧傳》卷五〈道安傳〉稱:

苻堅遣使送外國金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鏤綉像、織 成像各一張。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暉,烟華亂發,

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盡敬矣。99

       

93 ﹝唐﹞房玄齡,《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台北:鼎文書局,1976),頁13。

94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頁178-206。

95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頁250-300。

96 東京國立博物館,《金銅佛》(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7),圖2。

97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3‧魏晉南北朝雕塑》,圖27。

98 十六國時期金銅佛與犍陀羅雕刻藝術的關係,最早提出者為矢代幸雄和水野清一。矢代幸雄,〈健 駄羅式の金銅仏〉,《美術研究》,117號(1941年),頁9-10;水野清一,〈中國仏像の源流〉,《史 林》,46卷4號(1963年),頁682-693。基本上,過去學界認為這類金銅坐像為中國製品,但近年 來中野徹和松本伸之日本學者,將其視為中國以外製造的造像。中野徹,〈青銅鍍金佛の素技と 技法〉,頁73;松本伸之,〈中國古式金銅佛の形式について─付中央アジアと東南アジアの青 銅鍍金佛〉,頁29。

99 ﹝梁﹞慧皎,《高僧傳》,卷五,〈道安傳〉,《大正藏》,第50冊,頁352中。

如上所述,前秦苻堅贈送道安的各式佛像中,包括來自西域的七尺高金銅倚像及 金銅坐佛。每次法會進行時,會場內便陳設各式尊像,另還布置有幢幡,其中置

如上所述,前秦苻堅贈送道安的各式佛像中,包括來自西域的七尺高金銅倚像及 金銅坐佛。每次法會進行時,會場內便陳設各式尊像,另還布置有幢幡,其中置